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放宽进口政策限制
对此，我国要抛弃传统的重商主义贸易思潮，以科学发展观和实事求是原则为指导，探索符合我国实际的外贸发展理论。在当下世界经济几乎陷入危机之际，我国要利用过去贸易顺差积累的外汇储备，暂时性减少进口政策限制，积极建设进口促进体系和平台，大力鼓励增加进口，特别是资源能源、先进技术设备、西文科技图书、棉花、粮食、重要中间品、差异化明显的消费品等，从而降低生产资料价格和出口成本，加快技术设备更新改造，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和劳动生产率，培养和增强出口新的竞争优势。扩大进口政策代价小，经济福利效益明显，对于促进经济增长、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和扩大出口具有积极意义，符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稳增长、调结构、促平衡”的精神。
二、稳定现有出口鼓励政策，努力实现出口多层次化
各级政府要协助企业用好用足现有出口鼓励政策，各级商务、海关、口岸、边防、金融、保险、商检质检、外汇、财税等部门要加强配合和支持，做好出口工作衔接，提高出口便利化程度，降低出口管理成本，增加出口信用保险力度，，支持成套设备出口和对外工程承包，提高出口竞争力。商务部要协调和支持北京、天津、上海、杭州、广州五大城市在 12 月份举办“2012 年中国商品购物月”活动，做好全球宣传、招商和展销工作，促进外贸和旅游发展。当前我国外贸出口增速放缓，体现了我国出口产品销售对象主要仍然是传统市场的中下层居民，他们的收入和消费支出最易受经济危机的伤害。
一旦世界经济出现动荡和危机，我国出口下降最为明显，而我国出口产品档次不高、竞争性与替代性强是主要原因。具有稳定需求的富人阶层对我国产品的需求规模很小，他们往往不以消费中国产品为荣，这是一个有待开发的群体，也是我国外贸转型升级必须要瞄准的目标。我国要加大出口规模较大品牌国际宣传的财政资助力度，鼓励有实力的企业走高端品牌道路，专门开发和设计迎合高端消费文化的产品。出口产品需要拓展多层次化的目标市场，覆盖包括普通消费者群体到高端消费者群体的广泛目标，并逐步转移到主要服务中高端客户群体的目标上来。同时，积极与澳大利亚、印度、日本、俄罗斯、美国、德国、法国等商谈和签署具有更大开放程度的自由贸易协议，与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加强贸易、投资、金融、交通、能源资源、教育、文化、卫生、旅游等全方位的合作。我国要在继续扩大中华文化、科技、产品对外宣传与交流的基础上，扩大外国来华留学生资助资金的规模，吸引世界各国不同层次的学生来华学习，这有助于培养中国产品的长期海外消费者群体。
三、继续鼓励加工贸易发展，吸引外商扩大直接投
加快建设连接我国沿海加工贸易聚集地区与内地城乡间快捷的铁路、高速公路和机场、码头、公交站点等交通基础设施，便利农村富余人口到沿海地区就业，增加劳动力供应，降低企业用工成本，留住加工贸易企业。农业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和财政部联合筹集农民转移就业基金，鼓励内地地方政府与沿海用工企业之间加强联系，组织和培训富余农民到待遇较好的加工贸易企业就业。根据外商直接投资的位置选择给予新增外资企业差异化的外销比例要求。稳定现有政策，继续鼓励外商在沿海地区发展加工贸易; 落户西部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取消外销比例要求，产品主要内销; 落户中部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降低外销比例要求，允许较大部分产品内销。吸引跨国公司在华制造业企业向研发、销售和服务等高端领域扩大投资，加大节能减排和环保投入，鼓励外资企业积极更新技术设备和管理模式，以适应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的步伐。
四、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
欧债危机引起的新一轮世界经济危机带来了许多国际合作与并购的机遇。国家要以减免税和申请财政资助的多种形式，支持制造业企业加大研发力度、培育自主品牌、完善营销网络等，逐步向产业链高端延伸，鼓励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兼并收购建立海外研发机构、销售公司，加强国际合资合作以及联盟关系，提高企业国际化水平。完善我国促进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体系，积极与主要伙伴国家商谈和签署对等的投资保护与促进协议，大力支持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一大批中国跨国公司，以跨国公司内部采购、加工和销售方式带动国内母公司产品出口，促进企业国际贸易和全球运营能力，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构筑外贸新竞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