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风险沟通角度探讨新闻媒体的敏感事件报道问题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自 1979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处于关键的社会转型时期，期间面对经济体制、经济增长方式等方面的重大变化，整个社会生态环境也面临重大变化。早在2004年，国家发改委就发布报告，指出当代中国社会正在进入高风险社会。中国进入风险社会以来，公共卫生事件、群体性事件和暴力袭击事件等各类重大事件呈现多发态势。其中，这些重大事件中的多数都会有一定的敏感性和复杂性，因此往往会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和广泛的关注。
新闻媒体作为发布讯息的主要载体和引导舆论的重要工具，有必要对此类事件和题材予以及时报道，给社会和公众以启迪和警示，这是新闻媒体的职责所在。新闻媒体在报道敏感事件和题材时，必然要以维护社会稳定为重，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同时又要及时发布信息通晓告知社会大众事件进展的最新情况。总而言之，在敏感事件发生时，新闻媒体是能否为政府赢得信任，能否作为促进问题有效解决或是应对困难的重要平台，是消除风险和缓解危机的关键。所以，新闻媒体在做到保障公众知情权的同时，还要把握好报道的尺度，既要做到客观地去报道事件，又能有效疏导公众情绪，配合政府处理这类事件引发的危险或是潜在的危机，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创造一个有利的大环境。总之，新闻媒体对敏感事件的处理和报道对确保社会健康、稳定、快速发展而言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然而，随着网络和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信息传播环境急剧变化，人和社会组织的关系也愈加复杂，危机和敏感领域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同时，因敏感事件的特殊性，新闻媒体在报道敏感事件上还是会遭遇披露事件真相与维护社会稳定的冲突，曝光细节与适当引导的矛盾等各种两难抉择。所以，问题随之而来，在敏感事件和题材的处理上，新闻媒体要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报道角度去和政府和受众进行有效的风险沟通？如何处理告知公众真相与维护社会稳定的矛盾？要如何才能做到既不“失语”又不“失信”？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本研究以中国知网（CNKI）和维普期刊数据库为文献统计数据源，以“敏感事件报道”、“敏感题材报道”等为关键词，检索项定名为“篇名”和“关键词”，匹配方式定为“精确”，统计范围限定为1990—2013，文献检索执行日期为2013年 9 月 10 日，共检索出 6 条结果。可见，在现有的研究中，单就新闻媒体对敏感事件报道的研究较少。再将关键词“风险沟通”与上述检索词“并含”检索之后，结果显示为0篇相关文献。所以，国内外就新闻媒体对敏感事件报道的研究较少，而就风险沟通的研究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国内外关于新闻媒体对敏感事件报道的研究出发点多是从基本的新闻框架理论视角去研究，多数是基于新闻媒体对敏感事件的策划或是基本报道规律的把握等等方面的研究课题，大多数的研究散见于《抓敏感题材寓教于乐趣》（许林，2004）、《有效实施突发敏感事件新闻处置》（朱清，2010）、《对敏感事件报道要考虑社会和谐》（陈敏，2006）等论文当中。就目前我国学术领域而言，几乎没有文献独立专注研究“风险沟通视角下新闻媒体对敏感事件报道的研究”。因为“风险沟通”理论研究的书籍更多是政治学、心理学、管理学方面的，所以，本研究计划运用政治学、心理学、管理学等领域的相关“风险沟通”理论的研究，合理嫁接到新闻传播领域，就新闻媒体对敏感事件报道进行研究。

2 新闻媒体在敏感事件报道中的风险沟通制约因素

就风险沟通而言，大众传媒在与政府、广告商、受众的博弈互动中，发展出“重大时刻政治正确的优先性”（注：典型的地方保护主义思维）、“参与利益锁链中的危机公关”、“民粹主义话语策略”、“自我批评式的自反性策略”等潜规则，而媒体策略化生存所遵循的这些潜规则，“不但没有完成好现代社会中应该具有的‘风险告知’使命，反而使得原有的中国特色‘新闻专业主义’的空间日渐局促。

2.1 媒体风险沟通的政治制约
谁站在凸显的位置，才能被社会大众看，谁的声音足够响亮，才能被社会大众听到。同样，话语权掌握在谁的手里，谁就有可能抢占获得社会关注和赢得引导舆论的先机。在信息传播活动中，一般话语权的产生有三种情况：
一是信息传播信息传播主体的话语权，如随着信息传播国家化而产生的媒介帝国主义。1977 年，西方文化传播学者鲍依巴瑞最先于提出来媒介帝国主义这一概念，他认为: “媒介帝国主义是指任何国家媒介的所有权、结构、发行或传播内容，单独或总体地受制于他国媒介利益的强大压力，而未有相当比例的相对影响力。”
二是媒介，尤其是报纸、广播、电视、杂志等四大传统媒体之间的话语权争夺。现如今随着网络等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新媒体也开始成为新闻媒体之间话语权争夺的主力成员之一。根据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 2013年 12 月 31 日，中国的网民数量规模已经高达 6.18 亿，其中手机网民数达到 5亿。手机、IPAD 等移动终端的发展极大程度上推动了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这大大的丰富了公众获取信息的方式和渠道。


2.2 媒体风险沟通的经济制约
随着社会的发展，各大媒体以及电子媒体如雨后春笋呈现爆发生长的趋势。所有的媒体都是生产信息产品的，信息本身具有非排他性，所有媒体在传递同意信息时具有一定的等效性，这使各种媒体之间具有代替效应，各种媒体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
而大众传播媒介是以消费者为对象进行信息生产和传播的经济组织，是由各大媒体构成的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的经济实体，既对社会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更是媒介自身能否长足发展、持续运营的经济保障。曾参加印度洋海啸报道的著名记者闾丘露薇在撰文总结那次报道中提到，在斯里兰卡很难用当地的五星线路传送采写的信息或是进行直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成本太高，10 分钟就需要花费 1000 美元。最终凤凰卫视选择通过网络传送画面，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减慢了信息的传播速度。由此可见，经济资本对媒体报道的也是有一定的限制的。
大众传媒作为一个经济产业，既包括采、写、评等内容产品的生产行为，也包括产品销售、广告经营、人才管理等管理行为，而这些生产和管理行为则是媒体生产成本的重要部分。传媒企业的生产成本可以分为显成本和隐成本两个部分：显成本是指在生产要素市场上购买或租用的生产要素的实际货币支出；隐成本指自己拥有的被用于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要素的货币支出。具体而言，如记者采写用的摄像机、录音机、卫星电话等。媒体的生产成本会影响到生产出的内容质量的好坏。传媒的生产成本则取决于媒体的经济资本实力。与敏感事件相关的不同风险沟通主体不仅在政治资本有极大的差异，同时他们在自身的经济资本上面的势力也千差万别。强势者力图把经济资源占有权转化为舆论话语权、社会管理主导权。强势者通过经济资本上的优势，进一步获得了信息源、信息渠道等方面的优势。

3 风险沟通指向下新闻媒体再现敏感事件的类型化探析.........19
3.1公共卫生事件议题..............20
3.2群体性事件议题........................23
3.3暴力袭击事件议题....................26
4 新闻媒体在敏感事件报道中的风险沟通角色定位....................29
4.1 风险预警：防患于未然 掌握主动权.....................30
5 新闻媒体在敏感事件报道中的风险沟通机制构建................33

5 新闻媒体在敏感事件报道中的风险沟通机制构建

在风险社会，媒体面临着持续不断地敏感事件引发的风险争议。事实上，大部分人的风险认知架构都是经过媒体报道所建立。大众传媒既充当了风险信息的传播媒介、风险论争与沟通的论坛，也主动构建了风险。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风险或危机是“社会建构起来的现象”。政府与社会公众是敏感事件的关注者，也是社会发展和运行的重要的力量。因此，媒体通过对政府和公众的互动与沟通，实现对敏感事件引发的风险危机进行削减、建构。危机传播脱胎于危机管理学与公共关系学，偏重与组织对危机的管理和控制。其中，“互动性”是风险沟通和危机传播的最大差异所在。因此，风险沟通强调的是不同主体之间的信息互通。而风险沟通的核心要素包括，政府、媒体和公众这三个重要主体，媒体更是促进政府与公众实现有效沟通的重要的桥梁。

5.1 新闻媒体与政府的风险沟通
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曾言，“信任是使民主运转起来的基本动力，政府要想提高自己的政府绩效，必须增加包括政府信任在内的社会资本”。而在中国社会发展和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社会面临着各种敏感问题，尤其其中很多是关于政府官员的作风问题和腐败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民众对政府信任的流失的风险。
造成政府信任危机的原因是多维度的，既包括政府自身行为存在的问题，又与大众主体的自我感知和认识紧密相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在引发政府信任危机的众多因素中，社会大众对自身的安全状况和生存环境的关注是最深层的原因。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以及政府职能的扩大，虽然人们在享受着政府提供的社会服务，但却也在遭受社会发展过程中衍生出来的公共安全、食品安全等敏感事件带来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利益的威胁。

结语
敏感事件往往裹挟着风险和潜在的威胁。其中，风险和危险源可能源自于客观的事件，也可能源自于人们的主观认识。同时，敏感事件中存在的风险议题本身就具有极高的新闻价值，这一点恰好与新闻媒体追求有价值的新闻报道规律相契合。本研究通过文献梳理，并结合具体的案例分析，试图理清大众传媒在敏感事件中的风险沟通的限制因素和角色定位。同时从政治学和心理学角度，并针对新闻媒体对敏感事件的风险沟通机制的构建提出建议。
此外，新闻媒体对敏感事件的处理和报道，关乎媒体本身的生存和发展。当前新媒体的强劲发展，使得传统媒体不得不面对网络媒体的“倒逼”，重新寻找自己的角色定位一样。谁掌握报道先机，掌握核心的信息源，谁就是可能成为舆论的引导者，历史的记录者。可以说，在中国目前转型的社会形态之中，中国媒体在敏感事件中风险沟通的角色定位是社会发展的各方参与力量相互角逐博弈的结果。本研究中所指的社会社会参与力量包括政府、媒体和社会公众等三个重要力量。
本文结合案例分析，对上述问题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和认知。
（1）新闻媒体在敏感事件的话语权争夺过程中，会面临来自政府、社会公众和自身的财力发展状况等政治、心理、经济方面的制约因素和压力。可以说，敏感事件中的风险沟通是各方势力和利益彼此之间的相互竞争的过程。
（2）新闻媒体在敏感事件处理和报道中，其风险沟通的角色定位关系到政府、社会公众和媒体自身的利益。政府角度而言，关乎社会的和谐稳定；就媒体角度来说，关乎媒体自身的品格和公信力；社会公众而言，关系到人身财产安全问题以及其知情权和监督权的实现。
（3）新闻媒体通对敏感事件的风险沟通机制的构建的核心要素是，实现与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理性互动与平等沟通。即新闻媒体通过遵循新闻报道规律，对敏感事件中的信息处理，发挥改变政府和社会公众的认知态度、行为方式等可以影响到社会运行状态的力量，实现对敏感事件引发的风险危机进行削减、建构。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