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文学论文，本文的研究目的是从李佩甫乡村小说的主题、叙事策略和文学价值三个角度对李佩甫的乡村小说进行一个整体性的阐述，现在研究已经走向了尾声，但是结束并不意味着完美。
一、描摹乡村：李佩甫乡村书写的主题内容
（一）乡村世界的诗性失落
20世纪90年代经济体制的改革释放了经济活力，推动了农业文明向城市文明的过渡。古老的乡村被动的卷入城市化、市场化、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中。农民在城市文明的吸引下，渴望逃离乡村与向城求生。乡村中固有的道德规范、生活模式以农民的淳朴性格同样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当李佩甫发现自己记忆中的理想乡村与现实中的乡村之间出现了偏差之后，李佩甫对于自己脑海中的“希腊小庙”进行了大胆的解构，主要表现为：乡村道德、乡村生态的失衡和乡村人性的异化。
文学论文参考
1.乡村价道德的失范
道德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形成的社会全员需要共同遵守的社会规范，这确保人们能够有正确的价值判断。“从社会观点来说，道德是社会对个人行为的制裁力，使他们合于规定下的形式行事，用以维持该社会的生存和绵续”①古老的乡村在历史的沿袭中会有一套相对稳定的道德准则。但是对于频频战乱的河南乡村来说，道德对人的精神品质的高要求同人们对于生存的渴望是背道而驰的。
河南的近代史是一部多灾多难的历史。广阔的平原、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丰饶的物产使河南成为兵家常征之地。常年的战乱、统治者无孔不入的控制、政策上的重大失误等同时造成了农村的极端艰难的生活处境。频发的水灾、旱灾、蝗虫让农民本来就不富裕的生活变得雪上加霜，就连基本的生存都无法得到保障。农村的和平静穆在天灾人祸中，慢慢的全部都毁了。《李氏家族》是在老奶奶的“瞎话”中讲述了李氏家族坎坷与艰辛的家族史。《羊的门》开篇中记述了自战国时期到武昌起义期间豫中平原遭受的灾难，连年不断的战争摧毁了人们美好的家园，以至于“老稚无存，房屋尽毁”。生活的苦难和不稳定性迫使当地的农民用毕生精力寻找一个避难之所，所以在平原上的农民通常会倾其所有来盖屋子。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屋是避难之所的象征，也是赖以生存的第一要素。当地农民会把建造屋子的墙叫做“屋山”，在房脊上设计很多有关水的形象，“山”和“水”都是人们祈求能够受到庇护的假想与渴望，这是对天灾的抗拒仪式。战乱和自然灾害带给人们的苦难还表现为刻在骨子里的对于“饥饿”的记忆。《羊的门》中记载了历史上人们因为饥饿而吃人的事件，“秋，大蝗；是岁太饥，人相食”①。水秀饿倒在路边，为了答谢恩人和能够吃饱饭就随便的嫁给了孙布袋。《李氏家族》中人们见面打招呼时都会问一句“吃了吗”，这句问候其实蕴含的是一个代代相传的关于饥饿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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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乡村权力结构的重构
福柯认为，“权力是‘毛细血管状的’，它在日常的社会实践中作用于社会机体的每一末端。”②权力意识弥漫在生活中的各个环节之中。评论家梁鸿曾经说过：“河南作家尤其热衷于对乡村权力关系的描述，它既是作家作品通向‘村庄’和中国历史、中国生存的唯一途径，也展示了作家主体神秘的内心欲望，即对现实权力的一种渴望的情结。‘权力’是河南作家的兴奋点。”③李佩甫作为“文学豫军”的一员，坚持以现实主义创作为主，捕捉乡村经历了现代文明冲击后乡村基层权力形式的变迁和重组，以及乡村权力对农民生活的影响。
1.宗族权力的式微
由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乡村形成一个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族文化社群。血缘关系在潜移默化中支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特别是在乡村政治秩序当中，乡村管理者的地位往往是由宗族文化所赋予的。
“在传统文化网络中，出任乡村领袖的乡村精英是出于社会地位、威望、荣誉并向大众负责的考虑，因此，诸如宗教信仰、相互关系、亲戚纽带以及参加组织的众人所承认并受其约束的是非标准等象征与规范，在塑造组织权力合法性方面具有决定性意义。举例来说，在宗族意识较强的村庄，村民会选本族的人当村干部，本族的村干部也比较容易做本族人的工作。因为强烈的宗族意识使同族的人成为自己的人，这种意识构成了权力运作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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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叙述乡村：李佩甫乡村书写的叙事策略
（一）多元创作方法的结合
李佩甫将多元创作方法相结合在小说中建构了一个“围城”：城市在欲望的渊薮中呈现出光怪陆离的景象，乡村在苦难与欲望的相互纠缠中挣扎。“围城”的建构是李佩甫对于生存境况和人生价值的深刻反思。
1.第一人称视角与空间的搭建
以第一人称作为主要叙事视角的小说中，叙事者通常是作为叙述者和被叙述者同时存在的。当叙述者“我”讲述故事的时候，“我”通常是以回忆的方式将过去发生过的事情拉回到现在。叙事时间和故事时间可以以不同的叙述时态在叙述过程中同时存在，叙事时间和故事时间因此发生了偏差。因为叙述时间和故事时间的时态的不同情况出现，所以当作家选择使用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叙述时，常存在三种交替存在的叙述状态。第一种，叙述时间与故事时间一致。叙述者通常会放弃目前的观察视角，成为被叙述者。叙述者“我”会转换到当初体验事件时的眼光，这种视角可以称之为第一人称体验视角。第二种，叙述时间迟于故事时间。“我”从自己目前的角度来观察往事，主人公在追忆过去。这种视角可以称之为第一人称回顾视角；第三种，“我”作为小说中主人公，从自己目前的角度来讲述别人的故事。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拉开一定的距离，叙述者以一种客观冷静的旁观者的身份存在，可以称其为第一人称叙述中的旁观视角。通过三种交替的叙述状态，作者就可以自由出入叙事过程向读者展示时空背后的故事。
其次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选用“一方面可以保留第一人称叙述易体现叙述的特点，或活泼风趣或抒情深沉；另一方面还可以使之显得更为平易近人亲切自然”①。例如《红蚂蚱绿蚂蚱》是采用了第一人称叙事中的体验视角。“我”本是一位从外返乡的知识者。但是在故事的行进中，“我”又变成了过去那个端着小木碗，撒尿和泥土的小孩。村子里的男人都变成了“我”的舅舅。李佩甫以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发起的亲缘性称谓，在小说中组成了十部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微型短篇。亲切的称呼缩短了读者和叙述者的时空距离，消除小说中的人物和读者的真实生活状态的差别，让读者沉浸其中，体会到主人公的喜怒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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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辩证的叙事艺术
文学作品叙述形式都是作家内在心灵的外在显现。“文学想象和情感能够赋予人们畅想的力量，去想象那些被边缘化和被压迫的个人生活，文学和想象能够使得我们融入那些被排斥的个体生活中，使得我们以旁观者的身份对世界进行反思，而不仅仅为那些江华的数字和模式化的群体映像遮蔽”①李佩甫的乡村小说通过情节的设置和意象的比兴挖掘中原人民的性格特质和成因。
1.透过情节的设置完成
人物性格的二重性塑造人物作为情节发展的参与者和执行者，人物之间的行为关系和人物性格内在的矛盾性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为文本增添了一抹亮色。刘开复说“要塑造出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典型人物，就必须深刻地揭示个体性格地内在矛盾性，即性格深层结构中地动荡、不安、痛苦、搏斗等矛盾内容。若没有性格内在地矛盾性，就不能个性化的把人的本质力量与社会关系的冲突表现出来，就没有活生生真实的人。”②
《生命册》的扉页上有这样一句话“在时代与土地的变迁中，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这句话可以看作是解密李佩甫小说中人物性格的密码。李佩甫笔下的人物会在一种无形的力量的推动之下形成相互对立的人格，即卑贱与崇高共存。
《生命册》中“虫嫂”一生含辛茹苦为了支撑家庭，却卑贱到没有拥有过自己的名字，同村人简称她“虫嫂”，一个在平原上略带有蔑视的称谓。虫嫂和丈夫身高上的极度不协调性，使得虫嫂一嫁入无梁村就变成了同村人的消遣对象。“虫嫂”为了养活自己的三个孩子和残疾的丈夫，变成了一个小偷。在豫中平原的乡村，评判一个女人的品行有两个标准，一是小偷小摸，二是作风问题。虫嫂为了能够让自己的三个孩子吃上饭，一再降低自己的底线。刚开始的时候，虫嫂的原则是只是偷生产队的粮食。到后来在冷嘲热讽中彻底“解放”自我，松开裤腰带用身体换取粮食。虫嫂也就此破罐子破摔，不把自己当人看。虫嫂的放纵激起了全村女人的嫉妒与仇恨，女人们聚集在一起扒光了虫嫂的衣服，虫嫂赤条条的被包围在场院的雨地里，这时虫嫂的人格就随着被扒落的衣服一起卑贱到泥土里。虫嫂做事的出发点只有一个，就是作为母亲要承担抚养孩子的责任。当孩子肚子饿，她可以出卖自己的身体换取粮食。当孩子嫌弃她丢人，虫嫂为了维护孩子的自尊心也可以委屈自我，甚至不敢奢望孩子叫自己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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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解析乡村：李佩甫乡村书写的意义................................28
（一）李佩甫与阎连科、沈从文的乡村书写风格比较.................29
1阎连科与李佩甫：残酷与温情的乡村..........................29
2.沈从文与李佩甫：诗性与现实的乡村.........................30
（二）儒家文化的畸形接受.......................................32
（三）“中原突破”语境下的焦虑与困惑...........................33
结语...........................36
三、解析乡村：李佩甫乡村书写的意义
（一）李佩甫与阎连科、沈从文的乡村书写风格比较
沈从文、阎连科、李佩甫都是中国乡村小说创作中的杰出代表。沈从文深受五四文明的影响用诗化乡村的方式来构筑“希腊人性神庙”。阎连科以魔幻和荒诞的方法来叙述乡村残酷的生存场景。李佩甫在迷恋乡村田园诗的生活和向往都市文明之中形成了田园和反田园的复调叙事。
1.阎连科与李佩甫：残酷的乡村与温情的乡村
李佩甫和阎连科都是著名的河南当代作家，李佩甫与阎连科的乡村书写的共性都是在描写中原地区农民的艰辛生活以及在乡村权力的压迫。但是李佩甫与阎连科在乡村书写的写作风格上又明显的不同。
阎连科的《受活》和《日光流年》中苦难与命运的悲剧相互交织在一起。《日光流年》，阎连科采用了索源体结构从司马南的死亡写到司马南的出生，讲述了三姓村为了逃出活不过40岁这个命运的魔咒做出的抗争。生存的执念让三姓村的村民已经人类正常的情感都践踏了，在求生的过程中泯灭了人性。小说中最为残忍、恐怖的便是蝗虫来临时期，人们为了能够吃饱肚子和活命，将残疾的孩子丢下悬崖吸引乌鸦，再到后来吃人肉。《受活》中，受活庄从刚开始形成就带有一定的残酷性。“一个哑巴、一个盲人、一个瘫子在这儿三人合户，把日子过得宛若天堂之后，四邻八村，乃至邻郡、邻县的残疾人便都拥了过来。瞎子、瘸子、聋子、缺胳膊短腿、断腿的残人们，在这儿都从老哑妇手里得到了田地、银两，又都过得自得其乐，成亲繁衍，成了村庄。”②受活庄的残疾人们通过耳边放炮等自虐式的艺术表演来换取生存的机会。阎连科在小说中将农民的苦难推向了极致，甚至走向了荒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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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在三十多年的创作历程中，李佩甫始终秉承着“文以载道”的文学价值观，能够将现代性眼光和本土经验有机结合起来回到生活内部与文化内部观察乡村，自觉地从文化层面关注人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李佩甫对故乡生活的原生态摹写使得作品展现出浓郁的田园风味，营造出一种与城市喧嚣不尽相同的安谧和宁静。李佩甫对安谧乡村生活的向往和喧嚣城市的躲避，在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恋乡情节和对于“精神家园”的呼唤实质上是作家对传统经济结构下农民淳朴的道德观念的认同。农民善美统一的道德观念间接影响了李佩甫作品深度与广度。李佩甫对于农村文化价值的认同，使他始终坚定不移地站在农村地立场上思考现代文明，不由自主地对抗城市现代文明，无法在小说中构建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看框架，限制了小说人物的人生选择，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从李佩甫乡村小说的主题、叙事策略和文学价值三个角度对李佩甫的乡村小说进行一个整体性的阐述，现在研究已经走向了尾声，但是结束并不意味着完美。由于个人的学术能力有限和篇幅的限制，本文依旧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部分具有研究价值的方面未进行详细的展开。在创作主题方面：当代作家在描写乡村是十分迷恋“乡村苦难”主题。作家们由于个人生活经历不同和创作风格不同，对于“乡村苦难”这一主题表达方式也千差万别。如果能够将李佩甫和当代作家进行比较，李佩甫的艺术特色就会更加清晰明了。在叙事策略方面：《红蚂蚱绿蚂蚱》是李佩甫第一部引起众人关注的小说，小说成功营造了脉脉温情的乡村生活，行文中的乡村歌谣是更是小说中“点睛之笔”，因此从李佩甫的语言角度出发为探求李佩甫诗意乡村塑造提出一个新路径。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