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中国作为拥有 14 亿人口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贫穷国家一跃成为了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现了 GDP总量增长 29 倍，平均年增长率水平接近于 10%，人均 GDP 增长了 20 倍，可以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创造了世界奇迹，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 40 年的高速增长，经济发展长期积累的问题日益凸显，经济增速出现持续下滑，工业增长乏力，消费增长疲软，人口红利逐渐消退等。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以高能耗、高污染为代价换取的，这种强调数量增长的赶超型、粗放型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适应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需求。自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做出了“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这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发展阶段变为追求经济平衡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性的转变，解决了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满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迫切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由此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现如今，在中国经济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型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问题和难点，怎么样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并向经济高质量发展模式转变的对策与思路是摆在我们面前重要的问题。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引领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就是创新。正如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所提出的“坚持创新发展，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
............................
1.2 相关文献综述
1.2.1 国内外非正式制度相关文献综述
1.2.1.1 国内外关于非正式制度相关概念及应用研究的文献
西方国家相关非正式制度的研究起源较早，早在 19 世纪中叶，以 Menger为主要代表人物的新古典奥地利学派曾经尝试通过生物进化论的内容阐明社会秩序产生的具体形式，他们认为，在人类文明中处于主导地位的社会制度在起初没有经过社会当中一些个体的讨论，并非是刻意的成果，一般来说社会制度来自大部分个体的非意图性行为。Menger（1990）指出，所有个体行为的汇总会自发的形成合作性协调行为，并将有利于社会中每个人，并且，如果社会管理与行为准则能够被每位社会成员所遵守并保持稳定性，全社会将形成一种普遍秩序，增强社会成员的群体信心，会尽可能地避免在社会交往当中形成的社会性摩擦与交易成本。1Hayek 继承并发展了上述思想，并于 20 世纪 50 年代提出了自由秩序原理，Hayek 认为，社会秩序并非来源于某个人或者某些人的设计，而是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众多行为主体在共同作用下形成的。Hayek 认为，任何非正式制度都并非是自主产生的，更并非是人类设计而成的，是经过推理、本能的双重作用产生的结果，属于行为准则方面的约束，同时依靠特定的文化传播方式被延续。对于生物进化相似性与制度传播的有关问题，Lumsden 和Wilson（1981）提出，文化应当是和人类社会的效率与行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2而 Boyd 和 Richerson（1988）提出，文化应该是和基因相类似的，会对人类社会的一些外在表现产生影响，但无法决定最终表现出的结果。3上述理论都非常关注在非正式制度演变的过程当中文化体现出的心智特征以及知识型基础，并着重提出了自发的复制特点与行为互动的情况，关注路径依赖、学习效应两方面内容。
...............................
第 2 章 理论基础
2.1 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的非正式制度研究
2.1.1 马克思与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意识形态”看成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内容，并认为其和经济基础之间具有相互作用的关系。马克思指出意识形态具有一定的作用和反作用力，并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具有较强的推动力。1恩格斯指出在意识形态中的政治法律以及宗教艺术等内容的发展是以经济基础为基本内容，并对经济基础产生一定影响。根据恩格斯观点，意识形态本身具备一定独立性，是围绕经济这条中轴线运转的一项重要因素，并对经济基础内容产生独立的影响，意识形态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其发展具有不均衡性，有些意识形态发展具有一定的超前意识，也可能会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并对经济发展运行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对于意识形态和经济运行之间相互关系上具有一定的作用力，但并没有针对意识形态影响经济基础的作用机制进行系统描述，以及如何构建一个和经济基础相互适应的意识形态相关理论的阐述。
马克思从异化论角度对意识形态如何影响到人的具体行为关系进行了系统描述。马克思、恩格斯观点，“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3从以上言论中，可以提炼出资本主义社会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异化行为，并成为解释社会制度变迁的重要意识形态基础，成为我们认识制度的本质内容以及如何解释人行为关系提供了较为客观的理论基础。
以“社会人”为出发点，通过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内容，并采用了唯物分析法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进行系统的分析，成为研究马克思理论重要的经济理论基础，并成为推动马克思理论发展的重要内生变量，进而成为推动人类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从西方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马克思重点研究了正式制度理论，而忽视了非正式制度理论研究，这是因为马克思认为非正式理论属于上层建筑理论的范畴，而将正式制度和经济制度之间进行相互的联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很多关于非正式制度理论的内容，其主要是反映出特定历史时期人类意识形态的特征，成为人类政治诉求中基本观念的反映，并对社会意识形态发展产生一定的推动力。从制度研究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要将上层建筑的理论和制度理论之间进行了相互联系，并成为解释上层建筑不同的科学划分的重要依据。
.............................
2.2 社会学相关理论视阈下的非正式制度研究
2.2.1 微观社会交换和非正式规范的产生与维持
小群体内部微观交换理论表明，在进行非正式规范的过程中，是基于互动双方之间相互默契的过程，并持续产生了相互的社会互动关系，进而通过社会网络关系来进行赞同和排斥。1首先，社会赞同或者鄙视常常是基于群体成员相互互动的作用结果，在群体内部能够进行规则的掌握将获得社会赞同，而对社会规范偏的将会引起社会组织的排斥。因此，在社会制度具体的运行过程中，都是基于一种社会规范和监督工作的实施结果，而进行自发的内容实现。其次，行为责任不仅是通过了相应遵从规范的形式来获得一定程度上的合作收益，并且能够获得在群体中规范性的权利问题。因为，权利和地位是个体在群体中所能获得的一种规范性奖励问题，在群体中能够获得相应的遵从，并能够维护群体的利益而行为，并能够让其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再次，在小群体中，个人行为信息是具有群体共享性的特征，即个体信息能够在群体中获得相应的监督和规范。因此，在群体中成员可以相互的规范和管理，并提高监督管理的效果和作用，能够强化群体成员之间相互合作关系的建立，并获得群体成员的社会赞同以及获得群体成员相互影响的作用机制。
关于规范维持效果的作用，其中一个最基本的动因是在群体规范实施过程中，能够让其获得规范的遵从度，并能够在群体中获得更多的群体收益，进而进一步促成群体规范管理的效果和作用，也使得群体成员能够进一步支持这种规范的行为。实际上，这种规范行为的发展过程，仅仅是一种制度化的规范演进过程，并通过不断地试错而实现了博弈选择。这些群体成员规范能够获得更大利益的需求规范，并获得更多群体支持。
.................................
第 3 章 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非正式制度概况 ................................. 53
3.1 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非正式制度的表现形式和内容 ............. 53
3.1.1 在意识形态方面 .......................... 53
3.1.2 在文化传统方面 .............................. 54
第 4 章 非正式制度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分析 ................. 71
4.1 非正式制度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传导途径 ............................. 72
4.1.1 非正式制度通过生产力结构配置效率影响中国经济发展 .......................... 72
4.1.2 非正式制度通过金融稳定性影响中国经济发展 .............. 73
第 5 章 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测度指标选取与趋势分析 .. 105
5.1 非正式制度的测度 .............................. 106
5.1.1 非正式制度测度的概念 ............................. 106
5.1.2 文化传统测度指标选取 ................................. 108
第 6 章 非正式制度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
6.1 非正式制度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在后现代发展观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体系中，非正式制度在经济结构与发展历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在市场经济全面覆盖的今天，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限制、良性竞争发挥着基础支撑作用。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框架中，非正式制度内容强烈影响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改革方式、生活方式及行为主体认知方式等，非正式制度可在某种程度或某种意义上增强制度变迁过程中产生的路径依赖现象，造成“闭锁”或“时滞”的经济发展状态，外加一些政府实施的干预政策法规，导致非正式制度或出现提高经济发展现象，或出现降低经济效益现象。非正式制度并非如正式制度中法律法规一般明确表现于经济体外部，这种非正式制度而是来源于社会共同体对文化、习俗、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认知态，是一种自行为约束，也是一种“不成文”的内生约束量，在某种意义的判断上，可以说非正式制度的存在早于正式制度，只有先存在一定的认知理念，方可确立相关的、被人们认可的正式制度体系，由此可见，非正式制度在另一方面也是正式制度的“动力”，而正式制度又是非正式制度的基本约束，二者存在区别却又互相联系，均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自 19 世纪中西文化大范围交流与探讨后，西方对于法律法制的重视程度逐渐影响着中国对于正式制度的认知，使得中国在正式制度内容方面的填充不断扩大，法制认知的健全使得人们开始重新审度中国社会发展的现状与经济发展中的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内容，通过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国学者与经济学家们逐渐意识到人们在长期生活实践中所形成的文化传统、伦理道德与基本意识形态等均是社会经济发展和进步的基本原因之一，且这些影响因素所到达的影响深度并不比正式约束小。1除此之外，非正式制度长期形成的体系是导致区域文化差异、行为差异的根本原因，非正式制度通常会伴随着人类生产生活于无形，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控制着人们的基本行为方式。
.............................
第7章 非正式制度推进中国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处在由高速增长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推动我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方向，也是遵循经济规律发展的必然要求。全面推动经济高质量向前发展，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制度作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要素，制度效率的提升也应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内容。非正式制度作为制度体系中的主要核心内容，通过上文的论证，非正式制度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如何提升非正式制度作用中国经济发展的效率，也是研究中国经济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
非正式制度产生于经济发展过程中，其对经济发展既有正向调节也有负向调节，非正式制度若在符合实际发展需求与经济规律时，可实现促进经济绩效提高的效果，反之则可能会阻碍或降低经济绩效的提升。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拥有同等级的促进与阻碍作用，不可因其内在不客观因素而忽略非正式制度在国家经济发展进程中的相关意义。1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习俗习惯、伦理道德是形成非正式制度体系的重要因素，非正式制度体系结构内的构成要素，任一因素均不可完全抛开其他因素实现对经济发展的单一调节效果。2非正式制度是由多种因素共存且合力作用的结果，在探讨非正式制度对国家经济发展的机理过程中必然要考虑基于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习俗习惯等多个方向的调节原理。在国家正式制度彻底被建立之前，人与人、人与事、人与环境等之间的共处关系主要被人们长期实践过程中所总结出的非正式制度所引导，当正式制度建立后，整体制度系统的共生可维持国家经济的稳步发展；非正式制度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主要形成于人们从长期的生产活动中所总结出的相对经验，由累积经验的迭代和持续更新所形成的，人们在生活实践中，在某种意义上通过内在行为与良知认识来约束和维持事物的经济发展规律。1因此，非正式制度适当且合理的培育是可以在人们实践生活中为国家和群众提供一种极为有效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手段。2根据上文实证研究的数据结果作为依据，对提升非正式制度作用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效率，从非正式制度的四个维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习俗习惯和伦理道德，以及相互之间的作用关系为主要内容分别提出推进中国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