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区位导向性政策作为政府通过政策优惠、税收激励和补贴等方式带动区域经济增长、促进产业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其往往与特定区域绑定，强调政策和区域自身的资源禀赋和经济基础形成合力，共同促进资源有效配置、产业集聚与技术外溢，进而带动区域经济增长。Glaeser 和 Gottlieb（2008）认为区位导向性政策可以分为三类，包括交通政策、经济特区与带有明显区位指向性的干预政策[1]。其中，经济特区是一项更具明确经济增长目标的区位导向性政策，我国近年来逐步复制、推广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便是其中的典型案例。
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我国在新时期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推动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国家试验田”。自 2013 年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成立，至 2020 年 9 月第六批自贸区获批成立，中国 21 个自贸试验区已经形成“1+3+7+1+6+3”的贸易开放新格局。自贸试验区将依据各自的区位优势、功能定位，探索建立改革开放的新路径和新模式，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促进区内经济增长的同时，利用其所处中心城市的辐射效应对周边地区产生带动、外溢、政策示范等方面的影响，从而对整个区域经济发展进程产生影响。有研究指出自贸试验区形成的对外开放新高地及其具有的制度优势，在带动港口、母城以及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受到了诸多国家广泛的认可。自贸试验区设立在对母城及腹地经济发挥集聚效应和辐射功能的同时，其所构建的多功能经济性特区，也定会对母城与腹地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外溢和带动效应（韦颜秋和邱立成，2015）[2]。
随着 2020 年新一批自贸试验区成立，上海自贸试验区设立运行至今已有七年多时间，第二批自贸试验区批准设立也已五年有余，自贸试验区在投资准入、金融创新和贸易自由化等方面制度变革的影响效应如何？上海、天津、广东和福建自贸试验区的设立，能否对各自所处的长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区域经济增长产生带动效应？各自贸试验区发挥的带动效应有何差异？三大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作用机理如何？为此，本文将利用合成控制法，选择经济增长作为评估指标，深入分析自由贸易试验区对三大区域经济的带动效应，以期为自贸试验区规划实施、探索区域经济均衡发展路径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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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基础概念界定
1.2.1 自由贸易试验区概念界定FTA（Free Trade Area）与 FTZ（Free Trade Zone）皆可被称作自贸区，两者均有进一步扩大市场开放，取消或降低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进而推动国内经济发展的作用，同时二者也具有显著差异。本文所研究、讨论的对象即为 FTZ，下文将国内实施推广的自由贸易试验区简称为自贸区。
现今被广泛接受的 FTZ 概念是由《京都条约》所定义的：“FTZ 为一国将其领土的某一部分，划定为特殊区域，在该区域内境外资金与货物能够免受海关监管自由进出，常常被认为是境内关外。”FTZ 所具有的特殊性，使其能够通过实施各种政策，推行制度改革，使贸易、投资便利化，促进对外开放[3]。表 1.1 例举出了两种自贸区的不同点。（1）实施对象。FTA 是两个或多个国家之间，就贸易、投资等领域签订的特殊协定，比如北美、东盟等自由贸易区。而 FTZ 是指在一国内部划定一片区域，制定相关政策。（2）核心要义。FTA 主要是在协定签署的主权国家之间，取消或降低关税及贸易壁垒，非签约国则不能享受优惠。而 FTZ 实施国能够根据国家实际需求进行制度安排，允许境外货物免税自由进出。（3）法律基础。FTA 是通过各成员国共同商议而签署制定，而 FTZ 则完全由自贸区建立国自主设定实施。（4）功能作用。FTZ 最主要功能就是制度创新的国家试验田，探索全方位改革开放，为经济发展积累经验提供借鉴。而 FTA 主要功能是，为协约国之间的贸易、投资等领域自由化提供便利，促进国家之间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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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
2.1 文献回顾
2.1.1 贸易开放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带动效应研究
区域内部城市的经济规模与发展水平一般不均等，存在着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且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施加正向或反向的外溢效应。Myrdal（1957）将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的作用归纳为两种类型：第一类是回流效应（又称极化效应），是指中心城市的发展会吸空外围城市的高素质人才、资本等稀缺资源，进而抑制外围城市的经济增长，使得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的差距愈益扩大；第二类是扩散效应（又称涓滴效应），是指中心城市的经济增长会通过增加对外围城市初级产品和原材料的需求、扩大对外围城市的技术外溢，从而带动外围城市发展，实现中心和外围城市经济协同增长[4]。学术界就贸易开放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Barrios 和 Strobl，2009；Behrens，2011）[5,6]。但关于贸易开放扩大或缩小区域间经济差距的观点，学者们并未达成一致（Kanbur 和 Venables，2005）[7]。由于假设前提不同以及集聚和发散力量的特殊本质，造成现有研究结论相互矛盾：一些学者认为贸易开放能够扩大区域间经济差距，而另一些学者认为贸易开放会不断缩小一国区域间经济差距（Krugman 和 Livas，1996）[8]。例如，Hearn 和 Venables（2011）用意大利的数据揭示了，一国提高贸易开放水平和减少国内市场分割阻碍，将加剧制造业企业向核心区域转移，最终导致区域差距日益扩大[9]。Krugman 和 Livas（1996）研究发现贸易自由化可以缩小一国内部地区间经济差距[8]。在这个模型中，随着一国贸易自由化水平逐步提升，发达地区对企业的吸引力会有所下降，考虑到发达地区的环境污染、交通拥挤、劳动力成本等问题，部分企业会选择转移至落后地区，进而缩小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差距。同时，Brülhart（2011）认为由于研究数据与实证方法的不同，导致贸易自由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的影响方向和力度也存在显著差异[10]。除此之外，关于贸易开放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研究，学者们主要以发达经济体为题材，尤其是欧洲一体化（Niebuhr，2006；Barrios 和 Strobl，2009），这些研究本身尚未达成一致，因而并不能够完全套用于发展中国家[11,5]。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国内区域经济协调问题备受关注，研究贸易开放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也就具有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目前国内已有许多学者对这一问题展开了有益的探讨，黄新飞和舒元（2010）基于中国 1992—2007 年的省级数据，分析发现贸易开放度的提升对于区域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进一步研究表明贸易开放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东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均未有显著地体现[12]。熊灵等（2012）使用我国省级数据和空间计量模型，考察了贸易开放的区域增长空间效应，结果表明贸易开放对省域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伴有空间收敛与空间发散双向效应，并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积累和基础设施条件不同而具有空间异质性[13]。魏浩（2010）利用空间统计方法检验中国 30 个省市对外贸易的空间外溢效应时发现，区域间存在显著的空间外溢效应，上海、福建等四个省市对周边省市存在显著的正向外溢效应，同时，上海的外溢效应日益显著且稳定。从三大经济圈来看，北京并未产生外溢效应，上海的外溢效应逐渐增强，广东的外溢效应逐渐下降[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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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文献述评
通过文献回顾可知，相关学者已经就贸易开放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展开了深入讨论，但关于自贸区的经济效应研究多局限于其对本地经济的影响，而将自贸区与其辐射区域经济增长联系起来，检验其影响及作用机制的文献却较为缺乏。且现有关于自贸区区域经济影响效应的研究，其研究结论也并未达成统一。在此基础上，也有部分研究以区域经济学中辐射效应理论等作为出发点，分析了自贸区这一制度高地对其周边区域的辐射效应和虹吸效应，这些研究丰富了现有自贸区的相关研究。但总体来说，针对自贸区的经济辐射效应研究不足，讨论并验证自贸区政策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的文献也相对较少。因此，本文从自贸区能否带动周边辐射区域经济增长的角度出发，进一步检验自贸区设立对其辐射区域经济增长的带动效应。现阶段的研究成果为本文研究提供了空间，更能体现自贸区对区域经济带动效应研究的意义所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区域经济一体化伴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同步发展。随着各国之间国际贸易活动来往愈加频繁，生产要素以及资源在世界各国进行贸易往来过程中得到了有效地配置，加快推动了多边、双边区域自由贸易进程。但同时，由于参与全球多边贸易体系的国家和地区较多，且各国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在进行国际贸易往来时，各方利益难以兼顾，尤其针对一些弱小的国家，在国际中缺少话语权，其参与国际贸易往往造成经济利益以及政治利益受损。但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国家要求对现行的国际贸易规则进行改革，为此国际贸易规则逐渐发生了变化，具体表现在：
第一，多边贸易体制谈判进展不畅，形成统一的国际贸易规则进程受阻。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新兴市场国家快速发展，工业化水平、生产效率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对发达国家造成了一定的威胁。在国际贸易合作方面，各方利益难以权衡，对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进程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以全球多边贸易体系的主要代表世界贸易组织（WTO）为例，其成员国众多，权衡各国经济利益比较复杂。在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过程中，发达国家希望引入非传统的比较优势（如清洁环境、劳工权益、知识产权、政府干预经济方式等），在与新兴市场国家竞争中占据优势，并通过规则的制定，将新兴市场国家已经存在的比较优势转化成比较劣势。因此，在 WTO 框架下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难以达到各自利益的平衡，多边谈判机制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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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背景、战略意义和发展历程........................... 10
3.1 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的背景............................................ 10
3.1.1 设立的国际环境.................................... 10
3.1.2 设立的国内背景......................................... 11
4 自由贸易试验区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机制.......................... 18
4.1 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因和途径.............................................. 18
4.2 自由贸易试验区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18
5 研究设计................................................ 23
5.1 变量与数据来源................................ 23
5.2 模型设定................................... 25
5 研究设计
5.1 变量与数据来源
（1）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本文旨在考察四大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能否对各自所在的长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区域经济增长产生带动效应，故借鉴王利辉和刘志红（2017）的研究思路，以人均 GDP（PGDP）作为被解释变量，来衡量区域经济增长[20]。核心解释变量为自由贸易试验区 FTZi,t，表示某区域在 t 年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且城市 i 位于该区域内部则取 1，反之则取 0。
（2）控制变量。借鉴刘乃全和吴友（2017）的研究，选取财政支出、产业结构等作为控制变量[55]。其中，（1）财政支出（Govern），使用各城市财政一般预算支出来衡量，取自然对数。（2）对外开放度（Open），用各城市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与 GDP 之比来度量。（3）产业结构（Ind），采用各城市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之比来表示。（4）基础设施（Infra），用各城市人均道路铺设面积来表征。（5）人口密度（Density），使用各城市每平方公里人口数来衡量。（6）城市化率（Urba），采用各城市辖区人口与占全市总人口之比来计算。主要变量定义见表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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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研究结论、启示与展望
6.1 研究结论
自贸区是国家在新时期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实现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国家试验田”，依托自贸区的体制机制创新，带动开放型区域经济快速发展是自贸区建设的重要内容。自贸区的设立能够促进其所在区域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而对自贸区周边地区产生辐射带动效应，并进一步扩大自贸区及其周边区域的对外开放，形成由点及面的区域联动发展。
基于此，本文利用 2009—2018 年中国 214 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基于 2013、2015 年第一批和第二批自贸区设立的准自然实验，采用合成控制法分别评估上海、天津、福建和广东自贸区设立，对各自所在的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区域经济增长的带动效应，并进一步探究了自贸区政策影响三大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本文研究发现：（1）自贸区设立均显著带动了各自所在区域的经济增长，且由于各自贸区重点改革领域、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及要素禀赋不同，致使自贸区政策对三大区域经济增长的带动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具体来看，对于长三角区域而言，2013—2014 年，实际经济增长路径逐渐与其合成对象经济增长路径出现分离，并在 2015 年之后迅速拉大与合成经济增长路径的差距，说明上海自贸区后期促增效应明显；对于京津冀区域而言，天津自贸区成立后京津冀区域实际经济增长路径与其合成控制对象经济增长出现明显差距，并快速促进区域实际经济增长；对于珠三角区域而言，2015 年广东、福建自贸区之后，实际经济增长路径缓慢高于合成的经济增长路径。（2）上述结论在经过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3）影响机制检验表明，上海自贸区主要通过经济联系机制对长三角区域经济增长产生带动效应，天津自贸区主要利用产业分工机制对京津冀区域经济增长产生带动效应，福建和广东自贸区则通过经济联系机制与产业分工机制两条路径对珠三角区域经济增长产生带动效应。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