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初叶，中国进步青年为实业救国、教育救国、革命救国等不同理想抱负，有去欧洲的、去日本的、去苏联的、去美国的，还有去南洋的……人们一直追问，为什么最终找到中国正确革命道路的是没有出过国的毛泽东。人们很少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去研究，所以困惑。毛泽东运用马政治经济学知识找到和证成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避免了“本本主义”指导下革命失败的命运，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中国化的伟大成功，从而也首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化必须立足现实的生产关系。
一、理论准备：热衷于学习、研究政治经济学
民国初年，青年毛泽东了解到当时国家最需要的人才是能够建设国家的实业、经济人才，最好是商业专家、实业专家；因此，他特意报考了湖南省公立高级商业学校、学习制造肥皂的工业学校等，因为学校英文授课而自己退学。可见，青年毛泽东热衷经济和实业报国。1913年，毛泽东进入免收学费的湖南省公立第一师范学校求学。当时，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虽然是师范学校，但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形势需要，估计到欧战结束后，经济竞争必将更加激烈；以及基于湖南为农业省份的地区特点，乡村教师十分需要职业教育的考量，不仅增设了农业课程、商业课程，而且还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学生进行农工商实习。要求学生除师范技能外，既要学会各种生产技能，还要熟悉各行各业的管理方法，这样才能扎根乡村办教育。在今天看来，师范专业学这些，完全是不务正业，但湖南第一师范培养的虽是小学老师，其人才培养目标却是“男儿努力蔚为万夫雄”（校歌歌词）的青年才俊，不仅能当小学教员、乡村教育的开拓者、还能担任地方行政官员。当时，湖南第一师范的农、工实习，自三年级起，每周组织学生到课外分别实习 8 小时；而商业金融实习，则是以由学校指派部分学生轮流进行的方式展开，实习期 6 个月。农场实习包括粮食作物和时令蔬菜的种植，各班各组按照划定区域，开展耕种、栽培、除草、除虫、灌溉、施肥、管理、收获等农业全程的工作，因为乡村教师在偏僻农村需要农业生产，自力更生。工场实习活动设有木工工场、金工工场、普通工场和印刷场等场所，实习形式或分组或不分组，根据工作需求的繁简进行调整。商场实习注重练习实务，注重职业，实践商业交易、金融借贷。[1]实习实践学时要求长，特别注重实操和动手能力培养。培养学生的全面能力，除教学外，能满足开办乡村学校所面临的筹资、经营、管理等所需知识能力。 湖南一师求学为毛泽东重视农业、工商业和学习经济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使偏好文史哲的毛泽东加深了对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的关注。他在学校读了大量书籍报刊，其中就有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典《国富论》（《原富》）。
1918 年，毛泽东任学校学友会总务，管理活动经费，实行经济公开、民主，得到了很好的财务管理实践锻炼。1919 年 7 月，在建学会成立时，毛泽东提出了“国家要不要，家庭要不要，婚姻要不要，财产应私有应公有”等问题的探讨。在《建学会会则》中更是第一次体现了他对经济学的高度重视，主张对经济学进行必要的专门研究。1919 年 10 月在问题研究会的讨论中，毛泽东第一次系统地罗列出了当时中国存在的主要问题，其中细分了中国经济问题，《问题研究会章程》就是其中的代表论著。该文因为被北大学生争相传阅，不得不由当时北京大学的校刊《北京大学日刊》刊发。在该《章程》提出供研究的 71 个大问题中，属于经济方面的有“劳动问题”“实业问题”“交通问题”“财政问题”“经济问题”等 5 个大问题 15 个小问题，涉及劳动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交通经济学、财政学等主题。他强:“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在各种问题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下列各种主义，为特须注重研究之主义”。而后列出10 种主义，其中有“经济上之主义”。[2]五大问题之间除了区别之外，已有内在关联；由此可见毛泽东对经济问题已有一定研究，他对经济部门进行了分类。
二、运用政治经济学正确判断中国革命情势
中共一大后，毛泽东主要从事工人运动。国民革命国共合作时期，扶助农工政策确立后,毛泽东开始了伟大的农民运动实践。他知行互发，一边从事农民运动，一边研究、探讨农民运动的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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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1923 年 6 月，在中共三大会议上，在党内普遍重视工人运动的情况下毛泽东通过比较湖南和广东的工人和农民势力、革命的不同情势，向大会强调了农民运动对于革命的重要意义，并首次正式向党内同志发表了他对农民问题的重要意见。毛泽东的发言得到了党的重视，被推举担任《农民问题决议案》的起草工作。毛泽东在《外力、军阀与革命》中指出：当前中国“除开沿江沿海沿铁路稍有点可怜的工商业外，全部属于农业经济生活；人民的组织，除开沿江沿海沿铁路应乎他们的经济的情形有一点微弱的组织，像工商，教职员、学生等团体外，几乎全是家族的农村手工业的自足组织”。[8]毛泽东在分析中国城市与乡村、工人与农民问题时，强调中国反动势力的基础不是城市买办阶级，而是农村的地主阶级。因为中国买办阶级集中的区域,不过大连、天津、汉口、上海、广州、香港等沿海沿江数处,而地主阶级却如一张网遍布整个中国；鉴于当时中国政治与经济处于一盘散沙、最便利反动军阀割据统治的情形，毛泽东断定中国将处于外力与军阀勾结割据的状态。
毛泽东在深入开展农民运动实践中，撰写了《对农民宣言》，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了以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为中心的斗争策略；指出如果不用暴力推翻发动的统治阶级，他们不会自动放弃鱼肉百姓的特权；农民只有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才能维护自己的权利，这是中国革命的特色。关于农民政权的建立，毛泽东建议可分“政权集中在农民协会”“国民政府系统之下的乡村自治”两个阶段。[9]毛泽东认为，建立和巩固农民政权的重要支柱是建立农民武装。农民是中国革命的生力军、主力军。土地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农民政权与农民武装是解决农民问题的斗争手段，只有紧紧依靠农民的支持,解决好农民土地问题，中国革命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可惜国民革命在不久后即以国民党背叛而失败，毛泽东的设想并没有机会得以实施，但为后来土地革命阶段提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提供了思想条件准备。 在担任第六届农讲所所长期间,毛泽东亲自为学员讲授《中国农民问题》课程。课程中设有“帝国主义对于中国农民的剥削”“军阀对于中国农民的剥削”“地主阶级对于中国农民的剥削”等专章。毛泽东利用资本的扩大再生产、剩余价值、地租等理论，指出帝国主义对中国农民的剥削主要有“销货”“收原料”“放债”“赔款”等四项，造成中国手工业倒闭、农民破产，人们生活痛苦不堪。军阀对农民的剥削有直接剥削和间接剥削两种，在直接剥削中大致分为田赋和捐税两大类，共有几十种名目。地主阶级对农民通过重租、重息、重捐、剥削剩余劳动、预征钱粮等剥削农民血汗钱，谋取自己利益。
毛泽东在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两篇著作中做过完备、详细地分析，不但计算出了帝国主义、军阀、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剥削量，还证明了地主阶级在剥削势力系统中占有经济上“坚实基础”地位。毛泽东分析指出，中国在经济上要由农业生产进至工业生产，要努力发展工业经济，才能与帝国主义的工业经济相抗衡。然而，当时城市人口少，只占全国人口的 10.6%；工人更少，只占全国人口的 0.5%；城市经济力量薄弱，在国民经济中工业产值只约占 10%；而且当时的城市具有口岸性、偏重消费、依赖农村、掠夺农村等特征。因此，毛泽东认为城市虽带着领导性质,但不能完全统治乡村,而乡村却基本上不依赖城市,可以独立存在,具有较强的独立性。[10]如果把工业视为《资本论》中第一部类，农业为第二部类，第二部类具有绝对独立存在的优势，第一部类处于依附地位；这是中国不同于西方工业革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形。因此，毛泽东指出革命力量只要占领了广大农村，在经济上、势力上就具有了绝对优势，就一定能最后战胜控制城市的反革命力量。这为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的必要性、必胜性提供了政治经济学经济基础理论依据。
（二）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中心问题
经过深入农村进行实地调查，1926 年 9 月,毛泽东发表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强调：“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11]农民占全国人口的 80%，中国革命要想解放被压迫的农民和推翻封建主义的统治基础,就必然要在农村进行一场大革命,利用农民运动的威力完全消灭不法地主、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派的活动。毛泽东认为，广大农村的农民一旦团结起来以后,其势如暴风骤雨,会迅猛异常。有过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丰富经验的毛泽东，对工人和农民当时生活状况十分了解，认为城市革命的彻底性尚不及农村迫切，农民运动是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结合的阶级斗争，以政治斗争为主，这与城市工人运动要求经济上改善待遇、政治上低目标不一样。“都市工人运动目前所争，政治上只是求得集合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乡村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时中国农民运动一个最大的特色。”
（三）土地问题是农民问题的中心问题
经历过农民运动实践后,毛泽东意识到了贫农对于土地的迫切需求,农民能不能起来拥护革命和推动革命取得最后成功，取决于农民能否得到土地。毛泽东指出：“农民问题,其内容即一个贫农问题”,“贫农问题的中心,就是一个土地问题”。[14]随着农民运动的深入开展，毛泽东越来越认识到土地问题才是诸多农民问题的中心问题。因为地主阶级土地占有制，在当时中国占据统治地位的封建生产关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地主阶级虽然只占全国人口的一小部分，但却占有着全国大部分的土地。这就是“军阀及帝国主义在经济落后的中国之生存基础”，也是“农民痛苦之所在”。所谓农民诸问题皆是“由土地发生的问题”。[15]因此，实行土地革命才是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所在。而要解决土地问题，需要有一个纲领。基于此，毛泽东在 1927 年 4 月的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首先提出并强调解决土地问题的纲领，即决定土地的五个重要问题。从这次发言开始，加上他在土地委员会第二、三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以及他的有关论著，毛泽东对自己提出的关于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办法以及因没收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所带来的土地禁止买卖、土地国有问题和地税问题等，均一一作出解答和论述，构成了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主题的革命经济思想体系。
三、“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提出
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世界无产阶级把“城市中心论”视为当时革命的一条基本经验和遵循,这也成了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内一般共识。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 ”道路的提出及实现，是一个复杂艰难的创新过程，经历了对农村、农民、土地三个阶段的深入认识。由于有了政治经济学知识的储备，在革命关键时刻，毛泽东运用政治经济学知识总能提出真知灼见。
有研究认为，毛泽东秋收起义前虽然多次谈到“上山”问题,都是应对革命“处境不利的情况下即应上山”的客观要求,`主观上还没有把上山与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挂钩。[19]党的一大纲领虽然已经明确规定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方略，但对通过怎样的革命道路夺取政权却认识不一致。例如，在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瞿秋白同志在《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一文中，虽然认为国民革命的首要任务是土地革命，但却把工作的中心确定为依靠城市工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党只能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城市是一切政治经济的中心，在城市工人中建立一个支部，比在农村中发展几支枪，发展几十个同志都要宝贵。[20] 李立三在《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1930 年 5 月）》一文中认为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 城市才是他们的头脑与心腹,才能制他们的最后死命。李立三同样坚持“城市中心论”的教条，犯了“左”倾冒险主义。联共(布) 的著名理论家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做政治报告时，反对在农村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提出了会吃掉农民最后一只母鸡和红军变成大肚子女人的论调；主张红军应四处流动游击、打土豪，等待全国城市工人总暴动，军事力量进入而革命一举成功。[21]他们都没有认清中国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生产力不发达情况下的政治结构、经济基础等基本国情，所以他们的主张经实践检验都是错的，贻害革命，给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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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光辉著作对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提出有着标志性意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两篇文章详细论述了中国革命中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确立“农村中心”和“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标志，文章初步提出以乡村为中心、先在农村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等到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思想。[22]《反对本本主义》为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开创提供了思想路线和方法论的支持。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发表了《新阶段》(1938)一文,指出在中国具有农村战胜城市的三大条件，“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在解放战争时期，“农村包围城市”理论不断得到完善，系统解决了农村最后如何包围城市、夺取城市，解放全中国的问题。由于重视经济工作、政治工作，克服了片面军事路线错误，党的革命工作取得了最终胜利。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毛泽东在评十月革命时认为是“一次性总的革命”胜利，中国不是不愿采“一次性总的革命”，实在是国情不一样。俄国当时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国内统治阶级兵力空虚。刚经过农奴制改革，俄国农村的阶级矛盾得到很大缓和；农村公社具有社会福利与救济职能，阻止了农村土地兼并，抑制了农村危机爆发。俄国人口和经济主要集中在西南城市，工业革命后与欧洲工业国家联系密切，工业飞速地发展，无产阶级队伍壮大便于组织。大量城市人口征集到欧洲战场，城市工业凋零，物价猛涨，民生艰难，城市阶级矛盾尖锐。这是俄国革命“城市中心论”具备的条件，而中国完全不同。
四、结语
开创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大任为什么落在了毛泽东的肩上？历史机遇总是为有准备的人而提供的。毛泽东经过“湖南一师”宝贵的修学储能阶段，养成了社会调查的习惯，坚持看报培养了国际视野。成立新民学会，成功领导“驱张运动”，担任北大图书管理员，一师教员和附小主事，参加中共一大，领导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在国共两党任要职，领导秋收起义等等，阅历丰富而全面。毛泽东丰富的社会活动经验和对国情的深入了解，特别是他掌握的政治经济学知识和分析方法。因此，开创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的历时人物就必然落在了毛泽东的肩上，即使经过了曲折的试错，终究是舍“他”其谁。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