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 2015 年在浙江乌镇视察时指出，“互联网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国务院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互联网的创新驱动作用，使“互联网+”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创新发展、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当今世界经历着从工业主义到信息主义、工业制造到资讯服务和生产的转变。自 1995 年互联网首次用于商用，互联网在中国经济社会中的地位愈发重要，信息化进程的推进也使得各行各业出现新业态，并且大大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方式和消费偏好。互联网发展是信息化的重要部分，随着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兴信息技术的开发与应用，现实中产业的特征逐渐被“复制粘贴”到互联网的虚拟空间中，一方面大大增进了人们对社会经济中各行业产业运行的理解，减少了经济运行中的摩擦，提高了经济运行的润滑度，另一方面相关信息技术对现实中的实体进行模拟仿真并粘贴到虚拟网络空间后，表面上是抽象的网络节点进行交流联系，实际仍反映着节点后经济主体的联系，这使得虚拟的网络连接背后实质是社会网络关系，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网络空间节点为载体的模式深刻影响着人们交流、传递信息、活动方式，进而对现实中生产关系、组织关系等产生作用。以信息技术为基础，以互联网为载体而衍生的线上教育、电子交易、电子商务等平台都已经嵌入日常经济生活中，其影响之深远不言而喻。制造业目前作为我国经济的支柱，所面临的问题日益严重，如何搭上信息革命列车，发挥互联网的融合性为我国制造业注入新型转换动力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世界各国实体经济也面临着严峻的问题，由于西方国家经济过度“虚拟”，造成了失业、经济运行不稳定等问题，所以西方国家提出“再工业化”，且智能制造是“再工业化”的核心。我国作为制造大国，同样存在产能过剩、产业结构老化、供需不匹配、低端产业过度集聚等问题，面对我国自身发展问题以及世界潮流，国务院于2015 年印发出台《中国制造 2050》规划，如何抓住信息技术革命的机会窗口，实现制造业智能化，是我国产业转型升级、产业构建新型集聚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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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意义
对于研究意义，本文主要从学术意义和实践意义两个方面进行论述。学术意义：正如地理学第一定理所述，“任何事物都相关，只是相近的事物关联更紧密”，制造业集聚就体现了这其中的特征，制造业企业在空间上临近将使其在吸纳要素、技术升级、生产产品等方面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制造业空间集聚将制造业的经济属性也体现其空间属性。同时以往文献已经证实互联网信息技术可以提升城市创新水平、提高经济效益，但是信息化的持续深化会怎样改变城市系统。又如地理学第二定理所述，“空间异质性普遍存在”，我国古语“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也体现了这一特性。空间的异质性主要是由于要素的不可流动性、经济活动的不可分性以及技术创新的溢出等，而信息技术具有极强的融合性，数据信息成为信息时代的新兴要素，并且具有极强的流动性，那么这将会怎样改变空间性？如果体现在制造业上，将是怎样的形态？目前，对于这方面的理论研究较少，本文基于模型的估计结果并结合信息时代特征，对制造业集聚机理进行一定的拓展。
实践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工业规模不断增大，是名副其实的制造大国。多数学者认为工业化代表了以工业为主的某一地区或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或经济现代化进程（陈佳贵，2012），新中国经济的发展可以缩影为工业的发展。而工业中绝大部分为制造业，2018 年制造业增加值约占工业增加值的 86.7%。因此，制造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虽然我国是制造大国，“中国制造”享誉世界，但“大而不强”仍是我国制造业乃至工业最明显的问题（黄群慧，2018）。当今全球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大，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一方面我国作为出口导向型国家，并且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位于中低端，要素价格的上涨、外贸需求的减少与低附加值导致出口的低迷（金碚,2015）；另一方面，国内有巨大的潜在消费市场，但是产能过剩、产业结构老化、供需不匹配、低端产业过度集聚使得市场未被开发，造成内需不足。制造业集聚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江浙的纺织业、成都的鞋业等，但是随着消费结构的升级，这些产业集聚已经不适应现在的消费结构，以前那种规模生产、批量生产的方式无法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如何使过度低效的制造业集聚转变为高效的制造业集群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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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文献综述
2.1 产业集聚的文献综述
从产业集聚的机制来看，与产业集聚研究有关的思想最早可追溯到亚当斯密，亚当斯密指出分工与专业化的发展，可以提高生产力。产业集聚的机制由马歇尔（1910）首次提出，主要从劳动力市场共享、中间产品投入和技术溢出三方面进行了相关叙述，但是并没有成体系的论述。
韦伯（1929）从节约运输成本与劳动力成本、集聚经济方面阐述了区域内产业集中的原因，并且将影响产业区位的因素分为两类，一类称为区域因素，包括了运输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其中运输成本是产业区位选择的决定性因素，而劳动力成本只是间接成本；另一类称为集聚和分散的因素，主要是改变产业空间分布的因素，如企业从生产设备、劳动组织等方面扩大生产规模所带来的规模经济，即为集聚因素，以及由于利润空间上升，许多厂商挤入集中区位所带来土地供给的稀缺进而增加地租，将会挤出一部分企业，即为分散因素。
克里斯泰勒（1933）则提出“中心地理论”，该理论提出在一系列假设下，以某一城市为中心并形成相应的六边形是最有效率的城市组织空间形式，中心地的等级体系在空间上呈现为一系列嵌套的正六边形，基于这种优越多级市场区的区域市场结构，将对产业集聚会产生强有力的拉动效应。
胡佛（1937,1970）将空间集聚分为三类：大规模经济、内部规模经济和城市化经济，并提出产业集聚的三大基本因素：自然资源的不完全可流动性（如附着于地表的自然资源）、生产过程的不完全可分性、服务的不完全可分性。
寥什（1939）基于杜能、韦伯、克里斯泰勒等人的研究，提出市场是企业选择最优区位的决定性因素，由于一方面在市场中个别经济体存在明显优势并试图将优势均等化以期扩大市场份额，另一方面竞争者在超额利润的驱使下进入市场，区域内厂商数量有达到最大限度的倾向，这两种力量相互作用将产业的区位分布引向均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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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信息化与制造业集聚的文献综述
Gaspar and Glaeser（1996）对面对面交流和电讯交流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进行了研究，并得出两种交流方式呈互补关系。他们指出在城市中的居民面临着两种交流方式，从面对面交流和电讯交流两种方式进行选择时，他们讲比较两种交流方式可能带来的收益和体验，一方面面对面交流可能增加了通勤成本和时间成本，电讯交流则便捷省时，从而可能减少面对面交流而增加电讯甲流，另一方面频繁的电讯交流将使交流者关系更加密切，进一步会增加面对面接触。前者为电讯交流一方式对传统交流方式的替代效应，后者则代表互补效应，但是他们认为一般来说互补效应强于替代效应，两种交流方式呈互补关系。Guillain and Huriot（1998）认为面对面交流和电讯交流的互补关系是城市集聚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们将信息分为可编码信息和不可编码信息，而其中不可编码信息在电讯交流中容易失真，产生大量的信息损失，从而信息的传递仍然依赖于地理空间邻近，这两种信息以及两种信息传递方式的互补是促进城市集聚的重要原因。Todd and Joel（2003）研究了消费者线上、线下的消费偏好，并认为线上与线下市场存在相互替代的关系，互联网既不促进市场的集聚也不抑制市场的集聚。Pkumura 等（2005）研究指出电子邮件和电话通话使组织、交流拥有更灵活的选择，从而使社会网络更加复杂，联结层次更加丰富，进一步以日本为经验研究对象得出：信息技术的进步使日本城市更加活跃，促进了城市集聚。Galliano 等（2011）认为 ICT 的使用强度显著影响了公司的地理位置的选择，且根据公司的主营业务，ICT 的使用强度对其地理位置选择影响不同。Papagiannidis 等（2015）认为网络技术改变了原先信息的传播方式，主要体现在对不可读的信息转化为普遍的可识性信息，极大地加快了信息传播速度和扩大了信息的受众范围。Billon 等（2017）研究得出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使用是欧盟地区区域发展的主要动力。Molnar 等（2019）研究得出高速互联网的接入将提升住房价值，对于不同区域的住房价值提升不相同。Forman 等（2019）认为互联网并未像传统观点一样超越地理性，而是受限于企业互联网的接入、合作意愿以及创新意愿。Song等（2019）研究得出中国数字鸿沟是造成区域发展不均衡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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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3
3.1 假设 1 的提出：信息化与制造业集聚..............................13
3.1.1 信息化对制造业的作用....................................13
3.1.2 信息化对制造业的空间溢出效应................................15
第 4 章 变量、数据与模型设定...............................20
4.1 变量的选择...................................20
4.1.1 被解释变量：制造业集聚度...................................20
4.1.2 核心解释变量：信息化水平....................................21
第 5 章 实证分析......................... 41
5.1 基本估计结果................................41
5.2 稳健性检验................................46
第 5 章 实证分析
5.1 基本估计结果
下表是根据邻接矩阵、地理距离矩阵、经济地理嵌套矩阵分别在广义嵌套空间模型中进行估计所得的结果。从表 5-1 估计结果可知，滞后项检验和误差项检验在1%置信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即说明了利用广义嵌套空间模型的合理性。从信息化水平对制造业的估计系数看，本地信息化水平对本地制造业集聚度的估计系数在 1%置信水平上显著为负，验证了假说 1 中所提出的信息化的提升将促使本地区制造业趋于扩散，有如下三个原因。
第一，线上平台的市场邻近效应。信息化进程中尤为显著的特点是电子商务平台的出现与发展，电子商务平台为制造业厂商极大地扩展了市场的边界，突破现实中空间的距离和门店的限制。相对于传统面对面交易，这种线上的“零距离”和及时迅速的交流、互动、反馈大大削弱了的交易成本，从而线下的市场邻近效应将变为线上的市场临近效应，从而增加了制造业企业选址的随意性，使得本地制造业趋于分散。
第二，知识溢出范围的增大。本地信息化水平的提升促使本地制造业产业扩散，主要是由于信息化水平的提升使知识信息有了容量更大的载体、速度更快的传输，并进一步增加了知识的可编码性，增加了知识信息的学习平台，从而将增大知识溢出的范围。原本由于知识溢出效应而集聚的企业，在互联网的发展下，有了更多的地址选择权，所以倾向于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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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6.1 结论
本文借鉴 Duranton 和 Overman（2005）、邵宜航和李泽扬（2017）的指标选取思路，利用各地区具体厂商的经纬度与地区制造业区位熵对被解释变量制造业集聚度进行构造。借鉴左鹏飞（2017）、黄群慧等（2019）的思路构建核心解释变量信息化指数这一指标，利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相应的信息化指数。在设定空间计量模型进行估计之前，本文进行了基本的描述性统计，得出其制造业集聚与信息化都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且创新水平高和金融业发达的地区其周边地区多为制造业集聚度高的城市。之后本文设定了广义嵌套空间模型、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分解模型、GS3SLS 模型，并构造邻接矩阵、地理距离矩阵、汽车车程矩阵、火车车程矩阵和经济地理嵌套矩阵五个空间权重矩阵和地理距离递增矩阵，之后相关估计，得出以下几个结论：一是信息化水平的提升使本地区制造业趋于扩散，但对其周边地区制造业集聚存在正向的溢出效应；二是创新水平的提高将减弱了信息化对本地制造业集聚度的负向作用而加强了信息化对周边地区制造业集聚度的正向作用；三是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将加强信息化对本地制造业集聚度的负向作用和信息化对周边地区制造业集聚度的正向作用；四是信息化对制造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地理边界，该距离约为 400km；五是对于东部、中部、西部，信息化水平的提升使本地区制造业趋于扩散，但对于东部其周边地区制造业集聚存在正向的溢出效应，而对于中西部其周边地区制造业集聚存在负向的溢出效应。根据所得结论，本文认为我国应大力发展中西部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促进中西部制造业集聚，带动经济发展，助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另一方面避免东部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因“数字鸿沟”而产生新一轮的非均衡发展。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