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和科学技术的逐渐普及化，人的许多体力活动被机器所替代。汽车、电梯以及各种智能化的电器使人的生活更加安逸和舒适。青少年儿童更是被各种电视节目、网络游戏、沉重的课业负担和各种名目的补习班所包围，再加上各种高能量的食物、饮品，一方面导致学生静止性活动增多而身体活动减少，另一方面能量摄入过多。因此，在校园中出现大量的“豆芽菜”、肥胖症、近视眼等，随之而来的就是“软、笨、硬”现象，中小学生的体质状况到了令人担忧的地步。1985 年开始，我国每 5 年对学生体质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调研。从近三十年来看，尽管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青少年的身体形态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但学生体质其它指标却呈现下降或波动状况。据 2014 年 7 月 28日教育部网站发布的信息来看，青少年身高、体重、胸围呈现持续良好的趋势。身体机能水平如肺活量出现先降后升趋势，2005 年为谷底，2010 年出现上升。爆发力素质在 1985-2013 年间出现波浪式变化，1995 年 7-18 岁青少年立定跳远成绩达到顶点，之后下滑，至 2005 年达谷底，之后出现好转。但大学生和部分高中生仍然持续下降。耐力素质从 1995 年开始出现下降，2005 年至谷底，2010年出现止跌回升，但大学生耐力素质持续下降。速度素质下滑得以遏制，从 1995年开始下滑，2005 年下滑停止，2010 年开始上升。但是大学生速度素质仍然下滑。力量素质下降缓解，从 1995 年至 2010 年男生引体向上，女生仰卧起坐持续下降，其后虽有反弹，但幅度很小。柔韧素质明显回升，但大学生男生坐位体前屈测试成绩下降。青少年肥胖检出率从 1985 年至 2012 年一路飙升，视力不良检出率 15 年来持续上升，并且出现低龄化现象[1]。以上分析发现，学生体质似乎近两年出现了好转，但这一“好转”是经不住推敲的。首先，资料中报告学生的肥胖率一直上升，这一报告与体质好转自相矛盾。大量的研究表明，肥胖会导致学生肺活量、速度、力量和耐力等素质的下降。第二，为了督促学校认真做好学生体质测试工作，教育主管部门每年都对高校进行学生体质测试的抽测，但抽测的比例很小。王宗平认为这种抽测的威慑作用并不大。王宗平从相关部门获得过部分高校学生体质测试结果与抽测结果的对比数据，发现“数据出现差异的学校不是少数，而是多数”。这说明在学生体质测试中存在弄虚作假现象[2]。第三，从 1985 至 2013 年学生体质变化分析中发现，学生体质变化虽有起伏，但下滑是总的趋势。虽然 2011 至 2013 年数据有所反弹，但变化不大。第四，报告中显示大学生的身体素质是持续下降的。第五，通过对学生体质测试标准的分析发现，每次测试修订的标准会有所下降。说明学生体质测试成绩得分提高是因为其标准降低了。通过对以上的分析，能得出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学生体质从 1995 年以来是持续下降的。既使有所反弹，其变化也是疲软无力，这正如我国教育部体卫司司长王登峰所担忧的一样。他强调指出“青少年体质健康形势依然严峻，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积极变化仍很脆弱，而且是在很低水平上的状态性好转，维持上升势头的压力很大。超重和肥胖问题在农村学生中增长加快；视力不良比例仍在高位攀升且出现低龄化趋势。另外，大学生体质健康下滑趋势依然没有得到遏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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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意义
少年强，则国强。青少年的体质健康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未来。《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明确提出以青少年儿童为实施的重点对象。对青少年儿童的培养，有赖于家庭、学校、社会三股合力，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而其中家庭的培养和塑造，又是这一系统工程的基础工程。所以，要培养青少年儿童体育锻炼的意识、技能与习惯，提高中小学生体育锻炼参与程度与水平，从而增强青少年体质健康、心理健康和幸福感，家庭在这个过程中起着特殊的极为重要的作用。本研究具有现实和理论上的意义，具体如下：
1.2.1 现实意义
第一，制定以家庭为基础的干预措施提供依据。通过对家庭体育环境与青少年身体活动的探讨，明晰家庭体育环境与身体活动的关系，探究家庭成员特别是父母影响青少年的身体活动行为的机制。为以家庭为基础的干预措施增进青少年体质提供策略和思路。第二，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家庭、学校和社会合作，共同为中小学生体质增强服务。通过研究，认清了家庭体育环境影响青少年身体活动的重要性，促使社区牵头，加强家庭、学校和社区合作，为中小学生体育锻炼创造好的环境，营造好的体育锻炼的氛围，提供便于体育锻炼的场所，使中小学生课内、课外的体育锻炼顺畅衔接。第三，有利于加强父母对学生身体活动的重视。本课题将探讨父母在体育锻炼行为的榜样作用、支持作用以及父母的期望价值信念对孩子的影响作用。通过研究希望能引起父母对孩子身体活动重视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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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
青少年身体活动缺乏及所导致的一系列严重后果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视角研究了影响青少年身体活动改变的因素，如从环境、心理、政策、经济投入和社会支持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家庭是每个人接受教育的第一站，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孩子的身心健康是父母最为关心的问题，与家庭环境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父母对孩子的健康成长具有不可推卸的监护责任，同时对孩子的身心健康的教育又有着天经地义的教养义务。本章的主要内容是聚焦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本研究的重要概念进行了分析界定。第二，回顾了前人关于家庭体育物理环境、家庭体育行为环境和家庭体育心理环境对青少年身体活动的影响。回顾了动机与身体活动的关系。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梳理和回顾，更加明确了本文的研究问题，同时为本文的研究框架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目前，国内关于“家庭体育环境”的概念仍没有明确提出来。但我国关于家庭体育、体育环境、学校体育环境等概念有研究者进行了论述。从“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来看，环境是指人相对的客体，即包围在人周围的事物。环境是相对某个中心或主体而言的客体。《韦氏新大学词典》中关于“环境”的定义指“影响个人或社会生活的社会和文化条件的总和”。[1]《体育大辞典》中体育环境指：影响体育开展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前者包括地理、气候、设施、器材等因素，后者包括民俗文化、社会关系、人际关系等因素[2]。熊茂湘[3]认为体育环境是指与体育这一主体相对的客体，与体育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各种因素的总和。它们能够与体育发生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并对体育产生直接、间接的正、负面的影响。周登嵩[4]把学校体育环境划分为物质环境（活动场所、运动设备、时空要素）和社会心理环境（体育传统与风气、课堂教学气氛、人际关系、体育信息、教师）。邓月宁[5]认为学校体育环境主要包括物质的（硬件部分），制度的（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和信息的（体育锻炼的意识、风气和体育舆论）三大要素。国外关于“家庭体育环境”的说法有 family activity enviroment 或 homeenvironments for physical activity。Michelle L Gattshall，Jo Ann Shoup[6]等人根据前人相关文献以及将 Golan’s 的环境模型与家庭环境影响青少年身体活动的相关因素进行整合的基础上构建了家庭体育环境（home environments for physicalactivity）的操作化概念，其操作化概念模型如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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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家庭体育环境对青少年身体活动影响的研究
家庭结构（family structure）是指家庭中成员的构成及其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我国社会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家庭的稳定性受到挑战，离婚率每年逐渐攀升。这些变化导致我国家庭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研究表明在单亲家庭中，单亲父母由于生活和工作的压力，对孩子的关注、关心、照料和支持与完整家庭比较会打折扣。单亲家庭与完整家庭比较而言，其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完整家庭孩子有着很好的情感和心理适应能力。家庭结构的变化可能影响孩子的生活方式、习惯和身体活动的模式，单亲家庭中做决定更自由，说明家庭结构影响了孩子是否进行身体活动的决定。Gorman，Braverman（2008）认为，家庭结构在决定孩子健康卫生行为方面起着关键性作用[3]。对孩子而言参与身体活动有两大作用，有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有利于孩子全面发展及社会化。有研究者认为让青少年参与规律的身体活动能实现上述两个方面的目的。家庭是孩子社会化的重要场所，家庭影响孩子目前乃至未来的身体活动的参与。Thomas Quarmby[1]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探讨了来自完整家庭和单亲家庭 11-14岁孩子们的身体活动与家庭结构的关系，该论文运用布尔迪厄（Bourdieu）的概念模型来解释家庭对青少年参与身体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结构在帮助孩子形成身体活动习惯中起着重要作用，所有的孩子都倾向于传达了父母对身体活动的态度和信念。然而，单亲家庭的孩子显现出更容易久坐不动的特性。ThomasQuarmby 认为家庭环境对孩子的个人习惯、以及参与身体的愿望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单亲家庭中，其经济负担比正常家庭大，母亲或父亲可能把大量精力放在工作上，没有太多精力和时间与孩子进行体育锻炼。青少年进行身体活动，特别是家庭体育活动，为增强孩子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提供了一个平台，也是促进青少年终身体育意识和行为习惯养成的潜在催化剂。孩子的身体活动涵盖范围从非结构性、零碎的休闲性活动到结构性的体育锻炼。因此，有研究者重点强调了全面考虑不同社会、不同文化和当地习俗所形成的青少年生活方式、生活环境等因素对其身体活动的影响。[2]此外，有研究显示改变家庭结构可能影响孩子的生活方式、习惯和身体活动的模式（Dagkas & Stathi, 2007），家庭结构在促进孩子身体活动习惯和偏好中起着重要作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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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对象与方法 ...........39
3.1 研究对象 .......39
3.2 研究方法 .......39
3.2.1 文献资料法.....39
3.2.2 问卷调查法.....40
3.2.3 数理统计法.....53
3.2.4 访谈法 ............58
4 研究结果与分析 ...........61
4.1 问卷的效度与信度 ...........61
4.2 家庭体育物理环境、锻炼动机及身体活动的关系 .........82
4.3 家庭体育行为环境、锻炼动机及身体活动的关系 .......100
4.4 家庭体育心理环境、锻炼动机及身体活动的关系 .......109
4.5 案例分析 .....116
5 结论与建议 .......129
5.1 结论 ....129
5.2 建议 .............130
5.3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133
4 研究结果与分析
4.1 问卷的效度与信度
通过分析 KMO 与 Bartlett 的球形检验，来判断问卷是否能进行因子分析。其标准是：KMO 值位于 0 至 1 之间，当 KMO 值小于 0.5 时，不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大于 0.6 时勉强可以进行因子分析，0.7 以上尚可进行因子分析，0.8 以上适合，而 0.9 以上极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对公共因子的提取一般遵守的原则是：1）结合碎石图并提取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2）累计解释方差百分比至少要达到60%以上；3）每个因子的因素载荷要达到 0.7 以上。结果显示，家庭体育设施问卷的 KMO 值为 0.876，Bartlett 球形检验结果达到显著水平，表示代表总体的相关矩阵间有共同因子存在，适合进行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抽取纯净后的题项，发现有六个因素，其特征值分别为7.543、2.196、1.697、1.494、1.337、1.296。累计解释方差百分比为 77.816%，超过 60%，表明问卷具有较高的建构效度。探索性因子分将家庭及其附近的体育器材、设施和场地分为了六个因子，对这六个因子命名如下：球类器材（PB6、PB3、PB7、PB2）、小型健身器材（PB10、PB11、PB9、PB8）、大型健身器材（PB14、PB20、PB13）、户外场地（PB34、PB36、PB38）、户外健身器材（PB32、PB31、PB33）、力量练习类器材（PB15、PB18、PB16）。这六个因子基本包括了家庭及其家庭周边的体育器材、设施和场地，如小型器材指家庭中孩子们经常使用的一些健身或玩耍的器材如轮滑、跳绳、毽子等。大型器材是跑步机、椭圆机等。户外器材包括一些休闲性的漫步机、扭腰机、秋千、沙坑等。家庭体育设施问卷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摘要如表 4-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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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对广州市中小学生的锻炼动机、身体活动进行了调查，对青少年的家庭体育环境进行了测量。在整合社会生态模型、自我决定理论和价值-期望理论的基础上，运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家庭体育环境、锻炼动机和身体活动三者之间的关系。现将主要研究结果与结论汇总呈现如下：研究结果：
（1）家庭体育物理环境问卷是一个 8 维度结构模型，包括球类器材、力量练习器材、大型健身器材、小型健身器材、户外健身器材、户外场地、移动电子媒介和固定电子媒介 8 个维度。问卷的信效度指标达到心理学测量的要求；家庭体育行为环境问卷是一个 9 维度结构模型，具体分为三个分问卷即父母支持问卷（身体活动榜样、身体活动偏爱、行为鼓励、口头鼓励、后勤支持）、家庭屏幕氛围问卷和父母控制问卷（利用屏幕、玩耍限制和屏幕限制）。三个分问卷的信效度指标达到心理学测量的要求。
（2）人口统计学变量对家庭体育环境、锻炼动机和青少年身体活动具有一定的影响，具体如下：家庭收入和母亲文化程度对家庭体育物理环境、家庭体育行为环境和家庭体育心理环境具有一定的影响。在性别上，男性锻炼动机的各个因子得分显著高于女性（外部调节除外）；在年级上，低中年级在锻炼动机的各个维度得分显著高于高年级（外部调节除外）。家庭收入、家庭文化程度对中高强度身体活动没有显著影响；男性中高强度身体活动非常显著高于女性；低、中年级组在中高强度身体活动上显著高于高年级组；联合家庭组青少年中高强度身体活动非常显著高于核心家庭组。
（3） 家庭体育设施、自主性动机、外部调节和中高强度身体活动之间的 5条路径系数的显著性检验均达到了 0.01 的显著水平；家庭体育设施对中高强度身体活动的直接效果值为 0.172，通过锻炼动机间接作用中高强度身体活动的效果值为 0.143；家庭体育设施对自主性动机解释的变异量为 12.8%，家庭体育设施对外部调节解释的变异量为 4.7%，家庭体育设施、自主性动机和外部调节对中高强度身体活动的共同解释变异量为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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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