本文是一篇国际贸易论文，本文利用 2001-2015 年中国出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农产品的 HS92六位编码数据，在具体分析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农产品贸易现状的基础上，以期通过三元边际分解的方法测度中国对“一带一路”农产品出口增长的扩展边际、数量边际和价格边际，进而分析各贸易边际的贡献程度，以明确中国农产品出口“一带一路”的增长路径。最后考察中国农产品出口“一带一路”的三元边际影响因素，以期提出合理促进中国农产品出口健康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2001 年加入 WTO 之后，对外贸易进一步开放，农产品出口贸易额也有较快的增长，出口额从 2001 年 160.9 亿美元增长至 2015 年的 706.8 亿美元，年均增长 11.15%。但是在快速增长的背后，其暴露出来的问题也不容忽视。一方面，农产品的进口规模增长迅速，进口额从 2001 年 118.5 亿美元增长至 2015 年的 1168.8 亿美元，年均增长 17.76%，超过农产品出口增速。从 2004年开始，我国农产品贸易逆差已经成为常态，并呈不断扩大趋势。这对国内农产品生产者产生较大冲击，并且已经影响到我国部分农产品的产业安全；另一方面，我国农产品出口增长方式脆弱性问题突出，容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2008 年全球经济危机，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受到重挫，从 2002-2007 一直保持着的 10%以上的高增长率，下降到 2008 年的 10%以下，并继续下降到 2009 年的负值。除此之外，农产品质量不高，国际竞争力不足，出口增速放缓，频频受到非关税壁垒等问题都值得我们关注，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给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一带一路”倡议的正式提出，给沿线各国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交流合作平台，深化了沿线各国的合作，促进了对彼此的投资，扩大了贸易往来，推进了贸易便利化进程。“一带一路”沿线包括大部分的亚洲国家，还有部分欧洲和非洲国家，同时还有其他区域的国家积极响应，未来还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而农产品经贸合作作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重要的合作领域，这些年发展迅速。农产品贸易总额由 2001 年的 44.95 亿美元增加到 2015 年的 372.65 亿美元，增长了 729.06%。其中，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农产品出口额从 2001 年的 25.92 亿美元增长到 2015 年的 157.64 亿美元，涨幅达 508.15%，占我国农产品总出口额的比重也由 2001 年的 15.33%增长至 2015 年的 26.76%。而我国也积极抓住“一带一路”倡议的契机，为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发展提供便利，2015 年 5 月 28 日至 29 日，第一届“一带一路”检验检疫高层国际研讨会在中国重庆召开，会上提出加强在农产品检疫方面的合作，优化农产品过境手续。随着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的合作加深，必将进一步为我国农产品贸易带来更大的便利。已有研究表明，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农产品贸易有较强的互补性，并且潜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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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1.2.1 研究目的
本文利用 2001-2015 年中国出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农产品的 HS92六位编码数据，在具体分析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农产品贸易现状的基础上，以期通过三元边际分解的方法测度中国对“一带一路”农产品出口增长的扩展边际、数量边际和价格边际，进而分析各贸易边际的贡献程度，以明确中国农产品出口“一带一路”的增长路径。最后考察中国农产品出口“一带一路”的三元边际影响因素，以期提出合理促进中国农产品出口健康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1.2.2 研究意义
从现实意义来看，中国作为一个农业生产大国和贸易大国，但并不是农产品贸易强国。近几年，虽然农产品贸易快速发展，其背后的问题却也不容忽视。在农产品生产数量快速上升的同时，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也在快速增加，而产品质量却没有及时跟上，导致国内农产品出口竞争力不足，出口增速减缓。此外，我国农产品出口市场集中于日本、韩国和欧美等发达国家，经过这么多年的农产品贸易，出口潜力不足，增长乏力，并且结构风险突出，频繁受到发达国家市场的非关税壁垒影响。农产品出口增长容易受外部影响，脆弱性问题突出，面对以上问题，“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中国农产品贸易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战，通过研究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出口增长的三元边际，充分了解其增长的微观结构及其影响因素，对于深化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开发有潜力的市场，发掘我国农产品出口的新增长点，增加抵御风险的能力有着重要的意义。
从理论意义来看，以企业异质化模型为基础的新新贸易理论，对现代国际贸易有着更好的解释力，通过对一国的贸易增长分解为二元边际或者三元边际，可以解释一国贸易的增长模式。将新新贸易理论应用在农产品贸易中的文献很多，而“一带一路”作为我国目前重要的对外经贸合作倡议，学者对“一带一路”农产品贸易大多集中于对贸易潜力和贸易效率的研究。而对我国农产品出口“一带一路”贸易边际的研究却很少，本文期望能在此方面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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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对“一带一路”农产品贸易发展现状
2.1 总体发展趋势分析
2.1.1 中国对“一带一路”农产品贸易规模增长明显
为保持数据口径的一致，本章所有的数据都是根据上文对农产品范围的定义和研究对象的选取，利用 CEPII-BACI 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整理计算得来的，根据研究需要和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的考察期为 2001-2015 年。
从表 2-1 可以看出，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以来，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农产品贸易增长明显，其中出口额由 2001 年的 25.92 亿美元增长到 2015 年的157.64 亿美元，涨幅达 508.15%，年均增长 13.76%。2001-2015 年间，只有 2005 年、2007 年和 2010 年我国对“一带一路”的农产品出口额增长率为负，其中 2005 年下降最多，高达-45.49%，2007 年下降 12.89%，2010 年下降 6.87%。其余年间我国对“一带一路”的农产品出口增长率均为正，最高为 2004 年的 96.18%，其次是 2006年的 79.24%，最低是 2012 年的 1.07%。包括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导致我国农产品整体出口额下降的 2008 年，我国对“一带一路”的农产品出口额仍有 16.26%的增长，一定程度可以反映出“一带一路”农产品出口市场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抵抗力较好。但是从表 2-1 也可以看出，经过 2001-2011 年增长率平均 17.87%的快速增长之后，2011-2015 年的增长率平均只有 4.12%，增速明显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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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国别结构分析
2.2.1 出口市场比较集中稳定
从表 2-2 可以看出，我国对“一带一路”农产品出口结构比较集中和稳定，排名前六出口国累计出口额一直保持在 60%左右，并且长期集中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俄罗斯等国家。其中马来西亚在 2001-2003 年和 2005 年一直是第一大出口市场，在 2004 和 2006-2008 年，以及 2010 年为第二大出口市场，在 2011-2015为第三大出口市场。出口份额也由 2001-2003 的 15%以上下降到 11%左右，并一直保持稳定。而我国对俄罗斯的农产品出口份额则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从 2001 年的第五大出口市场上升到 2006 年的第一大出口市场，并且一直稳定在前二，直到 2015年下降到第四大出口市场，但仍然有 10%以上的份额。印度尼西亚则一直稳定在前三，除了 2005 年为第四大出口市场，考察期内大部分年份我国对其出口份额都在10%以上。而剩下的泰国、越南和新加坡则大分部分年份都排在出口市场的后三位，份额集中在 6%到 9%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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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中国对“一带一路”出口农产品的描述性分析 ............. 24
3.2 中国对“一带一路”农产品出口三元边际测度结果分析 ........... 26
4 中国对“一带一路”农产品出口增长三元边际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38
4.1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38
4.1.1 计量模型的设定 ................... 38
4.1.2 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38
5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47
5.1 主要结论 .................... 47
5.2 对策建议 ................. 48
4 中国对“一带一路”农产品出口增长三元边际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4.1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4.1.1 计量模型的设定
本文关于贸易边际影响因素的研究借鉴 Kances（2007）的分析框架，以异质性企业模型和引力模型为基础，框架包涵双边相对经济规模、固定贸易成本、可变贸易成本和贸易壁垒等，众多学者借鉴其分析方法，具有较强的说服力。本文结合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特点，选取双边相对经济规模（GDP）、收入差异（pergdp）、可变贸易成本（dist）、固定贸易成本（free），以及虚拟变量：是否与中国接壤（border）、经济危机（shock）和是否与中国签订自贸协定（FTA）作为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则为我国对“一带一路”的农产品出口增长的数量边际、扩展边际和价格边际。为了减少数据异常的影响，变量多以对数形式进入方程，最终构造如下拓展引力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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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5.1 主要结论
本文首先对我国与“一带一路”的农产品贸易整体形势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之上，从特征事实到深入计算出口三元边际，逐步准确把握我国农产品出口“一带一路”的增长模式，最后利用扩展引力模型，探究了影响出口三元边际的因素。现将主要结论整理如下：
（1）我国与“一带一路”的农产品贸易发展迅速，互补性强，“一带一路”在我农产品贸易对象中的地位也在逐步上升。首先自 2001 年以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产品贸易额无论出口还是进口都实现了巨额的增长，并且其占我国农产品总出口的和总进口的比重也在上升。其次我国与“一带一路”的农产品贸易具有很好的互补性，我国主要出口“一带一路”的农产品集中在 HS92 编码下的农产品第二大类：植物产品；而我国进口“一带一路”的农产品则主要集中在第三大类：油脂、蜡等。最后在农产品进出口市场结构方面，我国与“一带一路”农产品贸易的主要进出口市场都比较稳定和集中，其中出口市场集中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俄罗斯、泰国和越南，前六位出口市场的集中度平均在 60%左右；进口市场集中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印度、越南和俄罗斯，前六位进口市场的集中度在 80%左右。
（2）我国对“一带一路”的农产品出口主要仍以“低价量多”的增长模式为主，少部分区域以扩展边际为主要动力，价格边际作用有限。本文首先通过描述性分析，对我国出口“一带一路”6 个典型农产品和所有 649 种农产品整体的价值、数量和价格的变化趋势有了一个直观形象的认识，初步得出我国的农产品出口“一带一路”主要依靠的是数量的扩张。然后通过三元边际分解，计算出了我国对“一带一路”47 个国家的农产品出口三元边际，并使用趋势图、核密度模拟分析和计算增长率的方法，定性定量的对其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对“一带一路”的农产品出口模式仍然“低价多量”为主。最后由于“一带一路”区域广泛，国情复杂，本文对“一带一路”各个分区的三元边际进行了分类讨论。结果显示，虽然我国对大部分区域（蒙俄、东南亚、南亚和西亚中东区域）的农产品出口增长主要依靠数量边际的扩张，而中亚和中东欧区域的农产品出口增长则主要依靠的是扩展边际扩张的作用，价格边际对各个区域的影响都比较小。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