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跨界跨国流动与效率增进国际贸易研究：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实证分析

本文是一篇国际贸易论文，本文基于1998-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层面的数据，使用ACF生产函数估计方法，获得了制造业生产函数的参数估计，进而计算得到企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以及成本加成率。

1导论

1.1研究背景
经济学家在寻找经济体具体增长的源头时往往会面临几个棘手的问题：首先，企业生产率的测度往往需要对生产函数进行估计，而后者总是面临着企业投入的内生性问题；第二，企业层面的潜在解释变量，例如技术、竞争等因素又总是较难获得；第三，为了得到因果识别的结果，我们往往需要依赖外生解释变量来探索其对生产率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变化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研究窗口。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开始了以“抓大放小”为主旨的非竞争性部门经济改革，即国有企业“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同时，通过谈判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了全球贸易中的重要成员之一，由此拉开了国内国际要素流动的大幕。在此过程中部分社会资源要素从非竞争性部门（国有部门）中释放出来，进入到竞争性部门（非国有部门），此外，伴随着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的不断增加，包括商品、生产资料在内的国内要素和海外知识要素的流动开始在国内国际加快流动。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全面深化改革决定中要求“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进改革”。随着世界经济从贸易为主到要素流动为主的变化过程，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开始关注要素流动对一国经济实力和外贸竞争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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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目的与意义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
（1）探索知识要素流动下，我国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企业效率的提升效应。本文基于成本最小化的假设，通过生产函数估计，计算得到中国制造业企业层面的成本加成率，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提出并且验证了中国制造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出口－创新－加成率的效率增进机制。
（2）探索外资部门进入引致的要素流动对我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本文通过生产函数估计得到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在外资进入导致要素流动的视角下实证估计了外资进入通过资源优化配置对我国制造业效率的增进效应。
（3）探索国有部门改革引致的要素流动对我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本文通过生产函数估计得到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在国有部门改革导致要素流动的视角下实证估计了国有部门改革通过资源优化配置对我国制造业效率的增进效应。
本文的理论意义在于：
构建一个结合中国经济背景的分部门生产函数框架测度中国徽观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市场势力。本文改进创新了前沿的生产函数估计框架，获得中国微观企业生产函数的一致估计，计算得到企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与成本加成率估计值。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构建实证分析框架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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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现状

2.1经济理论中的效率增进
2.1.1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全要素生产率内涵／全要素生产率是企业产出中不能被投入所解释的部分，最早由索洛提出，也称索洛剩余。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差异往往代表了生产函数等产量线的移动：给定一组投入下产出的差异，更高全要素生产率的生产者在同祥投入下能够获得更多的产出，因此等产量线更往上边及右边偏移，而要素价格的波动并不会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水平，原因在于其导致的是沿着等产量线的变动而不是等产量线的移动。
正如Solow所提出的那样，全要素生产率从本质上讲是一个剩余，某种程度上是对经济学家所忽视的测度：产出变动中不能被投入所解释的部分。全要素生产率常常出现在生产函数中，其中产出是可观察到的投入和一个要素中性迁移（也叫希克斯中性）项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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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要素流动与效串增进
2.2.1传统经济理论中的要素观
古典经济理论中的要素观。1817年，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在亚当斯密的绝对比较优势理论基她之上进行深化和拓展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如果一个国家在本国生产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低于在其他国家生产该种产品的机会成本，或者称为具有比较优势，则一国应该生产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然而该理论所成立的基础是要素不能在国家间自由流动以及要素单一，原因在于理论提出的年代不存在生产要素在国际间进行流动的贸易实践。
后来，瑞典经济学家Hecksher和Ohlin继承了比较优势理论的主要观点并将其扩展为了要素稟赋理论，即要素的市场价格取决于要素的市场供给（该国的要素稟赋），要素稟赋使得一国拥有生产上的成本优势，其结论是“一国应该出口密集使用其充裕要素的商品，进口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商品”。赫克歇尔和俄林的模型扩展了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将单一要素的分析扩展为了两种要素的分析，但其仍然假定了要素不能流动。即便如此，要素稟赋理论认为国家间所具有的“优势”或“劣势”的原因是要素稟赋的差别所造成的产品生产成本上的“优势”或“劣势”，而不是之前贸易理论中专业化分工不同所形成的产品成本差异所造成的，该理论更深入地揭示了贸易形成的本质原因，即要素稟赋差异是贸易形成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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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要素流动与效率增进机理.........25
3.1知识要素流动与加成率提升............25
3.1.1企业出口、创新与学习效应理论............25
3.1.2出口学习效应中介模型............26
4知识要素流动与效率增进：基于资本密集型企业出口的视角..........34
4.1加成率估算...........34
4.2背景............34
5生产要素流动与效率增进：基于外资进入的视角.........55
5.1背景.......55
5.2典型化事实..........56

6生产要素流动与效率增进：基于国有和非国有部门的视角

6.1背景
寻找一个企业、一个行业乃至一个国家的生产率增长来源一直以来都是经济学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即引发了经济学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热烈讨论。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五年后的十五大提出了具体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战略，此后的10年间，中国不仅平稳度过亚洲金融－危机，人均国民收入更是年均增12.3%，从2410美元增长至6820美元，同期的美国和日本则分别仅从33230美元增至48420美元与24660美元增至3440美元气快速提高的人均收入总是伴随着生产率的较快增长，那么中国经济的生产率增长源头究竟来自何处？
经济学家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在寻找生产率的具体增长机制时往往会面临几个棘手的问题：首先，企业生产率的测度往往需要对生产函数进行估计，而后者总是面临着企业投入的内生性问题；第二，企业层面的潜在解释变量，例如技术、竞争等因素又总是较难获得；第三，为了得到因果识别的结果，我们往往需要依赖外生解释变量来探索其对生产率的影响。针对这几个问题，本章试图从官方数据出发，参照已有文献的方法构建实证分析框架来探索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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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结论与政策建议

7.1基本结论
研究企业效率增进的机理必须建立在准确测度企业效率的基础上，因此，本文首先以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为基础，对中国制造业进行了企业层面的生产函数估计，进而估计得到企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和成本加成率的测度值。
本文在生产函数估计中针对不同的研究背景控制了不同的变量，在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企业出口提升加成率的研究中，生产函数的估计中控制企业的出口变量；在用OP法检验外资进入提升制造业效率的研究中，生产函数的估计中控制了企业的外资属性变量；而在检验国有部门改革提升制造业效率的研究中，生产函数的估计中则控制了企业的国有属性变量。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在不同的研究背景下控制企业层面的变量对生产函数估计结果的影响，尽可能准确地获得生产函數的无偏估计，从而得到全要素生产率和成本加成率的一致估计值。
资本密集型出口企业出口提升了成本加成率，且创新能力的提升是该出口学习效应的中介。即资本密集型出口企业出口获得了加成率的提升，其原因在于海外市场的知识要素流入使得资本密集型出口企业获得了创新能力的提升，继而提高了其成本加成率（市场势力）。从R&D投入的角度看，创新的中介效应为0.171，而从新产品产量的角度来看，创新的中介效应为0.497。与资本密集型企业不同的是，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出口却并未出现该类现象。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