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1.1.1 选题背景
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各国经济频繁波动，各项改革不断推进，再加上现阶段新冠肺炎肆虐，这一系列挑战加剧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使得市场参与主体尤其是企业难以对未来的经济走势形成准确的预期判断，从而面临一种不知所措的局面，而这又会影响到企业投资、消费等行为，进而对企业的绩效水平产生冲击。尽管学者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普遍持悲观态度，认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负向作用于就业、产出等宏观经济层面（Baker et al.,2012[1]），但是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却存在一定的分歧。持负面观点的学者认为当企业面临的政策不确定性升高时，他们倾向于更加保守的投资决策，同时也会降低企业的投资规模（Bloom et al., 2007[2]；Kang et al.,2014[3]；谭小芬和张文婧，2017 [4]）。而持正面观点的学者则认为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比较高的情况下，企业的风险意识也会更大，企业会加大创新投资以确保在外部环境波动下获取市场势力（顾夏铭等，2018[5]；霍远等，2020[6]）。究其原因，我们认为上述研究忽视了开发区的比较优势，割裂了不同区域条件下企业行为的非一致性，从而使得企业在面对外部经济政策冲击时的行为以及绩效表现难以体现区域差异，导致研究结果的不准确性。
开发区是政府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在城市内划定一定范围，只针对这一范围颁布一系列优惠政策以及实行各种制度的区域。自 1984 年我国设立第一个开发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至今，开发区经过了长足的发展，其发展重心经历了从沿海城市向内陆城市、从东部向中西部地区的转变。根据《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2018 版）》（简称“公告”），直至 2018 年，我国共设立国家级开发区 552 家，省级开发区 1991 家，其中包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开区）、高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区）、保税区、工业园区、经济开发区、产业园区、旅游度假区等多种类型。开发区担负着扩大中国对外开发、实现地区经济发展的重任，是推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政策载体。以高新区为例，通过《中国火炬统计年鉴（2020 年）》数据查询，2019 年国家高新区上缴税额为 18594.3亿元，占全国税收收入的比重超过了 14%，年末从业人员达到了 2213.5 万人，实现出口创汇 5997.2 亿美元，逐渐成为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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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综述
1.2.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研究现状
Knigh（t1921）最先提出不确定性这一概念，他认为不确定性无法用概率进行衡量，否则和风险无差别。这种不确定性不仅包括在不施加任何干预的情况下事情发展过程的不确定性，也包括在人们干预的情况下出现实际结果和预期结果之间差别的不确定性[11]。Gulen and Ion（2016）[12]指出由于政府和监管机构可能做出改变企业经营环境的决定，这使得微观企业难以预测政府等有关部门何时制定政策、政策的内容以及政策发挥的潜在影响，因而会产生一种经济政策波动。现有关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研究主要划分为两大层面。一方面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Caggiano et al.（2017）采用非线性模型估计了美国失业率在面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上升时的反应，结果发现，在经济衰退时期，美国失业率的反应要更大，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可以作为解释企业失业率波动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13]。金雪军等（2014）通过构建脉冲函数发现了不确定性会对消费、出口等产生不利影响[14]。张玉鹏和王茜（2016）研究发现在经济衰退时期，政策不确定性能够对产出增长产生有利影响，而在繁荣时期反而出现了负面影响，因而呈现出非线性特点[15]。Bloom et al（.2018）发现经济不确定性在经济衰退时期急剧上升，通过构造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得出不确定性冲击会导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约2.5%[16]。
另一方面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影响研究。现有大部分文献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对企业投资产生不利影响，这种不确定性使企业的投资决定变得愈发谨慎，从而延缓或者抑制了企业投资（Bloom et al.,2007[2]；李凤羽和杨墨竹，2015[17]；耿中元等，2021 [18]）。然而创新投资作为投资的重要一环，与本文密切相关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却备受争议。一部分学者在分析二者的关系中将企业研发投资视为普通投资，认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研发创新存在抑制作用。郝威亚等（2016）根据实物期权理论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对企业 R&D 产生负面作用、不利于企业创新，又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证实了这一理论结果[19]。陈国进和王少谦（2016）认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了企业资金成本，降低了投资率，并且这种影响存在行业的差异性以及逆周期性特点[20]。邓江花和张中华（2021）基于实物期权理论，同样表明这种不确定性会对创新投资造成负面作用，并利用沪深 A 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发现伴随着不确定性的上升，企业会减少当前创新投资，而企业获取的政府补助会减轻这种负面影响，更有利于企业创新[21]。但是还有部分学者认为研发投资不同于普通投资，其更关注于对企业未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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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论机制研究
2.1 开发区概况
开发区肩负着国家发展的历史使命，它的建设发展体现的是国家的体制创新以及政策导向。本部分我们首先梳理开发区的发展历程，然后在此基础上分析开发区的比较优势。
2.1.1 开发区的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之前，计划经济体制盛行，政府管控着社会运行的方方面面，无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在这种特殊的时代发展背景下，为解决地区经济发展困境，我国政府通过设立开发区实现了经济增长奇迹。自开发区建立至今，我国开发区发展大致经历了起步阶段（1980-1991 年）、快速发展阶段（1992-2000 年）、清理整顿阶段（2001-2006 年）、二次发展阶段（2007-2013 年）以及稳定发展阶段（2013 年至今）。
（1）起步阶段（1980-1991 年）
改革开放之后，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1980 年 8 月 26 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正式宣布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借鉴经济特区的成功发展经验，1984 年，我国决定开放大连、秦皇岛、宁波、烟台、青岛等 14 个沿海港口城市，然后在这些城市先后设立了 15 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其中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是最先在我国设立的开发区。这一时期的初步探索奠定了开发区发展的物质基础和产业体系，但是这一阶段开发区的建设面临很多问题，一方面，由于初期开发区的建设设置在远离城市中心的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条件缺乏，而且资金来源主要依赖于传统银行贷款以及部分自筹资金，融资压力大。另一方面，开发区吸引入驻的企业多以劳动密集型以及中小规模企业为主，企业缺乏科技创新，产品质量及附加值低，难以在市场中具备竞争优势。
（2）快速发展阶段（1992-2000 年）
自 90 年代起，我国开发区建设迈入快速发展阶段，开发区也实现了较高的经济增长。从发展区域来讲，开发区的发展脉络逐渐由东部沿海地区向沿江、沿内陆以及边境城市扩展。从开发区类型来讲，开发区由单一的经济技术开发区扩充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等多种类型。从行政权限来讲，行政层级从国家级延伸至省级、市级开发区（刘艳君，2016[75]）。这一阶段开发区的发展特点是政府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扶植力度，特别重视企业研发创新。以高新区为例，国家针对区内企业实行多种政策优惠政策，包括税费减免、设立各种创新基金以及吸引高素质人才的优惠政策。根据《中国开发区年鉴（2002）》数据整理，从 1991 年至 2000 年，我国高新区企业的高级技术人员由 3.9 万人上升至 40.8 万人，研发经费由 1992 年的 15.2 亿元上涨至 1999 年的 230.8 亿元，企业净利润从 1991 年的 8 亿元上升至 2000 年的 597 亿元（傅彤，202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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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开发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
2.2.1 实物期权理论
实物期权理论指的是在投资不可逆或者投资存在调整成本的情况下，企业将延缓投资或者降低投资以期盼将来能有较大获利可能性的这样一种权利作为期权价值，随着外部不确定性波动越来越大，期权价值也随之上升，这提高了企业投资的边际成本，因此，企业会对投资持谨慎态度，企业一般会选择继续等待从而延长投资支出（Bernanke，1983[89]；Dixit and Pindyck，1994[90]）。McDonald and Siegel（1986）[91]指出，因为企业投资存在较高的不可逆性，此时等待投资对企业来说是最优决策行为。实物期权效应受以下三个因素的影响，第一，企业调整成本。如果企业调整成本比较高，也就是企业投资不可逆性较大，那么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投资的不利作用更大。第二，企业等待价值。如果企业延缓投资的决策成本是较低的，延缓行使期权对企业来说有利可图，那么此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抑制企业投资。第三，企业能否在当期投资和未来投资之间做出选择，而且这两期的投资决策是不相关的，以此确保投资决策不会间接地作用于企业的调整成本以及等待价值。基于实物期权效应，如果开发区企业进行投资的调整成本较高或者延缓投资的成本较低，那么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可能会阻碍开发区企业投资、降低企业创新水平以及资源配置效率，进而对开发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图 2.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开发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作用机理图
3 指标测算与数据分析 ............................................ 21
3.1 关键指标测算 ................................................................. 21
3.1.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测算 ............................................... 21
3.1.2 全要素生产率测算 .............................................. 21
4 计量模型设定与实证研究 .............................. 27
4.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开发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 27
4.2 创新中介机制分析 ..................................... 30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 39
5.1 结论 ................................................ 39
5.2 政策建议 ........................................... 40
4 计量模型设定与实证研究
4.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开发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本部分我们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同开发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基准回归，进而分析二者之间的影响机理。
因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宏观指标，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是微观指标，个别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反向因果关系几乎可以忽略。但是为进一步减少模型由遗漏变量产生的内生性、增强我们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稳健性，我们采用差分GMM（Dif GMM）以及系统 GMM（Sys GMM）的方法进行检验，结果由第（4）列和第（5）列显示，我们发现无论是差分 GMM 还是系统 GMM 模型回归，结果都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促进了开发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并且二者分别在 5%，1%水平上正向显著，而且二者均通过了自相关检验以及过度识别检验，这一影响结果与其他模型回归结果方向一致，进一步验证了我们的假设 1。在控制变量层面，资产负债率（lev）、资产收益率（roa）、有形资产比率（tag）的系数值显著大于零，表明资产负债率越高、资产收益率越高、有形资产比率越高的企业，他们的生产率水平越高。流动性比率（liq）的系数显著为负值，表明流动性比率越高的企业其生产率水平越低，其它变量的回归结果可从下表得出。
表 4.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开发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归分析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结论
本文梳理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开发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理论机制，并将开发区比较优势纳入其中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本文还探讨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开发区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并通过构建创新中介模型，从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两个角度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开发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否通过创新渠道发挥作用。本文采用 Baker et al.（2016）建立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和 2004-2017 年我国上市公司微观数据，采用 LP 法估计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基准回归分析，并通过 ACF法估算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稳健性检验，然后运用差分GMM（Dif GMM）以及系统GMM（Sys GMM）等多种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
（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开发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表现为随着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开发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也随之提升。这一结果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促进论提供了支持。开发区在产业发展、区位、政策、制度以及规划层面所具有的综合比较优势，为区内企业提供更好的发展环境进而实现更好的绩效提供了条件。
（2）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开发区企业具有创新激励效应，并通过提升园区内企业的创新水平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开发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创新中介渠道。而且无论是创新投入渠道还是创新产出渠道，二者均通过了完全中介效应检验。
（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开发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影响存在地区、开发区等级、企业所有制方面的异质性作用。按照地区划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东中西各个地区开发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均具有积极的提升作用，但是不同地区存在区别。具体来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部地区开发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最大，对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小。按照开发区等级划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国家级开发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最明显，对省级开发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较小。按照企业所有制划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最大，对非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较小。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