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桓、蔡音乐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第一节 经学显盛：注疏集解，一以贯之
正如王国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①的著名论断，每代之学术思想，亦有其突出代表。两汉之学术即为经学之天下，经学家们对儒学经典注疏、训诂、解经等学术方式，无不对其思想之形成具有不容忽视的塑造作用，且经学内部今、古文经两派的数次相争，以及经学神秘化后所形成之谶纬神学，也是两汉思想学术一大背景，此二者皆对汉代的思想学术发展具有决定作用，桓谭、蔡邕立于其中，亦深受其影响。
一、古文今文，相争相融
“经”，即指儒家经典著述之通称，如《诗》、《书》、《礼》、《乐》、《易》、《春秋》等，皆称之为经。“经学”，即封建文人对儒家经典的阐释注解之学，其影响着中国学术足达千年之久，对整个封建社会下的政治文化、社会思想、乃至意识形态都带来不可磨灭的印记。两汉时期正是经学诞生与鼎盛的时代，其内部的古、今文经两派亦产生于汉。古文经，即指秦统一六国前便存在的儒家经书，其在秦火之祸中幸存，又在汉代陆续被发现，因其书写所用仍是先秦六国之文字，故称古文经，或“古文”，而对古文经进行注疏、阐释的学派，便称古文经学；今文经学的出现则早于古文经学，所谓今文经，或“今文”，即指由汉时通行隶书之文字所记的儒家经传，其内容多由秦末老儒背诵解释而得，对今文经进行注疏、阐释的学派，即为今文经学。
时势变迁，西汉在结束秦的暴政之后，便开始以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理政方针来固国养民，至武帝时，已是经济繁荣、国力鼎盛，统治阶层亦需要调整统治政策，遂采用董仲舒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学术方针。而董仲舒自身所属之公羊学派阵营，即今文经学内部的重要分支，是以阴阳五行思想为理论框架，同时杂糅道、墨、法等多种学派思想的新儒学。故董仲舒学术思想的上位，即标志着经学之今文经派的上位，今文经学亦乘此之势，逐渐渗透到西汉的社会生活、文化思想等领域，已然成为当时官方之意识形态，就连政治朝堂中的达官显宦们也多是学今文经出身，使得官场之上亦是今文经学家的学术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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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政局板荡：两汉末世，社稷丘墟
两汉之际与东汉末年，皆为乱世，恰又是桓谭、蔡邕分别所处之时代。这两个时代虽皆有一乱党篡权，而致生灵涂炭、社稷动荡。但相较之下，东汉末年的时局则要比两汉之际更为黑暗，也因此，乱世之时代因素对蔡邕思想的塑造与影响，要比桓谭来的更为彻底与深刻。
一、党锢之祸，士困囹圄
“党锢”，指东汉末年桓灵时期的政治事件，因士人集团与宦官势力政治斗争失败，大批士人被以“结党”一名而遭阉宦势力禁锢，终生不得入朝为官而得名。其导火索是士人李膺违大赦令而杀宦官张让胞弟张成，后遭报复，被以“结党”反动之污名所构陷，称其私养太学游士，结交各郡县乡野之徒，并将这帮人聚集在一起，结党营私，诽谤朝廷，霍乱社会风气①。桓帝闻之大怒，遂下令逮捕李膺等人，所连及士人两百余人，侥幸逃脱者亦被重金悬赏通缉。翌年，桓帝努意逐渐消解，于是便赦免李膺等士人，但其原本官职皆不予复，而是还乡归田，且将这批士人的姓名记录在册，终生不得为官②。此为第一次党锢。
经此事件后，阉宦勾结而士人废弃。士人集团中则更生心心相惜之情，寰宇海内共享标榜，一时间品评人物的风气大涨，天下名士皆有称号。最高位者以“三君”相称，乃士人公认德行才学皆超众人的当世宗师；次位者以“八俊”相称，乃德才兼备的人中英才；再次者以“八顾”相称，乃自身具备高尚德行并能以此引导他人者；再次以“八及”相称，乃有引导之能，引人向上而追慕宗师者；再次以“八厨”相称，乃富甲一方而能乐善好施，以财救人者。③随着士人集团大兴品评人物之风，一时间令党人势力大涨，而朝中外戚窦武等人也依靠窦太后支持，杀了中常侍管霸、苏康，取得初步胜利。但不久，窦武等人及其族人便悉数被宦官势力设计诛杀，其后 “八及”中张俭亦被同乡告发，言其与同乡二十四人为党人，图危社稷。灵帝遂下诏逮捕张俭及其同乡，又有宦官曹节落井下石，借此事奏捕李膺等一批于第一次党锢中遭害之士人，皆悉数害死狱中，人数近百余人。自此以后，阉宦势力与士人集团势如水火，相互陷害，而地方各州郡上承旨意，不论其辖区内士人是否勾联结党，也遭毒害。这一番被禁锢及身死之士人，足有六七百人④，此为第二次党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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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桓谭的音乐活动及音乐思想
第一节 道器合一：乐府令官，艺文兼修
从桓谭所任乐府令之身份来看，其在历任乐府令中，无疑是在匮乏的史料记载中，能为我们所知的唯一一位留有专门论乐篇章，以及大量音乐思想的一位。且其又兼具精湛的鼓琴技艺，遂可看出桓谭在音乐方面的器道兼修，而能在音乐造诣上达到桓谭这般境界的宫廷音乐家，在封建社会下还是极为罕见的。
一、玩琴养心，技高拔萃
前文已述，桓谭出身音乐世家，其父官至太乐令，其自身也是历任乐府令、典乐大夫等高级音乐职官，显然，演奏乐器对于这样一位宫廷音乐高官来说，是其一生中必然要进行的音乐活动。《后汉书·桓谭冯衍列传》言桓谭：“好音律，善鼓琴”①，其琴技高超、出类拔萃，使光武帝痴迷，尤“好其繁声”②。而桓谭在其《新论·琴道》中亦云：“古者圣贤，玩琴以养心”③，遂知以琴乐修身理性、怡养心性，即是桓谭对鼓琴价值的理解，亦是其修得卓越琴技的本因。
那么，桓谭是否还会演奏琴以外的乐器？史料匮乏，并无桓谭演奏其他乐器的记载。但桓谭出身太予乐之音乐世家，自又历任音乐高官，即便桓谭会其他乐器，也在意料之中。而在两汉众多乐器中，桓谭最有可能会的另一乐器，应当是瑟。原因有四：
其一，乃职务因素。桓谭为汉代宫廷俗乐机构乐府的最后一任最高长官，古瑟的衰落，便与汉哀帝罢黜乐府有着直接关联。但在桓谭任职时期，瑟仍与琴一样，为乐府中主要乐器；那么，身为乐府令并拥有高超琴艺的桓谭，自然也是极有可能会演奏与琴同为拨弦乐器的瑟。
其二，乃身份因素。桓谭的身份复杂，其不仅是音乐职官，同时也是当时颇具盛名的文人儒生、经学大家，而琴、瑟自先秦至汉，一直都是文人阶层在生活中尤为喜爱的乐器。如在宗庙典仪中，“搏抚琴瑟以咏，祖考来格。”①在飨宴助兴中，“我有嘉宾，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乐且湛。”②汉承秦制，以桓谭文人身份之属性，音乐世家之背景，鼓瑟对于桓谭，没理由会陌生。
其三，乃乐器因素。瑟与琴作为古籍中出现最早的拨弦乐器，其自古便有着无比亲密的关系。琴瑟二者常合奏，音色交融十分协和，古有“妻子好合，如鼓琴瑟”③来比喻夫妻间恩爱情谊，且至今仍有“琴瑟和鸣”之喻。而在周代宫廷雅乐中，瑟与琴亦是重要乐器，并常与编钟、编磬一同频繁使用。可见，瑟与琴无论是在民间俗乐中的羁绊，亦或是宫廷雅乐中的合作，皆一直传承延续至桓谭的时代。因此，善鼓琴的桓谭也同会鼓瑟，自是极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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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才思高远：超世宏达，不可拘系
桓谭音乐思想，是其个体完整思想体系组成部分之一，与其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经学思想等特点保持高度一致性。故其反对音乐迷信化之态度，及其正视俗乐价值、性嗜倡乐之性格，皆为超越时代、先进理性之音乐思想。此二者，乃是桓谭遗世独立，于两汉文人普遍音乐思想中逆于潮流，冲破桎梏、不为拘系的部分。本节将从桓谭雅俗音乐观、音乐养生观、反对音乐迷信化的思想，以及琴学思想四个部分入手，论述桓谭的音乐思想，并结合时代背景及人物生平来解析桓谭形成此种音乐思想的内在原因。
一、崇俗轻雅，性嗜倡乐
桓谭曾任太乐令，是当时掌管俗乐的最高长官，其父乃太乐令，为掌管雅乐的最高长官，但如此出身的桓谭，在对待雅乐、俗乐的态度上却与同代儒生格格不入，其“崇俗轻雅”的音乐观在《新论》中直抒胸臆、坦然率真。如《启寤》篇便直言：“控揭不如流郑之乐”⑥，“控”、“揭”皆为演奏雅乐的木质乐器，于此处指代雅乐①，桓谭此言即表明其认为雅乐不如俗乐。这在两汉文人的音乐观念中极为少见，连范晔也在《后汉书》中评价桓谭“性嗜倡乐”②，其崇俗程度可见一斑。《新论·闵友》中亦记有桓谭与扬雄有关雅乐、俗乐之对话③，不仅将桓谭“崇俗轻雅”的音乐观体现地淋漓尽致，同时也表明同代儒者对雅乐、俗乐的普遍观念。显然，扬雄这种武断地将俗乐划归为粗浅，雅乐划归为艰深的认识，是带有鲜明时代局限性的儒家音乐思想。也由此，更加凸显出桓谭能够认识到繁杂俗乐价值的可贵之处。
“崇雅贬俗”的观念由来已久，自孔子起，便有“恶郑声之乱雅乐也”④、“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⑤的论断，《乐记》则认为郑声能够亡国：“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⑥至西汉时，史家司马迁也同样认为：“雅颂之音理而民正，嘄噭之声興而士奋，郑卫之曲动而心淫。”⑦可知“崇雅贬俗”的音乐观自先秦儒家起，便由士大夫阶层一路传承、宣扬至桓谭所处的两汉之际，早以深入人心，成为士人心中一普遍观念。而桓谭能在“崇雅贬俗”之大环境中坚守自己，不随波逐流，正视俗乐的价值，这是其音乐思想中十分难能可贵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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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蔡邕的音乐活动及音乐思想.........................................39
第一节 器道兼修：旷世逸才，乐事丰硕....................................39
一、鼓琴吹笛，技精艺湛........................................39
二、僬尾柯亭，工利其器........................................41
第四章 桓、蔡音乐思想比较研究....................................57
第一节 薪火相传：汉乐藻思，一脉相承...................................57
一、圣王作琴，共扬琴德...........................................57
二、以禁释琴，同谕中和.............................................59
结论................................72
第四章 桓、蔡音乐思想比较研究
第一节 薪火相传：汉乐藻思，一脉相承
桓、蔡二人在两汉文人士大发阶层中无疑是最具音乐天赋的存在，两人均善鼓琴的共同逸趣，同修儒学的相近思想，也使得二人的音乐思想尤其是琴乐思想，深受儒家思想体系之影响。且在两汉音乐思想中，桓、蔡二人的琴乐思想乃呈薪火相传、一脉相承之势，两人的琴乐思想，皆为两汉音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都为两汉时期的琴乐发展，做出了不可忽视的重要贡献。而两汉时期另一贯穿始终的以悲为美的审美取向，亦反映在桓、蔡二人的音乐著述及其音乐思想之中。
一、圣王作琴，共扬琴德
关于琴之创制者，两汉文人多将其归于古代圣王，如舜、神农、伏羲等。此说是否可信，在久远的历史传说面前，匮乏的史料使考据举步维艰。而在桓谭《新论·琴道》篇与蔡邕《琴操》序言中，两人都对琴之历史、形制等作以简述，两相比较，可知蔡邕此处与桓谭为继承之关系无疑，两人乐论如下：
《新论·琴道》曰：“琴，神农造也。……昔神农氏继宓羲而王天下，上观法於天，下去法於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於是始削桐为琴，练丝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焉。梧桐作琴，三尺六寸有六分，象朞之数；厚八寸，象三六之数；广六分，象六律。上圆而敛，法天；下方而平，法地。上广下狭，法尊卑之体。琴隐长四十五分，隐以前长八分。五弦第一弦为宫，其次商、角、徴、羽，文王、武王各加一弦，以为少宫、少商，说者不同。下徴七弦，总会枢极。琴七弦，足以通万物而考治乱也。”
《琴操》序言曰：“昔伏羲氏作琴，琴长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日也；广六寸，象六合也。文上曰池，下曰岩。池，水也，言其平。下曰滨，滨，宾也，言其服也。前广后狭，象尊卑也。上圆下方，法天地也。五弦，宫也，象五行也。大弦者，君也，宽和而温。小弦者，臣也，清廉而不乱。文王武王加二弦，合君臣恩也。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徴为事，羽为物。”②
根据两人琴论，桓谭、蔡邕都将琴之创制史，归于古代圣王，桓谭归于神农而蔡邕归于伏羲，皆言其观法于天地万物以制琴，而琴之首尾、宽窄等形制，又皆寓意着一年三百六十六天等天象规律，及古人对天圆地方的朴素认知。且琴之七弦亦各有喻指，除五音对应五弦之外，所多二弦皆以文王、武王附会，蔡邕则较桓谭更甚，其将宫商角徴羽五音，同君臣民事物五政相对应，更显附会之牵强，亦体现出儒家乐政思想至汉代所产生的歪曲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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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一）时代背景、个人经历对桓、蔡音乐思想的影响。
我国思想史一大特征，即每代皆有一显学，并影响当世文人至深，而我国封建国情使然，亦造成音乐思想多产自上流文人而非下层乐人之情况，故音乐思想亦与每代之显学发有千丝万缕之联系。
桓、蔡所处的两汉，即经学鼎盛的时代，其源于先秦儒学，受阴阳五行思想影响神学化后，又催生出谶纬神学。经学与谶纬神学，便是两汉最有特色的学术思潮，这两股思潮，皆在桓、蔡二人的音乐思想中烙下了时代的印记。
经学以释经、讲经为任，儒家经典为其所奉，古文经学家桓谭以禁释琴，附琴以德的典型儒家乐教思想、为琴乐“操”、“畅”所作释义，以及知音标准的观念，亦延续至兼修今古文的蔡邕；而蔡邕正定乐品，以礼乐为重的礼乐观念，亦体现出儒家音乐思想中以乐兴教化之义，与重视礼、乐政治作用之特质。
但在同一经学文化背景下，二人音乐思想又会因时代的细微差异及其个人经历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桓、蔡对待俗乐的相反态度，即由此致。时代方面，桓谭所处两汉之际虽为乱世，但仍有王莽、刘秀等领袖使士人看到治世希望；蔡邕所处东汉末年则是无底深渊，士人遭锢，外戚、阉宦、武将轮番篡权。两相对比，显然蔡邕时代更须鼓吹“俗乐亡国论”，以正雅乐，正皇权，树皇威，稳定统治。个人方面，桓谭曾为汉代最大俗乐机构乐府的最高长官，其远比蔡邕要更加熟悉俗乐，更加了解俗乐之价值。要其鼓吹“俗乐亡国”，实则强其所难。故此，桓、蔡俗乐观之差异，乃时代背景与个人经历的双重影响所致。
谶纬神学风靡两汉，亦如经学一般对桓、蔡音乐思想产生深刻印象，且于此处，二人音乐思想亦背道而驰。桓谭以“甚可伤”评述楚灵王迷信音乐亡国，阐明其反对音乐迷信化的态度；蔡邕以《辟历引》、《走马引》、《琴引》、《文王受命》、《仪凤歌》五首具有阴阳灾异、谶纬迷信倾向的琴曲解题，表明其对音乐迷信化的放任甚至支持之态度。桓、蔡面对音乐迷信化之相反态度，亦同时代背景与个人经历有关。时代方面，桓谭所属古文经派，在两汉之际的一大特点即迷信成分极少或反对迷信，且桓谭个人在目睹好友王莽嗜符命终亡国之命运后，更加排斥谶纬符瑞之说，其形神论更是具有朴素唯物主义色彩的先进哲学思想；而东汉时，自章帝召开白虎观会议之后，谶纬神学便成为统治阶级之官方思想，古今文两派亦日渐趋同，至蔡邕时代，早已不再排斥谶纬迷信，蔡邕即兼通今古文，以谶纬迷信言自然灾异正是其议政的主要手段。故此，桓、蔡面对音乐迷信化之不同态度，亦由时代背景与个人经历所致。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