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灾难报道中灾民形象研究——以《人民日报》的地震报道为例

第1 章 我国灾难报道中的灾民形象分析

任何理论一旦失去现实的针对性，自身的价值必然大打折扣。由此可知，要面向我国国情研究灾民形象建构，就应先从现实样本入手，对其进行合理的择取与全方位的比较分析。同时，我国历史上各个阶段灾难报道中的灾民形象的共性与个性及个中形成原因也是值得我们深究的。据此，才能进一步研究其意义建构、探索其发展路径。

1.1 灾民形象的样本分析
1.1.1 样本择取
由于封建社会期间，我国关于灾难的新闻报道史料少、难于归纳总结，且新闻事业发展存在不均衡的现象，故而解放前的我国灾难报道于本文中仅仅选取《天变邸抄》进行分析。解放后，我国的执政党是中国共产党，《人民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又是在国内广泛发行的全国性报纸，其权威性、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它担负着传递党和政府的声音、上传下达沟通民情民意和报道、解读国内外重大事件的重要使命，其专业性、公信力也是其他纸质媒介无法替代的。故而笔者以《人民日报》为主要样本，选取解放后改革开放前、开放后自媒体时代前、自媒体时代为分隔段。事实上，如果将报道数量置于历时的角度分析，则可以很清晰地认识到，有关灾民的报道的变化趋势同发生重大灾难的时间主线走向基本相同。而地震灾害作为我国发生频率相对较高、影响较大的灾难，其报道的可比性更强、可研性更清晰，故而本文选取地震灾害作为灾难的代表。而在对于地震的研究中，目前国际上广泛采用的是美国地震学家查尔斯·弗朗西斯·里克特（Charles Francis Richter）和美籍德裔地震学家宾诺·古登堡（Beno Gutenberg）一道提出的
级划分法，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里氏地震规模。在他们的界定中，凡是大于里氏5.0级的地震，就会给建筑物带来不同程度的损坏从而影响民众的日常生活，该类型的地震就被归为“破坏性地震”一类。故而笔者在抽样研究中以对破坏性地震的报道为样本，按我国解放后地震灾害的影响程度及政治大环境的特点，分别选取1976年7月28日里氏7.8级唐山大地震、2008年5月12日里氏8.0级汶川大地震、2013年5月20日里氏7.0级芦山地震分别发生后一周的《人民日报》进行的灾难报道为代表，进行样本体裁、样本内容、媒体情感倾向等方面的简要分析。

1.2 历史上灾难报道中灾民形象特点的案例分析
1.2.1 1949 年至1978 年的灾民：“政治的狂热追随者”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翻身作主”使得政府、国家对人的价值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然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浓厚政治氛围影响下，新闻报道出现了几乎全方位地服从且服务于政治宣传的特殊局势。1950年4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给全国各地的新闻媒体下达了党中央关于救灾报道的指示，该指示要求对救灾工作的报道“现应即转入救灾成绩与经验方面，一般不要再着重报道灾情” 。事实上，该阶段的所有报道中，“人定胜天”的“一边倒式”狂热报道在盲目体现人的力量的同时，政治的力量才是幕后的操控者。
在这一阶段中，最有代表性的灾害莫过于1976年发生在我国河北省唐山市的7.8级大地震，这场灾难造成24万人死亡，16万多人伤残，直接财产损失达30亿元以上。然而，地震后第二天，新闻媒体对灾民的真实生存状况、思想情况却绝口不提。
新闻标题是整体传播的眼睛，好的标题是报道中最重要，最有价值事实的浓缩和概括。分析新闻标题能帮助我们快速浏览掌握信息的概要，故而此处以唐山大地震发生后一周内《人民日报》刊发的、正面建构了灾民形象的灾难报道的全部标题为该时期灾民形象建构的分析基础：

从上表可分析得知，抛开“灾区”、“人民”等灾难报道中不可或缺的词语及相关助词不谈，该时期形容词、名词中出现的高频词如下：“毛主席”出现6次，“革命”出现4次，“人定胜天”出现2次，“胜利”出现2次。唐山大地震是20世纪以来世界上人员伤亡最大的地震灾害，而在此时期我国最重要报纸的标题中却无法见到与伤亡、人性有关的词汇，取而代之的是口号式的“胜利”、“革命”。故而以上结果可充分显示该时期灾难报道的特色为政治性高于人性。

第2 章 新闻生产中报道灾民形象的意义

灾民是与灾难同时出现的，灾民形象也是与灾难报道相伴而生的。而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灾民形象的建构方式、方法也不断演变。在此基础上，我们必须了解的是其形象建构的新闻学意义何在，从而对灾民个体的精神及生活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正确引导普通受众的认知和行为，同时，也有利于各学科领域更好地开展学术研究。

2.1 新闻生产中报道灾民形象对个人的意义
人性的真实是不能回避的，在新闻传播中，以人的生存和生命体验为中心，关注个体，关注新闻事件对个人的影响，这无论对灾民个人、普通受众还是特定人员来说，都是新闻从业人员在开展新闻传播活动中必须注重的。
2.1.1 对灾民个人的意义
自古以来，对灾难情形的上传下达就意味着国家赈灾的必要性，国家赈灾对于灾民来说，是修复生活、重建家园的重要支持力量。而在当今社会，灾民既是新闻中的主角，又同时可以成为报道自己的新闻的受众，可以是受到伤害的弱者、又可以是自力更生的强者，这一对矛盾告诉我们，对灾情的描述、对灾民形象的设定对灾民个人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是在精神层面上起到了导向作用。在开展事关灾难的新闻报道活动时，聚焦典型人物是各大媒体广泛采用的一种叙述方法和宣传手段。因为正面灾民形象的积极心态与主动行为正是政府所急需看到的个体状态，而他们在道德、行动上的具体表征又能影响到包括灾民在内的普罗大众的思想。因为有了客观存在的他们，广大民众将被感染、被激励、被带动，他们是灾民中的佼佼者、政治含义上的精神楷模，对其着重笔墨无可厚非。事实上，官方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通常是充分考虑到了我国当前国情条件下可能影响到社会稳定的不协调因素的。这样的典型灾民形象既能满足新闻价值的需求，又能满足社会价值的渴望，还与民众有着绝佳的贴近性，在全面把握好广大受众解读能力、承受能力的前提下，对他们的集中式报道往往是收效颇佳的，对构建和谐社会能发挥事半功倍的作用。

2.2 新闻生产中报道灾民形象对媒体的意义
灾难在传媒视野下也是一种公众危机，媒体在此时的新闻实践行为主要指向的是对受众的带动，它带动包括灾区在内一切可接收信息的自然区域内受众的广泛参与、相互沟通。而不得不提的是，在这种“公众危机”的强力“干扰”下，媒体既有的制度框架和既定的角色功能会发生一定的变化，而新闻生产中灾民形象建构更是可以使新闻传播的传受关系发生变革。对于媒体而言，新闻早已不是高高在上的“一言堂”，受众成了媒体需要关注的对象。霍夫兰的传播实验表明：“假如传播对象喜欢传播者，就很可能被说服，如果接受者认为信息的来源是来自一个和他自己或者她自己相似的人——即具有同一性，就更是如此。” 人对于作为自己的同类的“灾民”，在情感上容易引起共鸣，也更有接近性，灾民形象建构对媒体的影响可见一斑。
其一是影响力的扩大。新闻工作者生产出新闻报道的同时，也意味着生产出了接受这些作品的受众；与此同时在生产过程中，又有更多新的生产者投身其中，为新闻生产的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奋力培育更多的生产者即新闻工作者。也就是说，在灾难报道中，一个合适的灾民形象会广为传播，那么意见领袖的二次传播及更多人的人际传播，将使得一个灾民个案的影响范围扩大，也就意味着，一个媒体的影响力扩大的可能性得到了迅速提高。
其二是竞争性的增强。不同形态的媒介中，以利润为核心的商业性竞争走向良性化。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方向发展，新闻媒介不得不面对“事业性质、企业管理”这一话题。那么，内容的新闻竞争力就是争夺受众的有力筹码之一。谁能更接近信息源？面对同样的信息源，怎样的新闻从业队伍才能给受众带来更精良的报道？某种意义上来说媒体间的竞争也进入了物竞天择的白热化，权威者更权威，边缘者更边缘化。
其三是公信力的提高。第一时间对灾难进行报道固然重要，但其报道的真实、可信程度更不容忽视。在掌握报道主导权的同时，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谣言就没有其生存的土壤。在纵向上紧密跟踪，在横向上广泛取材，那么，就如马克思所说，“在有机的报纸运动下，全部事实就会完整地被揭露出来。”

第3章 对新闻生产中灾民形象报道的反思与探索.......................29
3.1 对当前新闻生产中灾民形象报道的反思.............................29
3.1.1 男性主导视点的压倒性报道 ..................29
3.1.2 不合时宜的议题竞争..............31

第3 章 对新闻生产中灾民形象报道的反思与探索

从新闻学视野来对灾民形象建构进行研究，也是关注社会和个体关系的新视角。其中男权主导的视点和的失序议题竞争是我们在进行新闻生产及学术研究时需要反思的。而接下来该怎样完善新闻报道手法、创新报道理念是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

3.1 对当前新闻生产中灾民形象报道的反思
3.1.1 男性主导视点的压倒性报道
阿尔都塞的这一理论犹如一颗小石子，在学术界激起了不小的涟漪。而社会学研究中相对较新的性别研究趁势借力这一理论并得到了一定的拓展。也就是说，我们由此可以推导出：某种性别意识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特定的意识形态下悄然萌生，特定的意识形态则又是由于所处的历史大环境、社会大背景所决定的，而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以男性为中心的意识形态长期处于主导地位，那么社会意识与男权主义的关系就不言而喻了。由此我们可以推导出，是男女生物学意义上的不同导致的男女区别这一说法，在本质上与社会意识中若隐若现的男权主义观点并无太多不同。而新闻媒体在这其中，毋庸置疑直接或间接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尽管无论采取何种描写角度、叙事手段和报道方法，媒体在进行新闻生产时主要目的都是为了给广大受众提供信息，而建构出合理的灾民形象也是其有效手段之一。但是从事新闻生产工作的一线新闻从业人员和新闻媒体都不可避免地具有社会赋予的倾向性，从而使得大部分受众也许完全不会意识到，他们所接受到的观点是压倒性的以男性主导的视点，在潜移默化中，很有可能造成男权主义在文化中继续其不可一世的统治地位。

结语
长期以来，灾民这一群体在灾难报道中是不可忽视的角色，但其重要程度、特征表现随着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仍然是在不断变化着的。对于处在特殊生活状态下的他们来说，大众传媒对于增强其自信自立的意识和对国家的向心力无疑是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的。事实上，从前文中的定性分析和个案分析中不难看出，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我国纸质媒体乃至整个新闻界在对灾民进行报道时，正在逐步将灾民形象从被俯视的弱势群体或无情无欲的政治斗士等特殊形象向有闪光点的常人形象推进，在特别强调灾害破坏性、影响力的框架下，肯定、鼓励灾民的自救、鼓励其自信重建的行为是我国到目前为止灾难报道中灾民形象建构的基本策略。
大众的体会和认识是在很多因素相互作用下产生的，大众传媒也只不过是这些因素之中不可忽视的一份子。然而，在公共场合传播的信息往往会被受众个体不经意地捕捉到，结合新时代中各大媒体强有力的“360度无死角传播”，受众对于世界、特别是世界中于己未知元素的判断很可能据此发生大规模的改变。因此，在对灾民形象的认知上，身份属于灾民的受众和灾区范围以外的非灾民受众一道，都脱离不了大众传媒所编织的信息网。而《人民日报》作为个中翘楚，其公信力与权威性都不言而喻，它们在灾难报道中所建构的灾民形象对公众行为有很大影响，从而进一步影响到政府决策与规划。因此，我们必须注意把握好灾民的本质特征，既要有值得报道的客观性、典型性，又要具有号召力、影响力，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实现大众媒体对灾民形象的准确再现，促进生活上和精神上的双重“灾后重建”。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