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一、研究背景
自 2001 年中国加入WTO以来，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带动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出口增速在大多年份里都领先于GDP的增长速度（王永中和赵奇锋，2017），对出口的依赖（出口额占GDP比重）最高达 35.36%，2015 年以前一直在 20%以上。随着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全球经济下行，各国政府纷纷出台相关政策保护本国企业，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幅下降，2017 年下降至 18.68%，很多产业都存在产能过剩的现象，大量企业被迫由出口转为内销。但是戴觅和茅锐（2015）研究发现出口销售额下降 1 个百分点，内销额只上升 0.3 个百分点，因为以往出口企业的产品主要用以满足国外消费者，供给与国外需求匹配，与国内需求存在错配现象。且过去中国对外贸易是粗放型增长，国际市场上中国产品主要是低价、低端的产品，出口产品质量大多数偏低，仍然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刘海洋等，2017；施炳展和邵文波，2014）。
与此同时，国内存在供给不足和需求外移的现象。随着经济发展，人均收入增加，居民消费水平提高，国内需求结构发生变化，一方面由以食物、衣着等为主要消费品的生存型消费结构转变为以教育、文体、旅游、医疗、交通和通讯等为主要消费品的发展型消费；另一方面国民对产品的性能、安全、质量等要求越来越高。信息技术的发展催生出大众点评等消费者评分平台，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降低，使得消费者获取到更多的质量信息，且这些信息不仅包括国内的产品还包括国外的产品。受到质量因素影响，近年来消费者大量出境购物、海淘购物，包括高端非生活必需品，如医疗、教育等；且逐渐扩大到日常用品，从奶粉到电饭煲，再到马桶等。这说明我国供给和需求存在错配现象，国内供给不能满足国内的需求，急需调整供给侧结构，其中表现最为主要的是高质量产品的供给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联合国《2018 年工业发展报告》认为，消费者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而增加的对新产品的需求中，质量是最为突出的需求要素。然而，中国目前的技术水平虽在不断提升，但是仅仅依靠国内的生产技术等实现产品质量升级还存在一定难度，那么学习、引进国外先进的生产技术、管理资源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加快中国产品质量的升级，而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学习和引进国外先进生产技术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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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研究内容和框架
本文试图从以下三个问题展开研究：一是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试图构建衡量产品质量供给和产品质量需求不平衡程度的指标；二是基于存在产品质量供需失衡这一典型事实，从产品质量供需失衡角度来解释近年来对外直接投资加剧的现象，从另一个相对研究较少的角度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动因。三是从产品质量供需失衡促使企业提高生产率以及产品质量供需失衡带来的资本优势两个角度进行影响机制分析。
本文的主要章节内容如下：
第 1 章是前言。这部分主要说明本文选题的背景与意义、研究思路和内容、研究方法以及创新点。
第 2 章是文献综述。这部分主要整理归纳 3 类与本文研究相关的文献：一是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研究；二是有关产品质量供给和产品质量需求相关文献；三是有关供给和需求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相关文献；最后是对现有文献的简要述评。 第 3 章是产品质量供给和产品质量需求测算。在明确产品质量供给和产品质量需求的基础上，分析了质量价差、收入水平、数量上供求关系对产品质量供给和产品质量需求的影响。接着借鉴施炳展（2013）方法测算产品质量，在此基础上，测算产品质量供给和产品质量需求，两者差额即产品质量供需失衡。
第 4 章是模型设定和数据说明。首先，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从理论上分析产品质量供需失衡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以及产品质量供需失衡、企业生产率、企业所有制三方面异质性条件下，产品质量供需失衡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变化，进一步分析产品质量供需失衡对企业OFDI的可能影响机制，并提出模型假设。在理论分析和模型假设基础上，参考王文珍（2018）、杨栋旭（2019）等建立probit模型，并对相关变量进行解释和测算方法说明。接着，详细阐述本文涉及的《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以及《中国海关数据库》三个数据库的数据处理，并对测算得到的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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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第一节 对外直接投资相关研究
一、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理论研究
最早发达国家开始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为解释这一现象大量学者进行了研究，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解释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包括Hymer的垄断优势理论、Vernon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等。随着新兴市场的崛起，在过去几十年里，新兴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尤其是中国，在 2016 年成为继美国后全球第二对外直接投资来源国。但在投资区位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国呈现两个极端状态，由拥有资源、劳动力相对优势的非洲、拉美、中东等发展中国家扩大到在资本和技术上拥有相对优势的北美、欧盟等发达国家（李鸿磊等，2018）。
原有主流理论倾向于假设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利用竞争优势，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通常是为了解决竞争劣势,减少国内的制度和市场约束（Child & Rodrigues，2005；Luo and Tung, 2007），有学者开始质疑原有理论的解释力，认为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Ramasamy, Yeung, & Laforet, 2012)。于是，学者们开始从理论和实证试图解释这种现象，除了从规避贸易壁垒以外，主要从东道国角度进行分析，归为以下四类：1、为了扩大市场。李猛（2011），Kolstad和Wiig（2012）从国家层面数据检验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动机之一是市场。Andreff等（2017）研究发现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跨国公司主要采取市场寻求的对外直接投资战略。2、寻求成本型。余官胜和李会粉（2013）在区分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的基础上，研究发现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中寻求市场开拓的横向动机和成本节约的纵向动机都很显著，但对发达国家的投资中这两种动机都不显著。3、为了获取资源能源。随着近年来中国对非洲等一些相对欠发达地区的投资越来越多，Yang等（2018）综合考虑东道国的资本密集度和自然资源，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是投资回报高、资源更便宜。4、为了获得国外先进技术等战略资产。Luo 和Tung（2007）在总结和检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中提出跳板理论（Springboard Theory），从获取战略资产，弥补企业本身竞争劣势的角度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国内学者蒋冠宏和蒋殿春（2012）利用随机效应模型检验得出相同的结论。随着对发达国家投资的增加，寻求战略性资产成为我国大多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力（Buckley et al., 2016），且战略性资产影响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式选择（周经和赵烨，2018），Kedia等（2012）指出并购是发展中国家快速获取战略性资产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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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产品质量供给和产品质量需求的相关研究
一、产品质量
通过对产品质量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目前对产品质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测算方法和决定因素研究。最早是Linder（1961）在研究国际贸易流向时发现产品质量对国际贸易流向有影响，高收入国家更倾向于投资高质量产品。Falm 和 Helpman（1987）利用出口产品价格衡量产品质量，比较了不同经济发展程度国家的出口产品质量，发现经济相对发达国家的出口产品质量较高，而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的出口产品质量相对较低。但这种单位价值量衡量产品质量的方法具有局限性，没有考虑产品质量以外的因素对价格的影响，因此衡量的质量存在一定的偏差。Hallak等（2009）在Melitz新新贸易理论框架下，运用固定替代弹性CES需求系统，研究质量内生决定机制，提供了出口产品质量测算的理论基础 。Khandelwal(2010；2013)通过嵌套Logit需求模型，在需求方加入消费者对质量的偏好，由产品的价格和市场份额反推出产品的质量，此方法叫事后反推法，是目前被最广泛引用的方法。施炳展（2013，2015）分别借鉴该方法测算了中中国企业层面出口产品质量和进口产品质量，发现二者都有所提升。王海成等（2019）在利用事后反推法测算出口产品质量的基础上，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改制显著提升了出口产品质量。但该方法只考虑了需求层面因素对产品质量的影响，没有考虑供给面的因素。Feenstra 和 Romalis(2014) 在综合考虑供给面和需求面因素的基础上,将产品质量内生化，利用宏观数据测算了国家层面的产品质量，余淼杰和张睿（2017）在此基础上，提出利用企业层面微观数据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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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产品质量供给和产品质量需求测算 ............................. 12
第一节 产品质量供给与产品质量需求 ................................... 12
第二节 产品质量供需失衡测算 ................................ 14
第四章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17
第一节 产品质量供需失衡对OFDI的理论机制分析 ................................. 17
第二节 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 19
第五章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24
第一节 基本回归结果 ........................... 24
第二节 异质性检验 ............................ 26
第五章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第一节 基本回归结果
考虑被解释变量OFDI为虚拟变量，本文采用Probit二值选择模型。另外，根据Melit(2003)、杜威剑（2015）以及程凯和杨逢珉（2019）等的相关研究发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会促进国内出口产品质量升级，这将改善企业产品质量供给和需求的不平衡性，也即产品质量供求不平衡可能会受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影响。这就使得模型可能由于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二者间的相互因果导致回归结果有偏、非一致性。因此，本文参考蒋冠宏等（2012）、王文珍和李平（2018）等的方法，只保留企业首次对外直接投资的样本进行回归检验。
首先对全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得到结果如下表 3 所示。可以看出产品质量供需失衡对企业进行OFDI有显著的推动作用，所有方程中回归系数都在 1%内显著。其中第（1）~（3）列报告了没有加入控制变量前的回归结果，不论是否控制行业效应和地区效应（省份虚拟变量）结果都在 1%内显著为正，这说明产品质量的供需失衡对国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促进作用。表 3 中（4）列，加入企业特征控制变量后，产品质量供需失衡对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回归系数仍然在 1%范围内显著为正。第（5）、（6）列加入行业固定效应和地区固定效应，产品质量供需失衡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说明产品质量供需失衡对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推动作用不会因为时间、行业和地区的不同而发生实质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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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研究结论及建议
第一节 研究结论
本文从产品质量供需失衡角度，在企业微观层面采用probit二值选择模型，主要得到如下结论：首先，在全样本下检验，发现产品质量供需失衡对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促进作用。其次，从产品质量供需失衡程度、企业生产率水平以及企业所有制进行异质性检验，发现产品质量供需失衡在达到一定程度下才会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显著正向推动作用。且这种推动作用受到企业生产率水平的限制，只有企业达到一定生产率水平条件时，产品质量供需失衡才会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正向促进作用。在企业所有制分样本检验中，本文发现国有企业的产品质量供需失衡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不显著，非国有企业产品质量供需失衡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最后通过滞后一期检验以及产品质量供需失衡指标的再测算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基本回归一致。最后，通过企业生产率和企业利润率的中介效应检验，以此验证前文提出的可能影响机制。结果显示，产品质量供需失衡对企业生产率有显著正向关系，说明产品质量供需失衡可以通过提高企业生产率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另外产品质量供需失衡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产品质量供需失衡除了通过企业生产率间接影响对外直接投资之外，还有很强的直接影响效果。同理，产品质量供需失衡对企业的利润率存在 1%内显著正向影响，这说明产品质量供需失衡可能通过增加企业的利润率，从而促进了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