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1. 研究背景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推动国际分工逐渐由“产业间”、“产业内”分工向“产品内”分工转变，中间品贸易逐渐替代最终品贸易成为国际贸易的主流，产品的价值也随着生产链的全球延伸分散到了各个国家、各个工序环节。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确立了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积极融入国际分工体系，中国制造畅销世界，在传统的贸易统计下国际贸易连年保持顺差，这一切都似乎给人一种“中国已然是制造业强国”的感觉。然而，中国制造业出口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最终加工组装环节的基础之上，其出口总额中包含了大量的进口中间产品价值，因此从贸易增加值的统计角度来看，其真实的贸易情况不容乐观，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制造业整体依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面临被“低端锁定”的风险。事实上，鉴于全球价值链体系下中利益分配的非均衡性，一个国家从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获益多少，取决于其以何种方式嵌入到全球价值链体系当中。在当前的全球价值链体系下，发达国家凭借向其他国家提供核心零部件等中间品，占据高附加值环节，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被挤压在低附加值的加工组装环节上。当前，各国制造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日趋激烈，而制造业产品的竞争力大小取决于成本和品质。然而，随着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和人口红利的逐渐削减，中国已不再是一个廉价的生产基地，凭借较低的加工成本而崛起的制造业亟待转型。并且由于产品的异质性不强，相较于其他制造业强国，中国制造业产品更容易被替代，从而导致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较弱，从长期来看不利于制造业的健康发展。因此，中国亟需打造新的经济引擎，实现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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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1. 关于制造业数字化的研究
数字经济分为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两个方面，而制造业数字化就属于产业数字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制造业数字化必然绕不开数字经济。
（1）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概念的提出与现代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通信技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引发了诸多来自学界的讨论。数字经济这一概念是由“数字经济之父”Don Tapscott（1996）提出的，其在《数字经济：网络智能时代的承诺和风险》一书中详细展示了数字经济对商业社会的影响[1]。随后，Nicholas Negroponte（1996）在其《数字化生存》一书描绘了数字技术对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的冲击[2]。
到目前为止，数字经济仍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最初，数字经济的定义与电子商务的发展密切相关，Mesenbourg(2001)认为数字经济包含电子商务基础设施、电子商务流程和电子商务三部分[3]，之后这三部分内容被不断补充和完善。从 2008 年开始，数字经济的概念被更加广泛地提及，具体内容也延伸到 ICT 技术（硬件、软件、应用、通信等技术）在整个经济活动中的应用。例如 Knickrehm et al. (2016)认为数字经济源于数字设备、数字技术以及数据等数字化投入所带来的经济产出[4]。Bucht&Heeks( 2017)同样把数字经济定义为经济产出的一部分，其全部或者主要来源于基于数字产品或服务的商业模式的数字技术[5]。以上定义各有特色，但 G20 杭州峰会发布的《G20 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对数字经济的定义最具代表性。该倡议认为，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ICT)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6](裴长洪 等，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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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数字化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影响的理论分析
2.1 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GVC 分工地位的影响
在数字化的驱动下，数字技术与制造业企业加速渗透、融合，并对其生产方式、组织形式和创新模式进行改造甚至彻底颠覆，不仅使企业价值增值环节在分解、整合以及协调中实现价值增值的不断提升，甚至使企业的整个价值链得以重塑，其在 GVC 分工中的地位也不断提升。
2.1.1 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生产方式的影响
数字化推动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方式，由原来大规模同质产品的标准化生产向满足消费者异质化需求的智能制造方式转变。在数字经济条件下，为更好应对市场环境的变化，满足消费者对品质和个性等需求，制造业企业的定位由资源整合者角色向方案提供商角色转变。传统工业经济时代，制造业企业的产品通常具有较高的同质性，消费者的异质性需求常常被忽略，因此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方式主要是大规模的标准化生产。如传统的机械、化工、汽车等制造业主要是通过扩大生产规模，追求规模经济从而降低生产成本，获得竞争优势。而在数字经济时代，物联网、自动化、3D 打印技术、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制造业中的应用使消费者丰富的差异化、个性化需求得以满足，与此相对应的生产方式向智能制造、个性化定制转变，以消费端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生产方式成为竞争决胜的关键。同时在数字化进程中，企业的价值增值逻辑同样发生变化，由“大规模生产同质产品—拓宽渠道—以市场营销吸纳顾客”变为“围绕产品提供差异化服务—提升顾客体验—通过口碑效应吸纳顾客”[51](姜晓运,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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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数字化对一国制造业 GVC 分工地位的影响
微观层面上，数字化通过改变企业的生产方式、组织形式以及创新模式重塑制造业企业价值链，提升价值链中各环节的附加值。从宏观层面来看，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制造业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使制造业产业链不断向全球拓展延伸，在此过程中，产业链出现了分解和融合两种状态。基于此本部分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分析数字化对制造业 GVC 分工地位的影响。
2.2.1 数字化促进制造业专业化分工的进一步细化
在数字化和全球化的驱动下，国家间的经济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国际分工由 “产业间”分工逐渐向“产业内”和“产品内”分工转变，中间品贸易取代最终产品贸易逐渐成为国际贸易的主流，制造业产业链中各环节开始突破时空阻隔与局限，实现了资源的全球化配置和专业化集聚，从而加速了产业分化和产业链的分解进程。随着制造业产业专业化分工的不断加深和市场的不断细分，产业链中个别环节实现独立分化，从而导致制造业产业链由原来的单条链分解为多条链，产业链实现纵向分解。
在数字化驱动下，制造业产业链的纵向分解，就会衍生出基于不同环节的新型产业链，即一个产业中的某项价值创造活动由一批同类型的企业单独进行专业化运营，例如制药产业链中研发设计环节的独立，会衍生出集成电路设计、第三方设计公司、软件研发外包、生物医药 CRO 等新型产业链；生产制造环节的专业分化衍生出 CMO 合同生产代工产业链，作为全球最大的代工工厂，为世界知名品牌苹果、索尼等组装生产产品的富士康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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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主要国家制造业数字化及其 GVC 分工地位现状分析 ..................... 18
3.1 主要国家制造业数字化发展现状 .................................... 18
3.1.1 制造业数字化水平的测度方法和数据来源 ...................... 18
3.1.2 主要国家制造业数字化现状分析 .............................. 18
第四章 数字化对制造业 GVC 分工地位影响的实证分析 ......................... 45
4.1 模型设定和变量选取 ....................... 45
4.2 总样本回归 ........................... 46
第五章 研究结论和对策建议 ............................... 54
5.1 研究结论 ........................ 54
5.2 提升数字化水平，促进我国制造业 GVC 地位提高的对策建议 ............ 56
第四章 数字化对制造业 GVC 分工地位影响的实证分析
4.1 模型设定和变量选取
（1）研发强度(RD)，采用各国研发经费占 GDP 比重来衡量。在当前的国际分工体系中，产品价值的创造主要源于研发设计等高附加值环节。在全球价值链当中，技术水平的高低对一国所处价值链的位置至关重要，一国技术水平越高，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也相对容易。一般而言，研发投入决定技术进步的潜力，一个国家研发投入越多，其科技水平就越高，越有助于其制造业不断向 GVC 中高端攀升，故预计此变量回归系数为正。
（2）外商直接投资（FDI），采用各国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占 GDP 比重来衡量。外商直接投资所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往往会为东道国企业的转型升级提供机遇。东道国借助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技术、管理、工艺等优势资源，可促进本土制造业的结构转型与优化升级，进而提升其 GVC 分工地位，故预计此变量回归系数为正。
（3）行业规模（Scale），用各国制造业出口世界占比表示。一国的行业规模水平与其国内生产结构、产业配套能力甚至产业链整体水平都息息相关，一般来说制造业行业规模越大，越有助于其 GVC 分工地位的提升，故预计此变量回归系数也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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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结论和对策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新一轮科技革命下制造业国际分工格局深度调整及国内制造业亟待转型升级的经济背景引出本文所研究的主题，从制造业数字化对制造业 GVC 地位影响的理论分析出发，通过量化制造业数字化水平和制造业 GVC 分工地位，对世界主要国家的制造业数字化程度及制造业 GVC 地位进行了国别分析，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以制造业 GVC 地位指数和制造业数字化指数为核心变量的面板数据，就制造业数字化对制造业以及制造业分行业 GVC 地位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得出一下几点结论：
（1）理论分析层面，数字化可从微观和宏观两层面促进制造业GVC 地位的提升
随着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开始逐渐广泛地渗透、应用到传统制造业领域中，制造业在数字化改造中会不断转型升级，其在 GVC中的分工地位也会不断提升。
在微观层面，随着数字技术与制造业企业的加速融合，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方式、组织形式和创新模式甚至整个企业的价值链也得以重塑，企业生产效率得以迅速提高，进而促进相关企业 GVC 地位的不断提升。
在宏观层面，随着数字化改造的快速发展，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中各分工环节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阻隔与局限，实现资源的全球化配置和专业化集聚，不仅推动全球国际分工向更加精细化发展，使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得以动态升级，其在 GVC 分工中的地位也得以提升；此外，随着制造业数字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信息通讯、物流运输与金融保险等生产服务业与传统制造业的融合程度也不断加深，不仅扩展制造业价值链中各环节资源利用的边界，也提升传统制造业价值链中各环节的价值创造效率与附加值，使制造业竞争力及其在 GVC 分工中的地位得以大幅提升。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