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纪念”话语溯源：“左联”时期的四人与鲁迅
（一）鲁迅与“左联”
鲁迅作为 21 世纪中国启蒙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引领着无数左翼知识分子的精神走向和价值选择。正是在以鲁迅为代表的进步人士的推动下，中国的左翼文化运动才得以在世界左翼文化的浪潮中，在轰轰烈烈的革命文学论争中浩然出世。
在从革命文学阵营向“左翼”文学阵营过渡的历程中，革命阵营内部在认识鲁迅的问题上各执己见。创造社和太阳社更是就“革命文学”的问题与鲁迅先生爆发了论争。他们之间的矛盾引起了中国共产党高层的关注。据阳翰笙回忆，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李富春同志曾召开党支部会议，要求他们终止与鲁迅的论战。李富春说:“你们的论争是不对头的，不好的”。除此之外，党支部认为一些党员干部没有认识到团结鲁迅的积极意义。李富春认为，鲁迅是五四以来优秀的启蒙主义者，“他对我们党员个人可能有批评，但没有反对党。对于这样一位老战士、先进的思想家，站在党的立场上，我们应该团结他，争取他”。对于将鲁迅统战到“党的立场”上所能产生的巨大影响，中国共产党显然早有清醒的认识。1928年“周恩来以中央的名义，要求文艺界有关代表人物‘停止内战，加强团结’，并决定成立左翼作家联盟”21。领导人的指示使阳翰笙等左翼知识分子意识到了党组织对于团结鲁迅的坚定立场，身为党组织成员的阳翰笙坚定的服从党的指挥,创造社与太阳社也为了与鲁迅先生共同的文学立场握手言和。可见，政治的干涉是左翼人士从停止论战到联合鲁迅的关键力量。虽然，革命阵营内部暂时为了共同的文化目标达成了一致，但是他们彼此之间的分歧依旧存在。这也就为日后“左联”内部难以化解的隔阂埋下了隐患。
一个事实是，鲁迅作为“革命文学”论争和“两个口号”论战的主要参与者，不可否认的参与过彼此间激烈的笔战。但同时鲁迅也严格地做了政治与思想方面的自我解剖，他对于在两场论争中错误的评判与曲解过自己的论敌们，也依旧维持着基本的礼仪，对论敌周扬更是如此。周扬曾撰文回忆 1936 年发生的“两个口号”的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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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初期四人与鲁迅政治、文化立场的一致性
要了解鲁迅形象的建构过程，不能不首先梳理清楚周扬等四人最初对鲁迅的立场是什么样的，答案要从左翼人士对于鲁迅的客观评价以即称谓定义中去找。
1.周扬与“战士”鲁迅
在语言学上，称谓关联着社会生活甚至思想观念的方方面面，它与人的社会地位密切相关。鲁迅先生是“左联”时期众所周知的“盟主”，这个“盟主”就是他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的表征。周扬在回忆“左联”时也称鲁迅为“左联”的“领袖”23。可见，周扬对于鲁迅政治身份和地位的认可。这里笔者对周扬在1936-1949 年发表的提及其对鲁迅称谓的五篇文章24做了归类整理，并将周扬对鲁迅的称谓做了统计，如下表所示。
从上表可以看出，周扬称鲁迅为“战士”最多，达到六次；其次是“启蒙主义者”四次；排在第三的是“现实主义者”两次。在社会变迁中，称谓的变化不是孤立的事件，它映射着政治、文化甚至观念的演变。1936 年之前鲁迅称谓的演变也是如此。它与鲁迅在“五·四”时期反对旧的文化、旧的社会制度，在“左联”时期抗击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发扬革命斗争精神紧密相连。所以，周扬一方面认为鲁迅是作为反封建的斗士，民族的战士为人们所敬仰。另一方面周扬肯定及赞扬了鲁迅不畏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白色恐怖，不顾个人安危，翻译了普列汉诺夫《艺术论》的斗争精神。他说：“梁实秋攻击鲁迅是‘硬译’，然而，这种‘硬译’是一种多么可贵的韧性战斗的精神呵！”25此外，周扬本身也是一个具有战斗精神的文艺工作者，在这一点上他与鲁迅可以说是很相似的。所以，我们不难理解周扬为何多次对鲁迅早期思想中的“战斗性”予以肯定与褒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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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人“鲁迅纪念”话语的同质性
（一）“民族魂”与“战士形象”的话语塑造
1.丧仪、纪念大会与鲁迅“民族魂”形象
1936---1937 年之间的“鲁迅纪念”是“鲁迅纪念”史的初始。而鲁迅的丧仪则是一切纪念的起点，也是“以后一切鲁迅纪念仪式的原型”91。1936 年 10月 19 日，鲁迅逝世。毛泽东、萧三、茅盾、宋庆龄等人组成了鲁迅治丧委员会，冯雪峰“遵奉了我党的指派”92，全程操办了鲁迅的丧仪。22 日，上海群众为鲁迅送行,万人空巷。路易-樊尚·托马认为丧仪是“一个象征和信仰的联合体”，而鲁迅的丧仪在明确政治导向性中，“以民族主义为信仰，以覆盖在鲁迅灵柩上的‘民族魂’锦旗，完成了其全套的象征仪式”94。鲁迅逝世前夕左翼阵营内部的论争就略有缓和,鲁迅逝世后,左翼内部人士也迅速开展了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在一系列纪念活动里，周扬和夏衍等人因为地下党员的敏感身份以及之前与鲁迅发生的不快，未能出席鲁迅的葬礼，遂委任沙汀95和艾芜为“文委”的代表参加鲁迅先生的葬礼。除此之外，夏衍还动员了一些左翼电影界的文艺工作者：程步高和王土珍，在反动派寻衅滋扰且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形下，记录了鲁迅出殡的珍贵场景，为后人留下了万人空巷的经典影像。他们四人虽然没有参与具体的纪念活动，但他们都以文字的形式表达了对鲁迅的悼念。这些文章有夏衍的《在大的悲哀里》《鲁迅与电影》和阳翰笙的《悼念鲁迅先生》。在阳翰笙的《悼念鲁迅先生》中，他把鲁迅看做“领袖”、“导师”、“指挥者”，夏衍的《在大的悲哀里》也把鲁迅称赞为一面“光辉的大旗”。他们的纪念文章皆表达了对鲁迅的崇敬与怀念之情，并且在这种怀念里面，肯定了鲁迅先生“民族魂”的形象。在这一方面二人是高度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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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纪念话语中的“文化巨匠”建构
除了民族魂以及民族战士的形象，鲁迅作为“文化巨匠”的形象在系列纪念文章中也被树立了起来。周扬、夏衍、田汉和阳翰笙四人通过参加“鲁迅纪念”活动，发表“鲁迅纪念”文章分别从不同侧面回答了“鲁迅在文学上具体有什么贡献”这个问题，凸显出鲁迅在文学领域里的“意义”。纵观他们四人对鲁迅文学地位的评价，主要是集中在对鲁迅启蒙精神的价值认定上。
启蒙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可谓是鲁迅阐释者周扬的理想追求。毛泽东在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上说鲁迅的思想与行动都是“马克思主义化”165的。既而，周扬在鲁迅逝世二周年的演讲中，依照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框架，确立了鲁迅“民主主义者”的形象。其中，鲁迅作为“民主主义者”的前期思想中，便是启蒙主义思想。周扬曾说：“鲁迅一生最大的战绩，是在他是中国第一个站在最坚决的民主主义的立场，反对人吃人，主张人的权利的，……主张人的权利，必先唤起人的自觉，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周扬在此处反复强调的“人权”不就是鲁迅早期启蒙思想最好的印证。此外，周扬的《从民族解放运动中来看新文学的发展》虽然没有明显的构建鲁迅“启蒙主义者”的形象，但是周扬以涉及鲁迅的话语以及鲁迅作品当中的反帝反封建的情境，对这一时期国民党的专制及其与美帝国主义的狼狈为奸予以深思，凸显出鲁迅“启蒙主义者”的思想内涵，并以鲁迅别有深意的话语佐证:“我总觉得周围有长城围绕。这长城的构成材料，是旧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两种东西联成一气造成了城壁，将人们包围”。鲁迅的话也印证了这一时期，反帝和反封建这两个任务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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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扬：鲁迅形象的政治性扩展.....................42
1.周扬“民族形式论”中的“鲁迅”建构...............................44
2.“鲁艺”与周扬鲁迅话语的转型..............................45
（二）夏衍、田汉、阳翰笙：文化鲁迅的阐释与弘扬.................. 47
1.夏衍与“鲁迅风”杂文.................................47
2.田汉、阳翰笙与戏剧《阿 Q 正传》的改编...........................49
三、四人“鲁迅纪念”话语的异质化
（一）周扬：鲁迅形象的政治性扩展
周扬是鲁迅生前最后一位论敌。而在鲁迅逝世后，这位鲁迅生前“怀疑以至憎恶”194的论敌却成为了纪念鲁迅的官方发言人，并凭借其官方文艺权威的身份，在延安文艺界扶摇直上，将鲁迅的众弟子批倒在地，这不由使人感到些许的荒诞和无奈。在鲁迅逝世二周年的纪念大会上，作为十三人主席团成员之一周扬，肩负着安抚延安知识分子狂潮的历史使命，在会上作了报告。这份报告是“与鲁迅发生过矛盾的周扬写的第一篇鲁迅研究论文”195，即《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现实主义者的路》。周扬的这篇文章借助对鲁迅的形象间接地表述出党的文艺政策。周扬在这一时期的“鲁迅纪念”话语主要围绕着对于鲁迅形象政治意义的来展开。周扬的话语正如温儒敏所评价：“他长期担负文化领导工作，是中共首屈一指的理论权威，他的文学理论批评往往直接承担对党的文艺政策的阐释，他的主要职责之一便是根据特定的革命政治的需要而有侧重地解说、宣传与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196。周扬在“民族形式论”以及鲁迅研究会、鲁迅艺术学院的成立过程中都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
1.周扬“民族形式论”中的“鲁迅”建构
周扬在延安期间的一个重要理论建树是“民族形式论”，鲁迅先生的思想及毛泽东文艺思想给予他很深的影响。毛泽东同志曾评价鲁迅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周扬沿袭着毛泽东同志的思路，将视线聚焦于鲁迅与“人民大众”的关系，并结合当时的文艺政策，即知识分子的“大众化”。多次引用鲁迅的“革命的爱在大众”197，从而将鲁迅刻画成一个对大众有着真切的爱与同情的知识分子的形象。
为了呼应党的“文艺大众化”政策，周扬在 1938 鲁迅逝世二周年的演讲中就结合当时的文艺政策，表达了鲁迅“由于这个时代的限制和他个人生活的特殊性的结果，现实主义者的鲁迅没有能够创造出积极的形象”198的遗憾。在这里，周扬所谈到的“当时时代的限制”无疑是在影射“当下”的现实，隐晦地传达了延安的知识分子应当听从党的文艺号召，其理论话语应当自觉的向大众语境靠拢。同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做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讲话。周扬在学习毛泽东的讲话之后，写了《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一文。这篇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文章交毛泽东阅读审查后，刊登于《中国文化》的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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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1936 年鲁迅逝世之后，周扬、夏衍、田汉和阳翰笙四人在中国共产党所统治的文化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种全新的构建。在构建过程中，这四个人体现了“左联”内部人士对鲁迅形象建构的复杂认识。
本论文在爬梳整理原始期刊的基础上，主要选取周扬、夏衍、田汉和阳翰笙在 1936--1949 年之间发表的极具代表的期刊为例，借以考察政党、文艺团体和以周扬等人为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在“鲁迅纪念”活动中对“鲁迅形象”的刻画。之选择以周扬等人的“鲁迅纪念”话语作为研究的切入点，不仅是因为他们与鲁迅在“左联”时期一致的政治、文化立场，更是因为他们以鲁迅论敌的身份在鲁迅先生逝世后一直言说着自己对于鲁迅文化精神的敬仰以及假鲁迅之名言说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诉求。
笔者认为周扬、夏衍、田汉和阳翰笙虽然没有参加鲁迅的丧仪，但是通过自己的纪念话语，称呼鲁迅为“领袖”“导师”“大旗”和“指挥者”，表达了他们对于鲁迅深切的悼念。之后一年一度的鲁迅纪念活动都是在鲁迅丧仪基础上的复调与发挥。他们四人也协助举办“鲁迅纪念”活动，发表纪念文章。在此期间他们构建出鲁迅“民主主义者”“爱国主义者”“伟大的民族作家”“战士”和“启蒙主义者”等形象。他们塑造的这些形象也从政治与文化的层面上肯定了鲁迅对于民族的贡献。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