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计资本对农户生态保护行为的影响研究—以大熊猫友好型产品五味子农户为例

本研究以大熊猫友好型产品五味子为研究案例，基于可持续分析框架，结合农户行为决策理论和外部性理论，立足于生态友好型产品的可持续生计发展，结合调研数据和深度访谈信息，构建大熊猫友好型产品五味子农户的生计资本和生态保护行为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测算农户生计资本水平，以及生计资本之间的相关性和差异性，运用有序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法分析生计资本对农户生态保护行为的影响。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1.1.1 研究背景
在国内，保护区的建立一方面可以保护或恢复生态系统，增加区域生物多样性(至少不会锐减)(王昌海，2012），但另一方面，保护区建立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周边农户对土地、森林等生产、生活资料的使用，改变了传统的生计方式，导致大部分发展机会被压缩，由于缺乏替代生计，在生计诉求下农户长期进行盗伐、偷猎以及不可持续的采集利用等资源破坏行为，严重威胁了保护区对核心资源的保护管理。因此长期以来，我国保护区与周边社区普遍存在着自然资源保护与利用，保护成本与收益，资源保护与农户生存权利、发展权利三大矛盾关系（王昌海，2017），这些矛盾不仅阻碍了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而且逐渐成为当地暂时贫困或者长期贫困的根源，导致恶性循环。在生态文明发展进程下，我国政府逐渐意识到实现保护区周边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是增进农户生态保护行为的重要方面，根据“促进生态友好型农业发展1”和“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落实资源节约和保护制度，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2”等政策方针，以及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明确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保护区和周边农户不断认识到长期禁伐、天保等政策使得保护区周边自然生态环境较好，具有良好生态特征的林下产品符合现代健康消费需求，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和广阔的市场空间。因此，推动这类具有生态附加值的天然森林药材、蔬菜进入高品质消费市场，是明智的利用当地自然资源，转化地区优势，突破资源受限瓶颈，实现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
为促进生态保护与生计可持续发展，不少社会主体在我国各类自然保护地开展了以倡导尊重农户发展权，平衡保护与发展矛盾关系的积极尝试和实践，其中生态友好型产品在探索符合当地传统历史特征和资源禀赋产业发展路径上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比如“大雁友好型大米”、“熊猫森林蜜”等。生态友好型产品中“友好”的核心在于把生物多样性价值纳入到社会价值体系中来，强调不仅对农户生计发展有利、实现生态公平收益，更重要的是内化农户生态保护行动（解焱，2018）。它通过建立可持续的生产方式，推动人与自然的矛盾关系向共生关系转变，从而更好的实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目标和保护区周边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目标，是践行生态文明、实现绿色发展、推动乡村生态振兴战略的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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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1.2.1 农户生计资本相关研究
1.2.1.1 生计资本维度及指标研究
基于英国国际发展部（UKDepartmentforInternationalDevelopment，简称 DFID）的可持续生计资本分析框架（SL）进行了资产五边形的划分，具体分为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以及社会资本（DFID，1999）。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学者通过建立这五项生计资本的具体指标，开展了多项与社会经济活动相关的研究，根据研究内容、对象、目的以及侧重点不同，农户生计资本指标构建的内容也具有很大的差异。总的来看，通常采用家庭总收入、年人均纯收入、年补贴收入来衡量农户的金融资本（张桂颖，2018）；根据我国社会基本情况，往往将耕地、林地、水田等作为自然资本指标（段伟，2015）；从质量和数量两个方面来衡量农户的人力资本状况，包括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数量、健康程度、男性劳动力比重等（邝佛缘，2017）；物质资本指标除了房屋、牲畜等基本指标外（赵文娟，2016），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地区特征，比如通讯设备、交通工具、生产工具等具有研究指向性的指标（伍艳，2019）；社会资本指标往往根据研究的内容和对象进行建立，包括是否为村干部、人情支出、经常联系人个数等（邓天仙，2017），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在五类生计资本的发展基础上，我国学者进行了拓展和延伸，增加了心理资本（张朝辉，2019；曲朦，2018 等）、有形资本、文化资本和政治资本（包战雄，2017）等，这些资本的增加是进一步对五类生计资本的细化和扩展，总之在服务于研究内容的基础上都是有益的探索。
综上，以上生计资本的维度和指标的建立为本文生计资本部分的研究提供了基础，本文将在五类生计资本的基础上，通过建立相应的指标体系，进行研究区域农户生计水平的测量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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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界定
2.1.1 大熊猫友好型产品
大熊猫友好型产品是指来自野生大熊猫分布区，对大熊猫保护、社区生计有贡献，符合可持续利用要求的原生植物及衍生物产品。其中“友好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体现在产品来自于野生大熊猫分布区和今后大熊猫生态特区的本地源生物种，其整个生产环节（包括采集、加工、销售）过程都有利于（或无害于）大熊猫栖息地质量以及自然生态系统的维护，不会因为采集或生产行为直接导致熊猫个体迁移或栖息地丧失。第二，资源采集可持续，采集的数量、方式不影响其原生种群的稳定。第三，当地贫困人口因本产品而发展，社区建立经济收益公平分配机制，并适度照顾弱势群体。
大熊猫友好型产品也是对符合大熊猫友好型认证标准的产品的统称。目前，平武县水晶镇及周边区域的传统药用植物——野生华中五味子是唯一通过 WWF 大熊猫友好型认证标准的产品，因此本文中涉及的所有大熊猫友好型产品特指该区域的野生五味子。
2.1.2 大熊猫友好型产品五味子
农户农户是指众多居住在农村社区，主要依靠家庭劳动力和土地作为基本生产要素从事农业生产或农副业生产，具有维持家庭生计和生存理性行为的，且能够独立做出生产经营决策的、以家庭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组织（付春燕，2012）。它是农民生产、生活、交往的基本单位，是以血缘、地缘和业缘为纽带的社会生活组织。
在农户概念基础上，认为“大熊猫友好型产品五味子农户”是指长期居住在农村地区的，并在某一段时间内，以按照大熊猫友好型产品认证标准和要求对本地野生五味子进行可持续采集的这一部分农户。这部分农户是本文的调查、研究对象，下文中所涉及的生计资本和生态保护行为均来自于这部分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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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理论基础
2.2.1 可持续生计理论
20 世纪 80 年代，“可持续生计”概念首次由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提出，强调可以通过技能、资产（包括物质和社会资源）以及生活资料获得的能够持续发展的能力，这种可持续性体现在环境、经济、社会及制度等方面，具体包括面对外部冲击和压力时生计选择具有弹性；不依赖于外部支持，具有较强的内生动力；保持自然资源的长期生产力；不破坏他人开放的生计选择或生计妥协等方面，这种持续性意味着广泛的资本积累，特别是为穷人改善生计提供了基础（Ian Scoones，1999）。

近年来，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是以人为出发点，在研究农村社会发展问题上得到广泛运用，其框架主要来源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关怀国际（CARE）和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其中，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提出的可持续性生计框架（SL）包括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制度结构以及生计结构等多个部分，表现了生计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内在关系和相互作用，具有较强的解释意义和操作价值，是以上生计框架中具有代表意义一种。如图 2-1 所示，可持续生计框架由五个存在复杂关系的部分构成，分别是脆弱性背景、生计资本、结构和政策制度转变、生计策略以及生计结果，五个部分的内容与相互关系具体表现为：在受制度和政策等因素影响，形成的具有脆弱性和风险性环境和资本与政策制度之间的相互影响，生计资本状况决定生计策略，并导致某种生计结果，生计结果又反作用于影响资本状况（王春海，2017）。可持续生计理论强调了生计资本与生计路径以及获得结果之间的关系，较为完整的阐释了家庭生计发展的复杂性，能够对农户生计发展进行深层次的探索和辨证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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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区域及对象基本概况 ..........................25
3.1 研究区域基本情况.......................... 25
3.2 研究区生态保护概况...................... 25
第四章 大熊猫友好型产品五味子农户生计资本概况 ........................31
4.1 农户生计资本指标选择...................... 31
4.2 农户生计资本现状.......................... 32
第五章 生计资本对农户生态保护行为的影响 .................42
5.1 农户生态保护行为指标设定........................... 42
5.2 研究方法和模型设定............................ 43

第五章 生计资本对农户生态保护行为的影响

5.1 农户生态保护行为指标设定
根据文献综述，本研究以段伟学者（2016）构建的农户生态保护行为指标为基础，结合实地情况和预调查反馈，形成了大熊猫友好型产品五味子农户生态保护行为的指标体系（详见表 5-1）。从农户对森林资源的利用方式（简称“资源利用行为”），以及农户直接或间接参与对森林资源管理和保护行为方式（简称“保护参与行为”）二个维度（一级指标）了解农户生态保护行为情况，每个维度中包含若干个具体保护行为指标（二级指标），二级指标主要从大熊猫友好型产品构建的内在保护行为要求以及研究区基本情况等方面参考设定。具体来看，大熊猫友好型的突出作用在于实现对五味子的可持续和规范采集，即不砍藤、不砍树，并通过较高的经济收益实现对中药材、野菜等资源无节制采集的替代作用，因此在资源利用行为方面，本文选取减少五味子藤砍伐量、减少中药材采集量、减少野菜采集量和减少薪柴砍伐量 4 个指标。同时，在研究区域，大熊猫友好型产品五味子的发展与管理，与当地五味子合作社可持续采集培训，以及保护宣传、社区治理、资源管理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其共同作用下影响农户的保护行为，因此本文选取与之相关的参与可持续采集培训、保护宣传活动、制定村规民约以及制止偷猎捕猎行为等 4 个指标构建保护参与行为维度。此外，农户年龄、性别以及采集大熊猫友好型产品五味子获得的利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户生态保护行为，本研究作为控制变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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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6.1 研究结论
本研究以大熊猫友好型产品五味子为研究案例，基于可持续分析框架，结合农户行为决策理论和外部性理论，立足于生态友好型产品的可持续生计发展，结合调研数据和深度访谈信息，构建大熊猫友好型产品五味子农户的生计资本和生态保护行为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测算农户生计资本水平，以及生计资本之间的相关性和差异性，运用有序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法分析生计资本对农户生态保护行为的影响。主要有以下研究结论：
（1）研究区样本农户生计资本整体水平较低，综合得分 0.386。五类生计资本中自然资本水平最高，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是该区域农户生计发展的短板。总体而言，农户生计资本积累水平不足，生计发展的内生动力提升有限。
（2）生计资本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作用，尤其是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之间某一项生计资本内容的变化会对其他相关资本产生显著的影响，人均耕地面积、家庭成人劳动力数量、成人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以及与保护区的关系在大熊猫友好型产品五味子农户不同利润水平下呈现显著差异。
（3）生计资本的异质性特征会显著影响农户生态保护行为。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户生态保护行为具有正向的影响，其中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影响作用显著，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对农户生态保护行为具有负向影响。具体来看，成人劳动力数量、牲畜折价以及与保护区的关系对农户生态保护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房屋折价对农户生态保护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各个生计资本类型以及二级指标的贡献大小不同，还需要从政策、生计、宣教、管理等方面实现农户生态保护行为的内生化和固化。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