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杨争光独特的小说世界
1.1再现故乡“符驮村”
上世纪八十年代，由于西方“现代派”的引入，使小说观念和小说创作都出现了重大变化，逐渐摒弃了阶级和政治运动作为文学结构的重点，而“市井小说”，“都市小说”等逐渐盛行，成为那个时代的写作风潮，作家们开始关注底层人民日常生活。
杨争光的作品多以故乡“符驮村”为创作原点，将儿时生养他的村庄再现于作品之中，饱含对大西北这片黄土地的厚实情感。小说多以乡村为背景，以西北地区黄土高原上的农民日常生活为主要题材。用冷峻的笔调记录了贫瘠闭塞的环境中，一个叫乾州的地方，坐落着小名叫“符驮村”的村庄，这里村民的原始生命形态及其生存与消亡的过程。乡土气息浓厚，纯朴自然，将农村生活演绎的入木三分，给读者呈现出一幅幅大西北黄土高原上独具戏剧色彩的生活图景。他的作品赋予黄土高原农民朴实的形象和顽强的生命力。为此，不少评论家将其界定为“乡土小说”，并与贾平凹、陈忠实被誉为“陕西文坛三宝”。以故乡“符驮村”为题材，杨争光说：“符驮村在我的许多作品当中，既是一个现实的存在，也是一个虚构的存在。对我来说，有地理意义上的故乡，也有精神意义上的故乡。事实上，我更看重的是精神意义上的故乡。只要生活过的地方，都有故乡的意味，既是地理的也是精神的。对一个居无定所的漂泊者来说，随着生命的成长，就会有一部“故乡史”。在我原点意义上的故乡当然是符驮村，直至现在，我还和它有着无法割裂的血肉联系，至今还参与着我的情感，精神，心理的建构与解构”他太熟悉这块生养他的地方，太了解农村生活中存在的智慧和阴暗面。杨争光对题材的充分把握和加工，使得他笔下的人物个个鲜活，各具艺术特色，让人过目不忘。《从两个蛋开始》中的雷工作、白云霞、村长北存、地主杨柏寿、长工杨乐善、文人段先生、大贵、二贵、香香、三娃等，杨争光笔下的舞台上，将他们各自安置在合适的位置，发出不同的声音，构成了栩栩如生的底层社会的生存景象。这些不起眼的底层人物，在杨争光的掌心透出一种别样的生命力，演绎出一部长达半个世纪的民间编年史——故乡史。“符驮村”人在这半个世纪的生存状态和对社会不同制度的变通式接受，故事不仅在引人入胜的同时又发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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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诗性之光
杨争光最先以诗歌和短篇小说创作步入文坛，并且诗作多以叙事诗为主，对诗的韵律结构自然运用的得心应手。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小说创作，由于之前对诗歌创作充裕的积累，在之后的小说创作中得到充分的展现。从短篇到中篇，再到大部头的长篇小说，他的小说蕴含了诗性的光芒，无论是小说的结构还是小说的语言文字，始终是与诗歌保持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般意义上的小说结构，事实上指构成小说的内容（人物和故事）与形式（情节和语言）间的联系。对于小说的结构艺术分析而言，即是研究小说内容与形式的内在关系和价值所在。此处所指的“小说结构”主要在小说“情节和语言”的层面进行解读，即情节与语言的表现方式。主要以杨争光诗歌对小说语言和框架结构的影响来论述。
如美国小说家詹姆斯所言，讲述一个故事至少有五百种结构方式，而选择什么样的结构方式，则完全依赖于小说家对人物与故事本身的“态度”和“立场”。当代作家中杨争光可以说是对小说结构“讲究”到苛刻程度的作家。杨争光的短篇小说似乎给读者“无头无尾”的感觉。实际上，杨争光的小说都是有非常出色的开头，和无限想象的结尾。简洁的语言是他一贯的创作风格，他往往寥寥几句话就能勾勒出一幅场景，营造出气氛或是把故事交代清楚。而且还能抓住要点，不加修饰，却又不失准确的表达，让读者很清楚的知道接下来的情节会有怎样的人物出现。杨争光在论者访问中表示：“对于语言，我喜欢用减法。语言的减法和算数的减法不一样，算数的减法其结果是既定的，而语言的减法是有多种可能，可能有错误的得数，就是说喜欢语言的减法是一回事，使用好减法是另一回事。我使用减法的原则是取其“核”而去其“叶”。当然不能一片叶子都不留，去其繁杂的多数，留下最合适的一片或几片。这也是精准与生动的表达所必须的。精准与生动的表达在我看来也是应该具有诗性有诗意的。”由此可见他对语言的追求不仅仅是简洁明了，还有对语言的精准表达，从简洁精准中给读者以诗意，遵杨争光的特有技巧，更是其对小说结构独有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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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小说对话的独特魅力
2.1对话与对话性
杨争光曾说小说是一门智慧的艺术，他的小说一直都以人物对话来推进故事发展，对杨争光来说小说不仅仅是智慧的艺术，还是“对话”的艺术。在讨论杨争光作品“对话性”叙事风格之前，先界定一下“对话与对话性”的具体概念。
对话理论是巴赫金主要思想内核之一。在巴赫金对话理论中，首先对对话的定义是，文本引号之内的话语，主要是以两个以上的人进行交流。“对话”这一概念基本上是指，人与人之间相互问答，起到交流沟通，传达思想情感的作用，进行直接交谈会话的情景。巴赫金对对话的定义正是确立在生活情景的基础上，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其深刻的思想和内涵。
巴赫金认为“对话是人类生活的普遍现象，也是文学艺术的普遍现象，在现实和艺术中人们用语言相互问候，诘难，问答，反驳，肯定或否定，从而达到相互沟通和理解的目的。”对话基本上局限于两个差异个体用语言以及符号形式进行直接交流的领域，但在人们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许多交流并不局限于这样的直接、显而易见的形式，也不一定仅仅使用你来我往的对话语言来表达，但这种非语言，非直白，非显在的形式并不失对话的基本功能。比如，戏剧或者话剧中，主人公的独白；抒情诗中，抒情者（作者）的含情自白或大篇幅的演说。甚至一个眼神，一个举手投足或是身体姿态，皆能向在场者传达出自己的某种情绪和态度等。这些都不具有直接对话的基本形式，事实上却构成了一种潜在的信息交流和反应。此时，对话以“潜隐的形式存在，我们将其命之为潜在对话”。从这个意义上出发，人们日常生活中所有行为，无论是外在表现出的行为举动还是内心挣扎思考的心理活动都有对话的特性。不难看出，对话性不仅存在于人物对白中，而且还存在于在独白陈述中以及人和人之间的意识交流中。这种对话向独白和非对话形式渗透的现象被称为“对话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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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对话语言的魅力——深深地话，浅浅的说
关于对话的书写与运用，杨争光有着工匠般的精神和技艺。观其作品，对话在小说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甚至几乎贯穿作品始终。杨争光区别于其他作家的是：当其他作家还采用传统的描写，叙述，议论来交代和塑造人物时，杨争光通常都能用对话来代替作品中地描写，叙述和议论。小说中人物的对话或独白不仅口语化，还体现出画面性、思辨性和荒诞性。聚集诸多元素与其复杂的创作经历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正因其跨界创作的复杂经历和多重身份，使语言文字赋有魅力，深刻入骨的语言可以在人物对话中浅而轻的被讲述，轻巧但绝不刻意的点到痛楚，《越活越明白》中安达一个人在窑洞里过除夕时内心的孤寂“一个人是可以安心的想一些问题的，可以把心灵深处的灯拨亮，不受一点干扰的想任何问题。”大水对关于平反的绝望表达：“就算到时候给我平反了，可我已经老了，啥也弄不成了，回头一看，我一辈子的生命就弄成了一样事：平反。”又如《少年张冲六章》里对当下死板而模具式的教育制度的悲叹：“一个连自己命运都不能主宰，甚至连日子也过不下去的人，是没有力量去影响社会的。”轻浅到漫不经心的人物对话，给读者深刻的刺痛感。杨争光的总能将深刻的语言变换成淡然的文字，借用作品中的对话把深深地话浅浅地说。在描写社会灾难面前、暴力面前，他不是一味的浓墨重笔的渲染那些鲜血淋漓、白骨森森的自然画面，而是通过人物具体对话内容进行情景再现，短篇小说《蛾变》中，主人公裴一十五对饥荒时期的惶恐产生病态心理，看见粮食眼睛就发蓝，一把一把的攒粮食，连走亲串门都不失时机的顺手抓走人家一把粮食，恨不得把全天下的粮食都纳入自己的窑里，对粮食的欲望成为裴一十五最大的精神支柱，直至积攒下来满窑的粮食发霉蛾变，飞出一股股如烟的蛾虫冲破了主人公裴一十五内心最后的防线，面如土色，生不如死。整篇小说皆是人物对话和旁白，将自然灾害时对饥饿得惶恐写得简单轻松，却给读者无形的压迫感，相比起浓墨重彩的晾晒，杨争光的文字虽轻于鸿毛却重于泰山，逼真可感。又如长篇小说《从两个蛋开始》，人们对饥荒的恐惧，完全体现在“吃大灶”时对食物的占有，认为吃到胃里才真正算自己的，想方设法挖掘胃的潜力和容量，对话和旁白皆是黑色幽默的诙谐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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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对话的多重质感..............19
3.1对话与诗同步..............19
3.2对话的戏剧意味..............21
第四章对话的美学蕴意...........27
4.1对话中的人性之美................27
4.2情感的含蓄之美..............30
第四章对话的美学蕴意
4.1对话中的人性之美
综合杨争光作品研究现状，研究者对于作品中人性的剖析多以阴暗，丑恶，冷峻等为主要论述点。不容否认，对于人性的考量和追问是杨争光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读者对杨争光作品有一种室息感也在于此，对于丑恶和暴力，杨争光没有无节制的晾晒和赋予其光环，而是用冰冷的文字呈现给读者，并进行理性的反思。杨争光笔下的人性，不只是灰暗，还有难能可贵的善美，某种意义上讲，丑和美是极端相对的，但这种相对并非完全对立，丑与美都存在复杂的人性之中，这样的人性才是真实的，太过完美或太过丑恶都是极端的，失真的。从理性的角度来讲，人性的复杂程度可以随着他们的生存或欲望，面临的胁迫而反复无常，善恶的比率也会因此上下起伏，甚至产生病态心理。杨争光的作品中有不少对人性深处丑恶面的暴露，比如《谢尔盖的遗憾》中，因为妻子的出轨，谢尔盖将对妻子的仇视迁怒于亲生儿子，半寸长的铁钉砸进儿子谢里夫的脑壳。《黑俊》中，卖砖人不堪忍受黑俊的暴力威胁，趁其不备出手将其捅死。《死刑犯》中，因一句看似平淡的话，刺伤了尊严，且无力改变现状的无奈，因此点燃内心挤压已久的愤怒，一时冲动出手打死花生收购商。《盖佬》中，主人公因和别人妻子偷情被发现，被砸的脑浆迸出。《千沟》中哥哥和妹妹的不伦之恋，用枕头捂死妹妹。《干旱的日子》中他和来米的感情被强行拆散，长期苦闷，掐死了正在交配的公羊，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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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对话性是杨争光小说的主要艺术特征。在杨争光的小说作品中，不仅是人物形象的塑造、故事情节的展开倚重对话，甚至包括作家对人性异化的深彻思考，对人类生存意识的质询，对当下社会问题的反思，往往也蕴含在人物的对话形式中。作为诗人，杨争光对语言文字的精准把握使其小说富含简约灵动之美；作为编剧，杨争光对人物对话的熟练运用使其小说具有逻辑思辨之美。这种创作经验层面上的“复杂”，同样构成了杨争光小说人物对话的诗意化、戏剧化、思辨性等多重质感。可以说，运用简洁凝练的人物对话贯穿全文的叙事方式，是杨争光的“独门绝技”。
长期以来，杨争光被认为是“一个严重被低估的作家”。部分原因大概是，在影视艺术、大众文化膨胀发达的今天，作为电影《双旗镇刀客》、电视剧《水浒传》等经典作品的编剧，小说家杨争光的光芒的确是被掩盖了；另外的原因，则可能出于批评家们在美学上的偏见或误读。
本论文努力从杨争光的小说中，读解人性善美的主题寄寓和丰沛含蓄的诗意表达，并引入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来阐释。或许，这正是一次批评与作家之间寻找“对话”的尝试。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