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选题背景
税收是国家主要的经济来源，关乎一个国家的稳定。但从税收政策出现以来，税收规避现象就普遍存在。Dyreng et al.（2008）利用美国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发现，在法定税率为 35%的情况下，大约有 22%的美国上市公司的长期实际所得税率低于 20%。苹果公司作为全球著名企业，每年创造巨额利润，但长期以来其平均实际税率仅为 2.5%。发达国家的情况尚且如此，中国由于税收制度体系的不健全以及税收人员整体素质较低，税收规避现象更为严重（Cai and Liu，2009）。胡勇辉（2004）研究指出我国平均每年保守估计的税收流失在 1000 亿元以上，熊鹭（2006）也测算出我国 60%以上的公司存在税收规避行为，这些数字可谓触目惊心。Klepper and Nagin（1989）的经典名言“人的一生中有三件事情是确定的：死亡、税收以及人类为逃避这两件事所做出的不懈努力”也体现了这一事实。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避税手段多元化、复杂化和隐蔽化的特点更为突出，这一问题成为了各个国家面临的巨大挑战。2008 年，我国实施的新企业所得税法以及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提供了法律体系方面的保障。针对国际逃避税问题，我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总书记于 2014 年 11 月 16 日首次在国际重大政治场合——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九次峰会上就税收问题发表了：“加强全球税收合作，打击国际逃避税，帮助发展中国家和低收入国家提高税收征管能力”重要意见。2015 年 2 月 1 日，我国《一般反避税管理办法（试行）》正式施行，成为了打击国际逃避税活动一项强有力制度保障。2017 年，国家税务总局又出台了《特别纳税调查调整及相互协商程序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了特别纳税调查调整及相互协商程序管理工作。以上我国进行的一系列努力也切实取得了一定成就，来自国家税务总局的数据显示，
2012 年至 2015 年以上行动分别为国家贡献税收收入346 亿元①、469 亿元②、523 亿元③、61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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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选题意义
一、理论意义
首先，本文的研究丰富了公司所得税避税影响因素方面的文献。目前已有的关于高管异质性特征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而国内对于该领域的研究更为匮乏。Dyreng et al.（2010）研究发现管理层的固定效应与避税程度相关，但诸如教育背景、性别、任期等管理层的异质性特征变量无法解释不同公司所得税避税行为之间的差异性。本文从高管早期军队经历的角度进行研究，发现存在军队经历高管的公司的避税程度相较不存在此类高管的公司更高，为高管如何影响公司所得税避税找到了新的角度，对有关高管个人层面因素与公司所得税避税之间关系的文献进行了补充。
其次，本文将高管军队经历引起的经济后果研究进一步延伸到避税的领域。以往国内学术界对于军队经历的研究主要采用访谈等规范研究，近几年才开始使用大样本的方式对高管军队经历产生的经济后果进行实证检验。本文通过手工收集高管军队经历数据，实证检验了高管军队经历对公司避税倾向的影响，提供了军人高管决策“冒险论”的证据。
最后，至今学者尚未将高管军队经历、市场势力、公司所得税避税三者结合，本文首次将三者放入同一研究框架。在产品市场竞争中，拥有不同市场势力的公司面临不同的经营状况，高管对风险—收益的权衡以及公司所得税的避税动机均会受到影响，二者的相关程度也会随之改变，能够突出体现高管制定公司所得税规避策略时的决策机理。
二、实践意义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检验高管军队经历、市场势力对公司所得税避税程度的影响，并探讨市场势力在高管军队经历与所得税避税程度两者关系之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论对上市投资者、税收监管部门等有一定参考价值。
首先，高管是公司行为的主要决策者，把握公司前进的方向，所以从高管层面对公司决策进行考察至关重要。本研究有利于公司投资者分析公司所得税纳税行为，进一步加深其对公司高管异质性特征、外部竞争机制、财务杠杆等影响所得税避税程度因素的认识，为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提供参考。
其次，本文对于外部的税收监管部门来说，能够找到降低监管成本的新视角。由于企业所得税税收规避行为具有减少公司现金流出以及提高净利润的作用，避税活动在公司中普遍存在。近年来，在高竞争压力的形势下我国一些公司的偷漏税现象较为严重，作为税收监管部门有必要对进行违规避税活动的公司加强监管力度。但是由于其行为具有隐蔽性，提高了税收监管部门的监管成本。本文的研究发现高管军队经历与避税程度呈正相关，即存在高管军队经历的公司的避税行为更为激进，可能存在偷漏税行为。因此，税收监管部门可以尝试将存在高管军队经历的公司列为重点关注对象。从市场势力方面来看，税收监管部门可以将更多的注意力投放于市场势力较弱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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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第一节 关于高管军队经历的研究评述
一、有关军队经历的研究
（一）有关军队经历在心理学与社会学领域的研究
对于早期经历对个人影响的研究源于心理学与社会学领域。心理学与社会学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人的个性形成不仅仅是个人经历的简单聚合，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且个人经历对后续时期的个性塑造有着重大的影响。17-25 岁（青春期后期和成年早期）一般是形成世界观、人生观的重要时期，此时获得的经历尤其是当该经历的获得脱离了原来的生活环境时，其对后期的人格以及风险偏好有着持续的影响，进而对其行为方式和决策倾向产生影响（弗洛伊德，1915；Mainet al.，1985；Roberts et al.，2003；Caspi et al.，2005）。人们借鉴早期经历的经验教训，启发式推动其评估选择的潜在成本和收益以及可能成功的策略类型。
军队经历属于早期经历的一种，自 20 世纪以来，已有国外研究者研究军队经历对个人产生的影响。Elder（1991）等通过对 1940-1965 年在美国参军并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人进行调查，结果发现此类军人认为参军是人生的转折点，而不是普通人认为的结婚、接受教育、工作等，可见参军对人的影响之大。
一方面，James（1911）提出军事思想能集中体现国家倡导的价值观。部队可以向军人灌输一种强调荣誉、责任、正直、忠诚和道德的价值体系（Elder，1986；Daboub et al.，1995；Duffy，2006）。Franke（2001）通过比较西点军校（USMA）的学员和普通大学生的的价值取向和态度也印证了以上观点。研究发现，相较于普通大学生，西点军校额学员更具保守主义和爱国主义，其对于诚实、道德的认同率更高。并且，严格的训练、战争磨练了军人的意志，使得军人的心理素质往往高于常人，能够更好地适应恶劣环境，并且其拥有较强的危机处理能力（Elder，1986；Elder and Clipp，1989）。
另一方面，军队经历也可能带来负面影响。Berkowitz and Lepage（1967）通过实验的方式发现，通常与侵略相关的刺激（武器）可以引发准备采取行动人的激烈反应。Killgore et al.（2008）在对 1000 余名从伊拉克部署回来后的美国士兵进行调查时发现，经历战争的士兵的心理承受能力更强，更可能作出如酗酒、吸毒以及对他人实施暴力等危险行为。Wansink et al.（2008）的研究结论与之相似，发现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526 个老兵中最明显的特征是较为强烈的风险偏好，且认为侵略性是成功的关键。可能的原因是老兵的战斗经验使他们拥有处理压力和风险的信心，对于风险的敏感性下降，这将导致他们具有攻击性、偏好风险，甚至过度自信（Brunk et al.，1990；Elder、Gimbel and Ivie，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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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关于所得税避税影响因素的研究述评
一、有关所得税避税影响因素的研究
经典 A-S 模型开创了现代税收筹划行为研究的先河，首次分析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纳税人是否以及多大程度遵守税法的问题（Allingham and Sandmo，1972）。随后，国内外学术界展开了一系列有关避税影响因素的研究。
（一）宏观层面的影响因素
Boynton（1992），
Guenther（1994）针对美国 1986 年税制改革展开了避税行为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研究结果均表明企业进行了避税动因的盈余管理，将利润从高税率年度转移至低税率年度。王跃堂（2009）研究了我国税制改革中税率的变化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带来的影响，发现税率由高变低的企业明显存在避税盈余管理行为。李增福（2011）的研究发现，预期税率上升的企业，主要进行向上盈余管理；预期税率下降的企业，主要进行向下盈余管理。
关于税收征管强度对企业避税的影响，学术界得出了较为一致的结论：税收征管强度的提高可以有效抑制企业的避税活动（Desai et al.，2007；Atwood et al.，2012；陈军梅，2014；蔡宏标和饶品贵，2015）。对于税收征管抑制企业避税的作用机理，张玲和朱婷婷（2016）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发现，企业避税的激进程度取决于成本效益原则。当税收征管程度提高时，增加了企业避税被查处的概率以及避税难度，提高了企业的避税成本，从而促使企业减少避税活动。
除税收制度外，有关学者也研究了金融制度与金融环境对企业避税的影响。Desai 等（2007）认为在由于金融制度更为健全的国家较少进行现金交易，税收监管相对容易，企业实施避税行为的难度加大。刘行和叶康涛（2014）研究发现，我国企业避税现象普遍存在主要是由于金融欠发达，进一步促进金融发展可以降低企业融资约束，减少企业的避税动机。王亮亮（2016）以金融危机为切入点，研究发现金融危机期间伴随外部融资环境恶化，公司的内源融资需求提高，公司的避税程度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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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理论基础与假设提出..................15
第一节 高层梯队理论............................. 15第二节 有效税收筹划理论............................. 16
第三节 假设提出................................ 18
第四章 实证研究..........................22
第一节 研究设计........................... 22
第二节 实证分析........................ 26
第三节 稳健性检验....................... 31
第五章 进一步研究...............................35
第一节 高管军队经历、产品市场势力与所得税避税..................................... 35
第二节 董事长和总经理军队经历对所得税避税的影响................................. 45
第五章 进一步研究
第一节 高管军队经历、市场势力与所得税避税
影响所得税避税程度的因素不仅包括公司治理等内部因素，还包括监管环境、市场环境等外部因素。公司治理的研究普遍认为，产品市场机制是除监管环境、资本市场、经理人市场外缓解管理者和所有者之间的利益冲突的一种重要的公司外部治理机制 （Allen and Gale，
2000；Hoberg and Phillips，2010；曹廷求和田金秀，2012）。产品市场机制可以从市场竞争角度改变公司进行所得税避税的收益和成本，进而对公司的避税政策产生影响。
一、理论分析
市场势力（Market Power）是指一个公司能够一定程度上摆脱市场的约束条件，自主决定其生产的产品（或提供的劳务）在产品市场上的价格、质量、营销等的一种能力，是产品市场机制的一种体现（Shepherd，1970；Brandow，1969）①。其主要表现为在行业内产品需求量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公司能够利用其优势向客户索取更高价格的能力。产品的质量、创新性以及品牌效应等都能够增强企业的市场势力（Datta et al.，2013）。Peress（2010）构建的理论模型指出，上市公司处于不完全竞争的产品市场之中，每一家上市公司都或多或少的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对自身产品定价的能力，市场势力是公司定价（议价）能力的体现。
产业组织理论中传统的结构主义学派认为，市场垄断程度对利润率的正向影响可以作为运用市场势力的证据。20 世纪 30 年代以哈佛大学的梅森、贝恩等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学派”，在马歇尔的完全竞争理论、张伯伦的不完全竞争理论、克拉克的有效竞争理论等学者的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产业组织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即所谓的结构—行为—绩效范式（SCP 范式）。该研究范式认为，市场的各组成要素及其构成方式（如卖方集中度、买方集中度、产品差异化程度、市场进入壁垒等）决定了公司为了适应所处的市场情况而做出调整的行为方式（如定价、广告、研发等）。通常，当市场竞争状况发生变化时，公司会采取经营业务的扩张或收缩、管理上的变革等行为来应对市场变化给公司带来的冲击，维持公司持续经营。同时，公司为适应市场环境所作出的调整会最终反映在公司在该市场中获得的成果上（即市场绩效，包括销售价格、生产成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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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一节 研究结论
本文以我国 2010-2016 年沪深两市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高管军队经历、市场势力与所得税避税的关系，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