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武侠小说中“江湖世界”的缘起与发展
第一节 武侠小说中“江湖世界”的缘起与特质：从文化语境到文学文本
“江湖”本可单独成词“江”与“湖”，原指“长江”和“洞庭湖”，但连用时“江湖”除了一般意义上的“三江五湖”外，还更富有文化上的意义。“江湖”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大宗师》“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①，这里“江湖”与“陆”相对，意指不受限制的自由逍遥之地。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乘扁舟浮游于江湖”②范蠡完成大业后携西施飘然远逝，此刻的“江湖”已有与“庙堂”隐隐相对之意。而杜牧《遣怀》“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中将“江湖”与“落魄”联系在一起，“江湖”成为“落魄”文人的避难所，“庙堂”失意者的栖息地。而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中把“江湖”与“庙堂”相对立，居“庙堂”心怀“百姓”而处“江湖”之中却心系“庙堂”。这正是中国传统文人知识分子所宣扬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人生观世界观，至此“江湖”的文化韵味被表达的再清楚不过。在中国传统文人心中“江湖”是相对于“庙堂”而言的，处于主流社会之外，带有理想想象色彩自由之地，寄托着中国传统文人古老的“桃源梦”。“江湖”这一独特文化意蕴的背后潜藏的正是中国传统文人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价值观。但“江湖”一词最早成为武侠概念出现在唐传奇《谢小娥传》中“小娥父蓄巨产，隐名商贾间，往来江湖”③，此后在《红线》中女侠云“某前世本男子，历江湖间，读神农药书，历世间苦难”④，“江湖”不再是传统文人知识分子心中遥寄的那个与“庙堂”相对逍遥自由之地，而成为武侠小说中“侠客”的生存空间。唐代武侠小说家之所以选取了“江湖”来命名武侠小说中“侠客”的生存世界，大概也是受儒家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正如宋巍所言：“大半在传统文人眼里‘江湖’原有的自由、漂泊犯禁和反庙堂色彩，与武侠小说中‘以武犯禁’的内容和神秘浪漫风格具有精神上的契合”⑤，至此“江湖”成为武侠小说叙事空间，实现了由文化语境到文学文本的转变。在传统知识分子眼中“江湖”是与“庙堂”相对立的自由空间，有着神秘浪漫的色彩，而这一文化色彩延续到武侠小说中，“江湖世界”成为了侠客行侠仗义，不受王法约束，寄托中国文人“古老桃源梦”的虚拟空间。武侠小说中“江湖世界”这一独特叙事空间的建构，本质上契合中国传统游侠精神。追求自由、平等、公正的美好愿望以及反抗、进取的精神特质，英雄侠客在这一虚拟的空间中纵情驰骋，把酒逍遥，仗剑天涯，上演了一场场“千古文人侠客梦”。唐传奇中将“侠客”置于“江湖”之上，以“江湖”作为武侠小说的叙事空间，这一点很了不起“基本上奠定了武侠小说的发展路向”①，此后武侠小说中“江湖世界”受社会文化的影响，虽表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但基本上延续了唐传奇的艺术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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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古典侠义小说中的“江湖世界”：从唐传奇到侠义公案小说
武侠小说的“江湖世界”是由作者、文本、读者共同建构而成，这一独特的叙事空间并非是静止、固定的，而是随着社会文化的变化而不断处于变动中。这也正如加斯东·巴什拉在谈论到“家宅”时所言及的“我们曾经体验过梦想的场所在新的梦想里进行着自我重组”①。武侠小说中的“江湖世界”是在不断重组变化的，具有一种的流动性、延展性。从唐传奇到宋元话本到明清侠义小说再到20 世纪 20 年代都市文化兴起后的民国通俗文学，武侠小说中“江湖世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表现出不同时代的文化风貌。梳理武侠小说“江湖世界”的这一流变过程，将平江不肖生武侠小说放在整个文类史的发展脉络中，有助于我们更好的把握其“江湖世界”的独特性，明晰这一独特性对后世武侠小说产生的影响。对不同文化背景下“江湖世界”的梳理分析，也将有助于我们理清整个武侠小说发展史。
“江湖”最早成为武侠概念出现在唐《谢小娥传》“小娥父蓄巨产，隐名商贾往来江湖间”，“江湖”成为侠客活动的背景。但当深入文本具体分析时发现，唐代武侠小说对“江湖”的描写并不细致，大都仅以背景的形式出现，如《聂隐娘》中聂隐娘行侠成功后归隐“江湖”，但作者对此只是以“不知所之”并未给读者解释这一“江湖”的具体形貌。《周皓》中周皓“游江淮”，《红线》中“前世本男子，游历江湖间”，对“江湖”的描写都是寥寥几笔，相当抽象。这一时期武侠小说大都采用杂记、传奇体，文言文写成的短篇，作者也基本上是文人雅士。在此，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小说中的“江湖”主要是与“朝廷”相对的背景出现，侠客们于“江湖”中行侠仗义后飘然远逝，并未对具体场景进行刻画描摹，使得此一时期“江湖世界”带有更多神秘浪漫色彩。而到了宋元时期，伴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大都市的崛起，“说话”技艺的繁荣，宋元话本武侠创作表现出鲜明的世俗化倾向。正如宋巍所言，宋元白话武侠“兴起于市井，主要创作人员和受众都集中在民间”①，此一时期的武侠小说中“江湖世界”与唐传奇相比，表现出明显的世俗化倾向。如此时期白话武侠代表作《杨温拦路虎传》中，为人间主持正义的“侠客”不再是唐传奇中带有神秘传奇性，随时都能飘然远逝不知所踪的“世外仙人”，而是一群群鲜活生动的底层百姓。侠客“杨温”不再是唐传奇中不食人间烟火“往来江湖间”的“红线”之辈，“杨温”身上有着浓厚的“小市民”意识，他在与杨员外结拜时暗想：“我要去官府下状娶妻，便结识得一个财主也不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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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不肖生武侠小说中独特“江湖世界”的建构
第一节 融入民俗色彩的奇幻型“江湖世界”
在《猎人偶记》、《江湖奇侠传》、《江湖怪异传》、《半夜飞头记》、《现代奇人传》等武侠小说中。平江不肖生借助湖南民俗故事，塑造了一群修仙学道，飞天入地，诛鬼杀魔无所不能的剑仙侠客,于“无何有之乡”中述尽仙道鬼怪奇闻异事为读者建构起了一个带有民俗色彩的奇幻型“江湖世界”。剑仙侠客们在这个奇幻型“江湖世界”快意恩仇，把酒逍遥，浪迹天涯。
一、游走于仙道两界的剑仙侠客
不肖生武侠小说奇幻型“江湖世界”里最吸引读者的当然还是那群能飞天吐剑、画符为水，自由穿行于仙道两界的剑仙侠客。侠客游走于江湖之中，为社会除暴安良，铲强除恶，扶危济困，使其成为武侠小说中自由平等精神的象征。对侠客们行侠仗义的描写自然而然成为武侠小说的重中之重。但江湖是险恶的，侠客要想自由安全的穿行于江湖，遇到“不平之事”时能“路见不平一声吼”，就必须拥有高强武艺本领。“武”成为侠客们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手段，对侠客武艺的神魔化描写也成为不肖生武侠小说的一大特色。在《江湖奇侠传》第 36 回欧阳后成与杨宜男“诛旱魃连响霹雳声，取天书合用雌雄剑”中，欧阳后成本就精通道术能“意念杀人”，小说 34 回中就曾专门写欧阳后成在意念中杀死仇人潘在道为母报仇，并能凭借法术在渡江时惩戒了心怀不轨的撑船人，这足以看出他法术的高强。但作者对此似乎并不满意，为突出其出神入化的剑术，在 36 回中作者又让这位剑仙侠客于偶然间觅得神剑“这剑不弱似莫邪干将，也是雌雄两柄”①并于杨宜男结为良缘，雌雄神剑合一时“威力无人能敌”。欧阳后成正是凭借雌雄神剑“诛杀旱魃”显现出其无穷法力，为人间除恶扬善，侠客形象更加光彩照人。奇幻型“江湖世界”中对侠客的神魔化书写，一方面是为塑造飞天入地无所不能剑仙侠客形象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也隐含了特殊年代下“个体渴望超越有限生命，追求精神自由的价值理想”②。剑仙侠客自由精神无限扩张，对社会人生的反抗，对自我生存“空间”的拓展，在某种意义恰恰符合五四作家们所言文学“为了人生”的这一主题。在特殊的时代里，作家为“生存”，为“生命”不断拓展个体生存“空间”。王富仁先生曾深刻分析过中国现代作家“空间”意识的产生，鸦片战争后“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面前，世界失去了自己的统一性，它成了由两个根本不同的空间结构共同构成的一个没有均势关系的倾斜着的空间结构”①，这一独特的“空间”体验时刻影响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其小说中时常突出个体“排除社会阻力，扩大生存空间，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问题”②。特殊年代下的武侠小说中，同样关注个体生存“空间”的困境，剑仙侠客的绝世武功，极尽想象的招式打斗，各式各样的修仙大法，无一不是对有限生命的超越突破，对个体生存“空间”的拓展，对精神自由的追寻。武侠小说中所讲的“成人童话”故事也正是抓住个体对超越有限生命，追求精神自由的渴望与向往，才使其在不同时代下，表现出相同的吸引力，成为最受欢迎的通俗文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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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具有“现代性”内涵的现实型“江湖世界”
不同于奇幻武侠的诡谲神秘，不肖生在技击武侠小说《近代侠义英雄传》中建构了一个现实型的“江湖世界”。这个现实型“江湖世界”不再是传统文人墨客笔下带有“乌托邦”象征色彩的理想之地，它充满了复杂的阴谋诡计与残酷的权力争夺，是人类社会普遍形态的隐喻象征。英雄侠客们在《近代侠义英雄传》中上演的不再是一场场“正义必定战胜邪恶”的“成人童话”故事，相反在这个充满反“乌托邦”色彩的现实型“江湖世界”中，他们时时刻刻都处于危机之中，稍不留神就可能命丧黄泉。在文化大碰撞、大融合的民国乱世下，不肖生在《近代侠义英雄传》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科学知识的同时也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表现出一种肯定“西学”而不“媚外”的现代理性态度。在《近代侠义英雄传》的现实型“江湖世界”中，不肖生以科学的现代意识对传统“武”与“德”、“艺”与“道”关系进行反思，使得小说的文化内涵、思想品味都有了很大的提升，表现出鲜明的时代色彩。《近代侠义英雄传》以科学理性的精神对待中外文化与同时期众多武侠小说拉开距离，以其书品之高被公认为“民国武侠的扛鼎之作”①，不肖生也因此获得“现代武侠开创者”的美誉。
一、“真英雄”与“真江湖”的反“乌托邦”色彩
《近代侠义英雄传》里上演的英雄侠客传奇故事多有着真实的历史来源，他们生存在一个现实型“江湖世界”中，以一个参与者的身份体验感悟世俗社会的人生百态，往往能使其展现出最真实的本性。在这个现实型“江湖世界”中武侠人物是与常人相通的，有着真实的性格，遇到危急时刻常表现出“急躁”、“鲁莽”、“意气用事”等性格缺点。这些“真英雄”同样为生活物质资料而担忧，他们苦苦挣扎在社会的底层因而更能看清世间的人生百态，也更易理解人性的卑劣与光辉。面对着这风波暗涌的现实型“江湖世界”，英雄侠客没有了“杀人如剪草，剧孟同遨游”的万丈豪气，行走于“江湖”之中他们必须时刻谨慎小心，警惕各种埋伏危险，否则稍不留神就可能会陷入敌人圈套丢掉性命。现实型“江湖世界”中的英雄侠客们不再能独步武林，笑傲江湖。在遇到人生的各种不测时也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英雄侠客也同样面临人类生存的困境，他们身上的传奇化色彩被无情“解构”。这个复杂险恶的现实型“江湖世界”不再是大众心中的那个“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的理想想象之地，侠客理想形象的解构、“成人童话梦”的打碎，使其具有了鲜明的反“乌托邦”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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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不肖生武侠小说中“江湖世界”价值意义与局限性................................58
第一节 武侠小说传奇空间的拓展：弃“江山”转“江湖”.........................59第二节 “江湖世界”的媚俗化倾向：商业运作的成功.................................61
第三章 不肖生武侠小说中“江湖世界”价值意义与局限性
第一节 武侠小说传奇空间的拓展：弃“江山”转“江湖”
自不肖生起“江湖”和“近代”便成为武侠小说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两大元素，也正如汤哲声所言“由平江不肖生开始民国武侠小说由‘江山’转向‘江湖’，开拓了武侠小说的传奇空间”③。1923 年《江湖奇侠传》以湖南省平江县与浏阳县交界处争水陆码头为主线，昆仑、崆峒两派分别派以助拳，引出了一系列曲折有趣的故事情节，以侠客间的关系网构成的“江湖世界”的出现，使得侠义小说终于跳出了清代侠义公案小说的窠臼，真正为民国武侠小说自立门户。在传统侠义公案小说中侠客行侠仗义往往是受到清官的指引，对此鲁迅先生曾言：“这等小说大概是叙侠义之士，除盗平叛的事情，而中间每一名臣大官，总领一切”④，侠义与公案的合流使得侠客依附于权贵，而侠客的自由独立精神受到极大的损害。庚子事变后，梁启超、蒋智由等先进革命知识分子受日本武侠小说家押川春浪的影响，提倡恢复中华传统的“尚武精神”，赋予传统侠义精神新时代内涵。与传统古典侠义小说不同，深受尚武思潮影响下的清末民初侠义小说不再提倡封建的“忠君思想”而表现出鲜明的启蒙革命思想，“其政治意识、当代意识之强烈，尤为武侠小说史上罕见”①，这一具有现代性的“民族国家意识”深刻影响了 20年代不肖生武侠小说的创作。不肖生《近代侠义英雄传》纯粹民间立场“江湖世界”的出现使武侠小说彻底挣脱了传统的锁链，挥手告别了“青天大老爷主义”，
“忠君”思想遭到解构，传统道德伦理中的“义”带有丰富时代内涵。对武侠小说中“义”传统伦理观念的瓦解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暗示着黑暗腐败的清政府“行将就木”现实。在此传统的武侠小说中“政治/道德”复杂矛盾关系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具有现代性意义“国家”观念的兴起，促进整个文类的现代性转型。对此在论文第二章第二节中有详细阐释在此不再赘述。而伴随着新小说的“由雅还俗”，20 年代不肖生的武侠创作表现出更多世俗化的特点，一方面为反封建君主专制要求自由民主，展现现代性“民族国家意识”，另一方面又要满足小市民读者对替天行道大侠的期待，不肖生在其小说中虚构出“峨眉派”（真实历史上本没有峨眉派，这是不肖生虚构而来的），制造了“崆峒派”与“峨眉派”两大帮派的恩怨情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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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