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匈牙利哲学家、社会学家、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卡尔﹒曼海姆（K ar l M an n he im 18 9 3一19 4 7)以其知识社会学闻名于世。所谓的“知识社会学”，是一门从社会学视角考察人类知识形成的学科。它以“知识存在的社会决定”为精髓，强调社会环境在知识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力图探讨不同社会环境下产生的不同精神结构，阐发一切认识、思想的社会本性。在知识社会学的基础上，曼海姆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科学”政治学观。他将一切关乎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层面的社会政治思想统称为“政治知识”，着重分析了审视、传播“政治知识”的原则。毫无疑问，政治传播的研究和实践离不开对各种这种思想的考察和探讨，也离不开建审视和传播这些知识的方法。由此出发，笔者认为曼海姆知识社会学背景下的“科学”政治学观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路径。本文通过梳理曼海姆知识社会学和政治学基本要义，试图提炼其思想核心与政治传播活动的联系，并结合实际对前者的可借鉴性做出分析和评价。
一、什么是知识社会学
通常地，我们把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理解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但这种定位忽略了知识社会学的产生背景，无法全面呈现它的独特之处。事实上，知识社会学的本质是对近代哲学认识论的一种反叛和超越，其主要特征有以下三点。首先，知识社会学和近代哲学认识论都关注知识（认识）的形成问题，但前者强调现实社会与认识的联系，后者只关注普遍有效的认识规范。近代哲学认识论通常预先设定世界上仅存在一个客观、绝对的真理，人类只要凭借抽象思辨、通过理性能力就能达到正确的认识。在曼海姆看来，这种认识方式仅仅对自然科学的确可行，因为这类知识的客观有效标准（比如数理）往往具有自明性，是统一的、纯粹抽象的“理论因素”。然而对社会科学而言，人们所提出的看法和解释往往与意志、地位、利益、愿望、经验和习惯有关，因而没有统一的标准。换句话说，决定社会科学知识是某种的“超理论因素”，曼海姆将其概括为“主体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存在”。其次，知识社会学认为知识、思想的来源是群体，而不像近代哲学认识论那样（通过弘扬主体性）把思想来源归功于个人。曼海姆认为，所谓的“个人思想”，不过是参与进一步参与前人已经思考过的东西。个人所使用的语言、思维习惯事实上是他所处的环境中已有的语言和思维模式的反映。正如曼海姆所说“我们属于一个群体, 既不因为我们在它当中出生, 也不因为我们承认属于它, 更不因为我们对它保持忠诚, 而主要是因为我们按照它的方式来看世界以及世界上的事物。[1]（p19）因之，个体的思想不能脱离群体而存在，个体也必然按照群体的行动模式来行动。再次，相比近代哲学认识论把知识高度抽象化的做法，知识社会学更注重认识与实践的关系。曼海姆认为，一切社会理论都以实践为导向，人们认识世界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生存的需要、寻找实践活动的指导，而不是出自某种对真知的热爱或理论偏好。所以，人们按照他们所属群体的地位和性格积极地参与世界, 改变周围自然和社会环境或维持一定现状。正是这种参与活动的倾向为他们的问题概念和思想形成提供了导线，也使人的认识处于不断地发展变化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概括出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的四个基本要义：第一，通过反思近代哲学认识论区分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根本差异，把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锁定在社会知识上。第二，通过分析社会知识的“超理性因素”，将理性思辨的研究方式从知识社会学中剔除；第三，确定社会知识的主体是群体，肯定了社会知识的“客观性”背后有价值观、集体无意识、意志冲动等主观因素。第四，认为社会知识的本质为工具性，是人们改变周围自然和社会环境或维持一定现状的产物，因此社会知识并不具备恒定性，而是根据人的需要而不断变化。
二、从知识社会学到“科学”政治学
在曼海姆看来，关乎政治的知识是社会知识的一个分类，因而他在知识社会学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科学”政治学观。对于政治，曼海姆首先明确地指出了“政治”和“行政”的差异，提出了政治的社会功能以及意义。在他看来，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社会进程的延续和发展为纽带。在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进程中，都包含了无数发生在社会领域的事件。其中，有一部分社会事件以固定的模式出现，具有规律性、重复性和可预测性。这些社会事件属于社会进程当中的“理性领域”，可以通过经验累积下来的行政手段处理。另一方面，社会生活中的一些事件以独特、新颖、不可预见的状态出现，它们主要由上层建筑和社会层面各种政治思想（以下简称社会政治思想）交锋和碰撞引起，并构成了社会进程的“非理性领域”，处理该领域的问题则是政治的任务。在曼海姆那里，社会进程的“非理性领域”远比“理性领域”重要。他说道：“尽管我们的生活已经变得理性化，但迄今为止发生的所有理性化仅仅是部分的，因为我们的社会生活最显要的领域甚至在现在也停留在非理性之中。”[1](p116)然而，“现代文化的主要特征是把倾向于把事物尽可能地包括在理性的领域内，并将其置于行政的控制之下，另一方面又尽可能地把‘非理性’的因素减少到零。”[1]（p115）也就是说，“行政”本着一套成型的、理性的知识框架，将一切社会生活事件不假思索地嵌入现有的“例行事务法则”之内，形成了对“政治”的压制。其结果是,社会被视作一个静态结构，非理性的东西被理性化，社会进程保持原地踏步的状态。曼海姆认为，“政治”之所以无法发挥出它的功能，不仅是“行政”扩张所致，同时也因为政治实践主体缺乏正确、科学地认识上层建筑和各种社会政治思想以及缓解“非理性领域”无组织状态的政治理论工具。于是，构建一门“科学”的政治学成为曼海姆政治学说的核心。
在曼海姆看来，构建“科学”政治学的依据正是他的知识社会学。首先在理论层面，一门科学的建立“只有在思想的根本结构独立于被研究行为的不同形式”时才有可能。[2](p16)虽然构建科学政治学必须以各种政治理论、思想为材料，但却不能不假思索地将这些理论、思想直接运用。这是因为，这些理论往往涵盖着提出者自身的利益倾向、诉求和介入视角，而只有通过运用知识社会学分析各种理论、思想主体与其社会环境的联系，才能从这些理论、思想中提炼出客观成分并填充到“科学”政治学中；其次，在实践层面，曼海姆认为必须依照知识社会学提炼政治的传播方式。这种方式能够从人形成认识的特征出发，对各种政治理论、思想进行有效的教授和传递。总之，曼海姆的“科学”政治学是在知识社会学的基础上为政治实践主体提出一个完整的审视、传播各种政治思想方法论，这主要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对任何一种政治理论、思想来说，无论它属于社会政治思想还是上层建筑,都被曼海姆统称为“政治知识”。根据知识社会学的论证，所有各形各色的“政治知识”是不同认识群体通过长期实践所积累下来的经验，其形式和内容上迥然有异，而且都处于不断变化当中。所以，无论政治实践主体审视什么样的“政治知识”，都不能忽视它的动态性和发展性。第二，“政治知识”是认识群体利益、意志、地位、愿望、经验、习惯甚至集体无意识、集体行动模式的反映，所以任何“政治知识”都必然无法保证绝对客观。对此曼海姆解释到：“所有的政治观点都只能是局部的观点，因为为历史的总体是过于广泛，以致产生于它的任何个别的观点都不能把握它。” [1]（p153）所以，曼海姆不赞成给某一种“政治知识”贴“绝对真理”标签的做法，而是呼吁从各种“政治知识”中挖掘客观成分并进行调节、综合。对此他说道，“政治知识的本质在我们看来似乎就是：被增加了的知识并不消除决定，而只迫使决定一再后退。而我们通过这种决定后退所获得的便是视野的扩大和在知识上更多地把握我们的世界。” [1]（p192）第三，针对“政治知识”的传播问题，曼海姆首先划分了传授“政治知识”的两种形式：“唯智论”和“浪漫主义”。其中，“唯智论”强调以系统化、理论化的方式来传授“政治知识”。曼海姆认为，这种传授方式事实上与政治问题背后具体的社会情况无关，切断了与从事实践的、寻求具体行动方向的人的联系。因此，“唯智论”传授形式通常表现出同质化和理智化的倾向，其基本特征是“主观的、情感的冲动和个人的关系都被尽可能地置于脑后，只在与实施有关的基础上考虑彼此相对的各种抽象的可能性。” [1]（p182）与之相反，曼海姆更认可一种个体化，艺术化的“浪漫主义”传授方式。这种方式以个体的实践为导向，将知识的传授视作一种“师徒共同操作，相互帮忙，共同参与完成创造性事业” [1]（p183）的“艺术性创作”过程，能更好地融人认识活动中的非理性冲动。在曼海姆看来，唯理智论和浪漫主义的知识传授方式是一种相互依存、补充、转化关系：“唯理智论不是作为产生于实际情况的内在必然结果，而是由于一种形式上扩张的冲动，它取代了原先发展起来的作坊关系的合作形式（浪漫主义）。但是在浪漫趋势达到极限时，系统知识变成为现代生活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 [1]（p184）总的来看，“政治知识”的传授必须以人的实践需求为出发点，根据时机和情境选择合适的传授方式来提炼“政治知识”的生命感染力，才能最大限度的保证传播的效果。
三、政治传播活动的反思
综上所述，曼海姆知识社会学和政治学清晰地展现了一个从人类“社会情境—知识生成”逻辑框架描述政治实践活动中实践主体与“政治知识”关系的理论脉络。我们前面说过，所谓的“政治知识”是人关于社会、国家、历史、社会政治生活、制度、原则、政策和现实问题的看法和态度，它可能属于上层建筑的政治理念、价值，也可能是存于社会当中的某些政治思想。在政治传播活动中，“政治知识”以“政治信息”的形式出现，“政治知识”的“扩散”往往意味着作为上层建筑政治理念、价值的传播，“政治知识”的被接受意味着上层建筑内化为一种社会共识或者与社会政治思想的良好互动、融合。当然，“政治知识”的“扩散”和“被接受”不是自觉自为的，而是处于政治传播主体 的控制之下。那么，政治传播主体应该采取何种方式，才能使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知识”真正大众化？对“政治知识”抱有怎样的态度，才能保证使上层建筑与社会政治思想如何最大限度的互惠贯通？基于此，笔者认为只有从“政治知识”的本质提炼审视、传播这些知识的原则并融入到政治传播活动中，才会使问题的解决成为可能。在这个层面上，曼海姆知识社会学下的科学政治观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可供尝试的分析思路。
首先，曼海姆在知识本质的看法上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论（马克思）、“范式”论(库恩)、以及“背景理论”（费耶阿本德）存在相似之处，都注意到了知识与具体的人的联系和辩证发展的特性。因而我们有理由同意他把“政治知识”的根本属性归为局部性、相对性、发展性的观点。尤其是对那些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知识”来说，承认这些根本属性的存在对政治传播活动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只有发展性、动态性的上层建筑“政治知识”才能基于社会事实不断完善自身，将这种“政治知识”作为政治传播的内容意味着国家和社会同一性的不断重构，为二者的互动、融合打下坚实的基础。相反，绝对性、静态性的上层建筑“政治知识”则会依照自身的结构图式来解释社会事实。在传播活动中，它往往把一套特定的、不属于传播对象的秩序强加给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知识”无异于虚假的、带有欺骗性质的意识形态。然而， 上层建筑“政治知识”根本属性的“存在与否”往往取决于政治传播主体的意志，而不是其本身的性质。对此，笔者认为，政治传播主体必须避免以客观主义的论调掩盖上层建筑“政治知识”中的主观特征，避免拿历史目的论论证某种“政治知识”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同时避免用整体主义的框架放大知识的适用范围，才是承认上层建筑“政治知识”根本属性的关键。
其次，与上层建筑的“政治知识”相同，各种社会政治思想是不同阶级、阶层、集团或某一部分人社会存在的反映，是他们处境、愿望、利益诉求的表达，因而也具有相对性、局部性和发展性。虽然这些社会政治思想不能完全反映它们所指的对象，但是一定符合表述它的主体。显然，客观的审视各种社会政治思想为政治传播主体认识传播对象提供了路径，而这恰恰是政治传播由一种自发的、盲目的、较低层次的政治活动转向自觉的、较高层次的政治活动的标志。[3]（p43）通常来说，政治传播主体都是以上层建筑“政治知识”作为社会政治思想的评判变准。按照曼海姆的说法，只有把握“政治知识”与特定社会境况的联系，用中立眼光看待、提取各种“政治知识”中的“客观成分”，才能使前者无偏见地审视后者成为可能。但是曼海姆没有注意到，“客观成分”的提取到知识量的增加只有在不涉及某种“政治知识”的立场问题时才得以成立。如果上层建筑与社会政治思想发生立场性的碰撞，它们二者之间就根本不存在达到动态和解的可能，而曼海姆提倡的理想调和手段不过是一种典型的保守主义思想。总而言之，曼海姆通过客观审视“政治知识”达到动态调和的说法仅仅在理论上成立，却没有实际的指导作用。对于上层建筑与社会政治思想融合的问题，依然有待我们的进一步挖掘。
最后，曼海姆关于“政治知识”传授方法的见解对政治传播有一定的启示。从表面上看，“唯智论”与“浪漫主义”传授方式与传播学中“诉诸理性”和“诉诸感情”（H•H﹒哈特曼）的说服理论有相似之处。然而，“政治知识”传播与一般的传播活动不同，它不是通过制造短暂的同意的来操控舆论、控制群众或避免国家、社会之间可能存在（已经发生）的冲突，而是一种建构社会共识、达成社会整合的手段，这种手段试图使“政治知识”的内在认识结构被传播对象所接受并转化为他们从事政治实践活动的依据。如果说一般的传播强调 “说服性”，那么“政治知识”传播则更强调“投入性”，后者更依赖通过分析人的认识活动特征来规划传播途径，而不是单纯的修辞。由此可见，曼海姆从理性、情感、意志、兴趣等认识要素划分出“唯智论”与“浪漫主义”的传播方式具有一定道理。虽然曼海姆强调这两种方式是相互依存、转换的，但由于曼海姆强调非理性因素在认识活动的地位，他更推崇“浪漫主义”的传授方式，而把“唯智论”视作是一种“标志着一种将充斥于生活所有方面的对世界的特殊态度的传播” [1]（p150）。然而，曼海姆曼海姆仅仅通过认识要素来解释人的认识方式依然不够细致,他没有充分考虑“政治知识”的合法参照物、吸引范式、象征性权威制度和以及人在知识面前的地位和服从动力等因素。在无法全面揭示认识活动的全面特征的状况下，我们也就失去了选择特定传播方式的参照。对此，笔者通过借助法国哲学家德布雷的“媒介圈（media sphere）”理论对“唯智论”与“浪漫主义”传播方式进行深化。所谓的“媒介圈”，是指支配信息传承（transmission）的某一种范畴[4]（p45），它强调信息的物质载体对人类认识活动的影响。德布雷认为，当今世界已经由印刷术主导的“图文圈（graph sphere）”转向了图像和声音主导的“视频圈(video sphere)”，人的认识结构也因此发生巨变。在这里，我们把人的认识活动特征、“政治知识”以及知识的物质载体（图文圈和视频圈）综合起来（如表 1所示）对“唯智论”和“浪漫主义”传播手段进行考察。
由图可见，在新媒体技术占主导地位的“视频圈”时代，传播对象所能接受的是“政治知识”形式不是文字或文字化的图像，而是图像、声音组合起来的情境、叙事或是故事；他们通过“政治知识”获得感官的愉悦，而不是知性的满足；他们也不再关注“政治知识”本身的内容，而是关注知识与实践活动的实用关系；他们评价和服从“政治知识”原则也不再是逻辑、理性、运算或沉思，而是兴趣、情感、意志或直觉。所以，“浪漫主义”才是当今时代人的认识活动特征以及传播“政治知识”的最佳方式。而那些本着“唯智论”传播“政治知识”的手段，其落后性就可想而知了。
参考文献
【1】 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 杨生平.《知识社会学视野下的“科学"政治学——曼海姆现代政治学观探析》【J】.江汉论坛,2012(10).
【3】 荆学民.《政治传播活动论》【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07.
【4】 雷吉斯•德布雷. 《媒介学引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