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经济论文，本文接续采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有劳动力流动的农村家庭的消费展开研究。结果显示，相比于劳动力跨省流动的农村家庭，劳动力省内流动的农村家庭消费支出更高，而且非住房消费支出的系数大于总消费支出的系数，即住房支出在一定程度上会挤出其他类型的消费支出。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一、研究背景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存在着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突出问题。一方面，我国与世界平均水平及高收入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2020年，高收入国家人均居民最终消费支出为24032美元，世界平均水平为人均5866美元，而中国人均居民最终消费支出为3133美元（2010年不变价美元）。另一方面，分城乡来看，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30307元，较上年实际增长11.1%，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15916元，较上年实际增长15.3%①。虽然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率高于城镇，但在绝对值上仍与城镇居民存在显著差距。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使国内市场成为最终需求的主要来源”。因此，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意义重大，尤其在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及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更应该依靠扩大内需发挥消费对国内大循环的拉动作用。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深入实施以及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农村劳动力的供需结构产生了较大影响。一方面，第二产业对技术型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和第三产业的大量劳动力需求，产生了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拉力；另一方面，农业机械化释放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城乡收入差距的存在使得他们选择进城务工或经商，以寻求更高收入。从近十年的数据看，2012-2019年，我国农村流动劳动力规模持续扩大至1.74亿；到2020年，受疫情等因素的影响，这一群体规模较上年缩减466万人，下降2.7%，虽然规模有所减小，但仍占农民工总量的59.4%，且近几年一直维持在60%左右；在疫情缓和后的2021年，该群体规模重新增至1.72亿，较去年增长1.3%②。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要目的是寻求就业机会，进而提高家庭收入，而收入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因此，该部分群体的消费潜力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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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研究目标与研究思路
一、研究目标
本文的研究目标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理论方面，回顾与总结以往有关居民消费及劳动力流动的相关理论，在此基础上，针对是否有劳动力流动的农村家庭、不同流动范围与流动距离的农村家庭，分析不同类型家庭在消费行为模式上的差异，并分别构建其家庭消费的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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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实证方面，本文的实证目标主要包括：第一，实证分析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即有劳动力流动的农村家庭和无劳动力流动的农村家庭在消费上的差异，希望能够在“是否应鼓励农村劳动力流动”这一问题上得到相应结论；第二，以有劳动力流动的农村家庭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劳动力的流动范围与流动距离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以此探索鼓励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方向；第三，以劳动力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以及流动特征作为分类标准，实证分析劳动力的流动范围与流动距离影响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异质性表现。
最后，在对策建议方面，结合研究结论和我国现实背景，在鼓励农村劳动力的流向以及释放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潜力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从而探索我国扩大内需的可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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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论回顾及研究综述
第一节 理论回顾
一、劳动力流动的相关理论
1.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推─拉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雷文斯坦（1885）的“人口迁移法则”，这是被公认为最早的人口迁移理论。该理论认为经济收入是影响人口迁移最主要的因素，之所以有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现象就是因为地区间收入差异的存在。赫伯尔（1938）最早系统性地提出了“推─拉理论”，指出当劳动力所在的城市不能满足其需求时，就产生了流出地的推力，而其他地区的收入、环境等因素产生的拉力，则会吸引劳动力进行迁移。巴格内（1959）认为人口流动的目的是为了改善生活条件，推力就是流出地不利的生活条件，包括资源禀赋短缺、就业机会、生存环境、社会往来等，拉力就是流入地有利于改善生活条件的因素，如教育、政治宗教体系等。李（1966）在巴格内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推─拉理论，认为推力与拉力同时存在于流入地和流出地，还补充了第三个因素即中间障碍因素。主要包括距离远近、物质障碍、语言文化的差异，以及劳动力本人对于以上这些因素的价值判断，劳动力流动是这三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2.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最早是由英国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1954）提出的。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系统是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构成的二元经济结构。他假设劳动力可以无限供给，工农业部门的工资差别导致劳动力不断从农业部门转移至工业部门，随着工业部门的利润转化为资本，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也不断得到强化，直至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完全吸收。但是，刘易斯仅仅关注工业部门发展，而忽略农业部门，同时，工业部门也并不能够无限地吸收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因此，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存在一定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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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国外研究综述
1.有关迁移劳动力的消费特征研究。因为国外并不存在户籍制度的区分，所以国外判断劳动力是否流动是以迁移或者移民为依据的。迁移可以通过影响家庭收入等因素对消费产生影响，Wilson（1971）指出，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有利于家庭收入的提高，从而减少非生产性的预防储蓄，乡城迁移有利于增加农村地区的消费水平和自我投资。Jackson和Hewings（1984）对人口迁移所带来的区域影响进行了考察，认为家庭的迁移会产生积极的消费效应，使得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居民消费水平提升。Brauw和Rozelle（2008）利用2000年我国六个省份有关农村居民调查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家庭中劳动力流动的人数对消费性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生产性投资并无显著影响。
还有一部分学者对迁移劳动力之间、迁移劳动力和本地居民之间的消费或储蓄差异进行了研究。Li和Luo（2021）研究了迁移模式对劳动力消费的影响，发现与家人一起迁移的劳动力，其消费支出要高于与家人分离的劳动力，且消费结构也表现出升级趋势。Doiron（2009）利用分位数回归探讨了迁移劳动力和本地居民在财富分配方面的差异，得出相较于本地居民，迁移劳动力所积累的财富较少的结论，但二者之间的差距会随时间和人力资本的积累而缩小。Islam（2013）等从家庭收入、消费结构以及财富方面的差距出发，分析了澳大利亚迁移劳动力和本地居民的储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得出家庭收入是影响储蓄的关键因素，相对本地居民，迁移劳动力具有更强的储蓄倾向。Gatina（2014）以澳大利亚迁移劳动力和本地居民为研究对象，分析迁移劳动力的原籍所在国特征是否能够解释其储蓄行为。研究发现，相较于本地居民，迁移劳动力的储蓄更少，这与原籍所在国的人均GDP和老年人口抚养比相关。
2.有关劳动力迁移距离的研究。国外学者对于迁移距离的研究，更多的涉及对迁移距离的定义以及影响迁移距离的因素等方面，而对于劳动力的迁移距离如何影响其消费却鲜有研究。有学者对于迁移距离的分类是以行政区划为标准的，Niedomysl和Fransson（2014）指出边界通常被认为是距离的代表，劳动力只要跨越了某些行政边界时就会被认定为是迁移，而不论距离的远近。但是使用边界作为距离的代表并不能区分长途迁移者和短途迁移者，使得二者存在混淆的风险。Biagi和Faggian（2011）以意大利为例，把宏观区域作为长短迁移距离的分类标准，将意大利分为北部、中部、南部三个区域，把非相邻区域之间的迁移认定为长距离迁移，而同一区域内部不同省份之间的迁移则被视为短距离迁移。还有一部分学者对迁移距离进行了具体的测算，基于一定标准对长距离迁移和短距离迁移进行了界定和分组（Wilding等，2018；Lomax等，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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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现状及其统计特征分析 ............................ 16
第一节 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现状分析 ...................... 16
一、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规模 ........................ 16
二、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来源及去向地区构成 ............................. 17
第四章 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说 ............................... 35
第一节 理论模型构建 ........................... 35
第二节 研究假说 ........................... 36
第五章 劳动力流动范围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 .............................. 39
第一节 数据、变量说明与计量模型 ..................... 39
一、数据来源 ......................... 39
二、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 40
第六章 劳动力流动距离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
第一节 基准回归和工具变量结果
基于式（6.1），针对总样本，实证分析劳动力流动距离对农村居民家庭总消费支出的影响，结果见表6-1。表中第（1）列汇报了基准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出，劳动力的流动距离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农村居民家庭总消费支出，即劳动力流动距离越远，农村居民家庭的总消费支出越低。
关于其他控制变量和农村居民家庭总消费支出的关系，在充分考虑劳动力的个人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以及社会融合特征变量，并对其流入地省份进行控制之后，实证结果见表6-1第（1）列。可以看出，性别对家庭总消费支出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即受访劳动力为女性的农村家庭总消费支出更高。这主要是缘于女性通常在一个家庭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采购员”的角色，更容易融入流入地，因而家庭消费支出更高。年龄对家庭总消费支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这主要是由于随着年龄的增长，家庭子女的教育负担、父母的养老负担均加重，加上自身的健康状况、未来收入与支出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增加，会引发更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从而使得消费减少。受教育程度对家庭总消费支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是因为随着学历的提升，劳动力找到更高收入工作的可能性增加，其消费观念也会更加现代化，有利于增加消费。婚姻状况对家庭总消费支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劳动力已婚会显著增加其家庭总消费支出，因为已婚扩大了自己的社会关系，可能会增加人情往来等支出。家庭平均每月总收入、家庭规模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对家庭总消费支出具有正向影响，这因为收入是消费的基础，而家庭规模大，则意味着家庭成员所需开支更大。现住房性质对家庭总消费支出有显著正影响，这主要是由于当今房价处于较高水平，购房成本较大，非自有住房的农村家庭基于买房的需要会进行储蓄，从而减少消费支出，而拥有住房的农村家庭，随着房价的升高，家庭房产财富增加带来的财富效应会增加消费支出。户口迁移意愿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家庭总消费支出，这主要是由于更愿意将户口迁入流入地的劳动力，可能更加愿意并容易融入到流入地，受到流入地居民“消费示范效应”影响的可能性就越大，消费观念更加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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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一节 主要结论
本文基于生命周期─持久收入理论，从流动范围与流动距离的视角，构建了劳动力流动影响农村居民家庭消费问题的分析框架，并使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和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如下：
首先，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的检验表明，劳动力流动有利于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的增加。这说明正确鼓励农村劳动力流动，可以有效释放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潜力。
其次，本文接续采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有劳动力流动的农村家庭的消费展开研究。结果显示，相比于劳动力跨省流动的农村家庭，劳动力省内流动的农村家庭消费支出更高，而且非住房消费支出的系数大于总消费支出的系数，即住房支出在一定程度上会挤出其他类型的消费支出。进一步对省内流动的样本展开研究发现，劳动力是否跨市流动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并无显著影响。机制检验发现劳动力在流入地的身份认同感越强，劳动力省内流动促进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的作用越明显。异质性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较低、年龄为中年、高收入家庭、流入东部地区的劳动力，其家庭消费支出受流动范围的影响更大。
最后，本文又针对劳动力流动距离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从总样本的结果看，劳动力流动距离对农村居民家庭的总消费支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异质性研究发现，劳动力流动距离对农村居民家庭总消费支出的负向影响，在跨省流动、年龄为中年、学历在初中及以下、高收入家庭、流入东部地区的劳动力群体中更为明显。但对于流动距离在100公里及以下的劳动力来说，其流动距离对家庭总消费支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