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文学小说中的空间书写

本文是一篇文学毕业论文，笔者认为作为新移民文学的代表作家，严歌苓谙熟东西方文明，为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与融合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东方与西方、原乡与异乡，始终是华人绕不过去的问题，尤其是对一位天性敏感、多思的作家而言，更是如此。严歌苓在作品中分别为读者呈现出了这样的景观：身处异乡的华人，或为淘金，或为留学来到美国，却要遭受着西方文明的规训与排挤，进而不得不蜷缩在封闭、狭小的日常生活空间中；而生活在原乡的人们也同样不能避免政治、消费空间对他们的规训。

第一章 异质文化下华人的异乡生活空间

第一节 封闭、狭小的异乡生活空间
列斐伏尔指出，“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被社会关系所生产”。空间产生于人类日常活动和社会生产过程中，同时它也能对人类的生产活动与社会行为产生影响。远在异乡的华人，不断地接受异乡文化的规训，只能生活在主流社会的边缘角落，过着贫苦的日子，这些就促进了他们封闭、狭小生活空间的形成。
一、孤岛式的唐人街景观
在严歌苓作品中，“唐人街”专指美国的旧金山唐人街（以后本文中出现的唐人街，专指美国旧金山唐人街）。其中，涉及描写“唐人街”的小说有《扶桑》（1996）《风筝歌》（1999）《橙血》（1998）《魔旦》（2000）以及《寄居者》（2008）等。就这些小说的故事时间而言，《扶桑》发生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其他小说故事均发生在二十世纪上半期。此外，在《扶桑》与《魔旦》文本中，作家均设置了一个第五代移民“我”作为叙事者，并令“我”穿梭在历史与现实之中，游走于真实与虚幻之间。这样，作家就成功地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二十世纪末的这段移民历史熔铸在“唐人街”这个空间之中了。事实上，严歌苓作品中的“唐人街”不仅与现实的唐人街历史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且还被赋予了更为深刻的内涵。
“唐人街是种族隔离的一种形式，它代表中国移民适应美国社会的一种特定方式。”30大概于 19 世纪中期，在国内饱受政治动荡，经济破产之苦的华人，在加州淘金热的刺激下，大规模赴美，以寻求生存之道。但是由于语言、人种、文化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的不同，华人尝尽白人的歧视与排斥。随着美国排华浪潮的愈演愈烈，白种人对在美华人的攻击也变得越来越频繁。“1882 年排华法案，就这样在 5 月 6 日正式成为美国法律的一部分”。排华法案的颁布，导致华人的生命安全得不到最基本的保障。华人不得不向城市中的唐人街聚集，以寻求庇护。唐人街之于华人，就是一处安全的避难所。由此可见，唐人街是华人被迫地、也是自觉地与外界保持距离，甚至是断绝往来而形成的结果。“它与美国主流社会，形成‘边缘---主流’的空间对峙”，就此形成了它独特的孤岛式景观。唐人街这一孤岛式的景观模式，在严歌苓的作品中主要体现为它所具有的封闭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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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异乡对华人身体的塑造
福柯在他的著作《规训与惩罚》中指出：“规训‘造就’个人。这是一种把个人既视为操作对象又视为操作工具的权力的特殊技术。”并且他认为，“规训权力的成功无疑应归因于使用了简单的手段：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以及它们在该权力特有的程序--检查--中的组合。”权力对身体的塑造、规训，正是通过这种手段来实现的。本节主要探讨的就是异乡生活空间中的异质文化对华人身体的规训与塑造的问题。但是，在这个问题被解决之前，笔者首先要阐述的是华人身体空间产生的问题。
一、华人身体空间的产生
在严歌苓的作品里，华人向美国的移民不仅有着社会的客观原因，更有着华人自身的主观原因。作为一个有着“生命移植”经历的作家，严歌苓在对待华人在异质文化的挤压下所产生的精神上的疼痛、心灵上的挣扎和其对美国主流文化的僭越等问题上有着自己独到的领悟与理解。她将这些理解与自己的生命体验凝注在作品中，以寄托自己对母国同胞的深情，来反思当前社会的现状。
1. “崇洋”的客观原因
“ 东西方的差距”早在十八世纪中期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之时就已经注定了。 英国自十八世纪中叶开始工业革命，于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工厂手工业就基本为大机器生产所取代。英国工业革命的完成，使它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国。于十九世纪，部分欧洲国家的工业革命基本完成。美国也正是在这期间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并确立了以机器生产为基础的工厂制度，形成了它强大的工业体系。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美国与英国率先开始第二次工业革命。上世纪初，美国把英国甩在后面，率先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成为领先于世界的强国。而电力与内燃机等工业技术在社会生产中的广泛应用，则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改变了人类社会的文明面貌。它们至今仍在当今社会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二十世纪中叶，尤其是第二世界大战以后，人类开始了世界性的工业革命浪潮。”先进的欧美资本主义工业国家掀起了以高科技为竞争手段的又一次工业革命，即“第三次工业革命”。可以说，工业革命是人类物质财富加速创造和积累的起点。这些发达的欧美资本主义工业国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创造出了丰富的物质文明成果。这些成果为资本主义国家乃至世界中的大多数人所消费、所共享。另外，科学技术的革新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工业革命的开展、工业水平的提高促进、推动完成的。工业革命也就成为了促成世界科学发展、科技进步，实现人类伟大梦想不可或缺的基础和手段。可以说，工业革命不断地展开与更新，在推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进步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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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故国回望：“原乡”空间权力的断裂式书写

第一节 依托在回忆之思中的政治原乡
严歌苓的童年时期与少年时期，基本上是在动荡不安的政治运动中度过的。她以对故国的记忆为依据，对二十世纪的“政治中国”进行了虚构。严歌苓试图通过“家”的日常生活功能的转变、从劳动农场到监狱等连续性“监禁”机构的设置，来呈现出政治规约下的原乡。
一、家：日常生活功能的转变
在严歌苓的部分作品中，有的作品带有较浓重的家族色彩，如《陆犯焉识》《一个女人的史诗》，也有些作品带有较强的自传色彩，如《拖鞋大队》《老人鱼》《小顾艳传》等。在这些作品中，不管是具有家族色彩的小说，还是具有自传色彩的小说，它们大多对“家”都有着较充分的表现。作家严歌苓将“家”放在大的时代环境中，让它随着政治运动的起伏而变化。
“家”被大多数人看作是可依附的、安全的又受限制的地方。在文学作品中，“家”基本上呈现出两种面孔：一种是极具吸引力的家，它促使主人公“思乡”“返乡”，可以说它们是我国古代诗文所要表达的重要主题，如杜甫《绝句》道：“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宋之问《渡汉江》则写：“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这些诗无不表现着诗人“思乡”的情深，“返乡”的心切；另一种则是象征着牢笼的家，它使主人公不断地想“挣脱”“出逃”。这一现象在我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如巴金《家》中的“家”，对青年人觉新、觉民与觉慧的禁锢；曹禺《雷雨》中象征着宗法制度的“家”，对女主人、子女的压迫；白先勇《孽子》中象征着父权的“家”，对孽子的排斥。这些作品都表现出年轻一代对“家”的挣脱与出逃。然而，这里的“家”虽然表现为两种面孔，但它内部仍然是被家庭伦理关系所笼罩的。
在严歌苓的作品中，“家”除了表现出上述特点，还显现出新的特征，即“家”和附着在它身上的伦理关系的畸变。第一种畸变，表现在“家”的物质形式“家宅”的设计上。在《小顾艳传》中，作家对艺术家协会大院的描写充分展示了这种畸变。艺术家协会大院兴建于一九五八年，正值极左倾的“大跃进”运动展开期间。可以说，从建国到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消灭阶级敌人，巩固新政权，就是新中国在这一阶段重要的革命任务。在这样一段特殊的政治历史时期，国家对知识分子的监管就显得尤为重要。一般情况下，建筑的设计，应该根据它的用途来进行规划。但是，艺术家协会大院不但没有被建设成为符合居民日常生活需要的家庭生活场所，反而被设计成了一个类似“监狱”的建筑物。它是一座四层，呈“凹”字形状的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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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存在于想象之维中的消费空间
严歌苓曾说：“那么多事情，他们都是在当中一直跟着变的，变成了今天这样。而我们是每回去一次看见一个变完了的现实，看到的是一个一个的结果。”由此可见，严歌苓自旅居美国后，并没有真正经历过 1989 年以后的中国社会。严歌苓更多的是以一个“看客”“思乡人”的身份，对故国大地上发生地变化进行了回“望”与想象。在严歌苓离开后的那段期间，中国的商品经济迅猛发展，消费文化也随之席卷整个中国。这样，“乡村”也就不可避免地被纳入其中，成为商品经济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这些作品中，作家一方面对极具当代消费文化色彩的场所进行了刻画与展示，如舞厅、宴会与妈阁赌场等，并对这些承载金钱、欲望的场所进行了审视与批判。另一方面，作家又以饱含情感的笔墨对乡村生活图景进行了勾勒，为乡村民间文化的没落唱出了一曲挽歌。
一、从舞厅、赌城到宴会厅：金钱与欲望的逞能场所
在这部分作品中，严歌苓对极具消费文化色彩的都市空间的表现，并没有流于外表，而是直接深入到都市的内部，以展示欲望对人性的腐蚀，金钱权力对传统社会规范的颠覆。舞厅、赌城以及部分的宴会厅作为都市人经常出入的日常生活场所，不仅具有娱乐与消费的属性，而且还具有一定开放性、不对等性。这样，这些消费娱乐空间就为不同阶层的人在那里相遇发生故事，提供了场所。
1. 舞厅
19 世纪 40 年代，交际舞进入中国上海。20 世纪 20 年代末，上海第一次出现了一家有中国舞女伴舞的、具有营业性的舞厅，即黑猫舞场。随后，舞厅大规模地出现在上海洋场。于 20 世纪 30 年代，上海的舞厅的数量、规模达到了鼎盛时期。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国家政策的变动，舞厅在 20 世纪 50 年代走向沉寂。80 年代，一些简陋的舞厅开始零星地出现在一些城市中，但它们是作为反抗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与提倡人性解放的标志出现的。20 世纪 90 年代。舞厅（迪斯科）再一次在中国大地上大规模地兴起，且逐步融入到市民消费文化的海洋中了。这样，按舞厅历史的发展脉络来看，它与舞女从一开始就成为了作家所要表现的重要对象。曹禺笔下的交际花陈白露，正是脱胎于上海百乐门的舞女形象。舞厅、舞女在新感觉派作家那里，则成为表现大上海不可或缺的场所与形象。在舞厅里，狐舞步、美酒、文人、舞女成为了最佳搭配。而在张炜的《古船》、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中，“迪斯科”则被当作时代报晓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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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异乡与原乡空间文化的换位性阐释及其诉求...........................40
第一节 原乡文化与异乡文化的差异....................40
第二节 异乡文化与“原乡”空间书写..................42

第三章 异乡与原乡空间文化的换位性阐释及其诉求

第一节 原乡文化与异乡文化的差异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产生活实践中产生和创作出来的能够体现本民族特点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民族文化反映该民族历史发展的水平。同时，每个民族因他们各自世界观、社会文化规范与行为模式的不同，从而形成了他们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东西方文化分别从属于不同的文化体系，各具独特的文化魅力。
中国古代总体上以儒释道三家文化为主。其中“儒”，又称儒教，是由孔子开创的。在我国的封建社会时期，儒学是被我国官方认定的正统文化，在传统文化思想中占主体地位。儒家文化推崇“中庸原则”，认为人们只有将事情处理得恰当适中才可以获得安乐，否则就会“过犹不及”，如“乐极生悲”“否极泰来”等都体现了这一观点。同时它也强调“明哲保身”与“隐忍”的生活态度，注重个体生命的保全，如它留有“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小不忍则乱大谋”与“留的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等处世箴言。所以，儒家文化塑造着中国人“无过”“不及”的性格特征以及和乐融融的生活理想。相对于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强调“自然无为”“大者为下”“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和为贵”等处世态度。它认为人唯有处于下位，才能自我成全，保全生命。“释”指释迦牟尼创立的佛家，来自古印度，多称“佛教”。它旨在帮助芸芸众生脱离苦海，到达宁静的净土界。佛教的实践纲领为佛法三学，即戒、定、慧。其中，“戒学”包含布施、忍辱、持戒与精进四波罗蜜。这四波罗蜜是人们入佛学之道的基础，建立功德的根本。另外，佛学还包括慈（给众生欢乐为慈无量心）、悲（救众生于苦难为悲无量心）、喜（见众生离苦得乐，为喜无量心）、舍（对众生无憎无爱，一视同仁，为舍无量心）四项内心修行法则，它们被统称为“无量心”。这些教义可以让人心生正信，并使人内心清明以达到禅定的境界，最后获得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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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