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目的
本文采用传播政治学的视角，探讨台湾报业的性质及其社会权利结构的关系。理想中的媒体应该是社会“公共领域”的机构，但是在现实社会中却受到来自政治、经济等各种势力的影响，分析报纸产业可以理清台湾社会中哪些力量限制报纸在社会中的功能，为媒体改革作为参考依据。其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报业也像其他产业一样，以利润为主要目标，而报业的主要利润包括发行和广告。因此，分析报纸产业有助于透视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化产业的运作逻辑。
在中国大陆的传播领域，涉足批判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并不多，但随着媒介信息化的来临，国家对传播产业的改革逐步深化，各类媒介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全面渗透，批判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必然任重而道远，其所担当的诠释、分析及转变的角色，也会运用到各个传播现象的研究。本论文尝试使用传播政治经济学这一批判学派的重要理论来分析台湾报业，对这个理论本身的探究与运用具有重要意义。
因为历史、政治等原因，大陆对台湾报业的研究非常少，本论文除了介绍台湾的报业的变迁之外，也为我国媒体改革提供借鉴意义。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新闻媒体结构逐渐发生了较大变化，其中包括报纸所有权结构发生的变化，不但出现了一些民营性质的优秀报刊，还产生了相当大的市场影响力；同时，较改革开放前，如今中央与地方政府对媒体的管制也有较大放松，而新闻事件的报道和评论也逐渐更为多元化。这些特征与台湾在上世纪 90 年代放开报禁后的情况十分相似。因此对台湾报业发展史，特别是对解禁后台湾报业与其矛盾的发展过程与原因的研究是具有现实应用意义的，它可以为我国在放宽与发展报业的同时，如何能更好地管理与规范行业，使我国的新闻报纸产业能健康有序的发展提供参考与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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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研究方法
从 20 世纪传播学诞生、发展至今，普遍存有两大研究典范。一是延续英美经验主义的量化研究典范，一为主张欧陆人文主义的质化研究典范。本论文研究对象以台湾报禁开放前后台湾报业变迁发展为主，探讨在台湾解严与报禁的威权体制时期、解禁后众声喧哗年代的不同社会脉络中，台湾报业的政治经济观察。本研究以传播政治经济学立场出发，采取质化研究取向。
传播政治经济学本身属于批评学派，具有批判视角，他批评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传播产业商业化带来的诸多后果，包括媒体垄断、新闻过度娱乐化，对社会民主、公共利益的损害等等问题。而台湾在解严后，报业与政治相继进入自由民主社会，但是由于在解禁前没有规范报业的市场行为与建立内部民主机制，再加上资本主义本身追逐利益的本质，台湾的报业在开放之后问题重重。采用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以宏观视角和思辨的方法来分析台湾报业，能更好地揭示在威权体制与资本主义制度下传播、国家权力与资本的关系以及相关的社会权益关系问题。并沿袭批判学派研究以社会公平与正义为终极关怀，以构建克服不平等的传播制度和传播行为为目标，追寻社会变革的知识动力。
该论文研究资料主要来源文献，文献主要包括前人的研究，台湾新闻史和台湾报业史，官方重要文件、会谈记录等史料以及权威机构发布的报业市场调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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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报禁时期（1949-1987）：“侍从报业”的矛盾与竞争
第一节 报禁与言论控制
1949 年，国民党政府迁台之后，一直没有放弃“反攻大陆”的念头，因此，在独特的时空环境下，国民党政府从 1949 年到 1986 年，在岛内长期对报业采取高压统治手段，并且制定许多法令规章，逼迫报业在有限的框架中活动，限制报纸的正常发展，以便进行舆论控制。
当时国民党政府对报业管制的手段主要包括限证、限张、限印。除此之外，政府还以各种法律、命令、规范、约束报纸的新闻与言论内容。
国民党中央青年工作会编印的《报禁问题问答录》中，对“报禁”做以下解释“所谓报禁，是指限制新闻纸申请登记、限制新闻纸的篇幅，以及限定新闻纸应在申请登记时载明所在地印刷出版”；亦即报业有三禁：“限证”“限张”与“限印”。
当时，除了“三禁”之外，还有“限价”“限纸”的说法。1980 年，台北市报业公会理事长羊汝德指出：“多年来，台湾报纸的价格，受到政府有关单位的相当限制，虽经过几次调整，但还是要经过有关单位的一再协调，经呈报主管机关核准后才能实施”。亦即，报社不能自由决定报纸售价，必须经由有单位同意，形成一种限制，即“限价”。此外，国民党政府还对白报纸进行了分配与管理，报社不能够自由购买白报纸，必须通过政府统一核发，形成一种限制，即“限纸”。
在这样的高压控制之下，台湾报业大环境呈现畸形发展；其中以“限证”影响最深远，1960年以后，政府没有再核发新的报纸登记证，全台湾报纸维持在三十一家，没有其他的新报产生。1988 年 1 月 1 日，国民党政府取消“限证”与其他管制措施之后，“报禁”枷锁才得以解除。接下来我将重点对官方所说的“报禁”（“限证”“限张”“限印”）进行分析。
一、限证
在报禁政策中，对台湾报业影响最大、最深的首要就是“限证”，大家通常所说的“报禁”，主要就是指“限证”而言，即严格核发报纸的登记证。限证后，政府开始严格限制发放报纸登记证，少有新报出现，此一措施形成保护伞，排除新报纸进入市场的机会，市场长期为原有报纸所攻占，造成报业生态极大不平衡。如果有意加入市场者，只能购买旧报登记证，变更登记之后重新发行报纸。从 1960 开始，国民党政府不再核准新的报证，全台湾只有 31 家报社（见表二），而且报证的转移均需要经过官方的许可同意。
二、限张
限张是限制报纸每日发行的新闻纸张数，目的于方便新闻内容的检查。曾任政大新研所所长李瞻表示：“战时新闻言论都经过审查，篇幅太多的话，检查的人看不过来，篇幅越少，新闻言论的管制比较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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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侍从报业”的矛盾分析
报业本是社会中的公共资源，顶着“第四民主”的光环，但是在国民党的威权统治时期，报业的结构与功能发生了扭曲。与极权主义的报业不同，台湾的报业所有权与产制在这个时期并没有完全受到官方的控制，在当时国民党是容许民营报纸的存在，但是这种民营报业并不是“自由报业”，而是受到国家威权主义的控制，并与统治者发展出“保护主”与“侍从”的关系。台湾学者林丽云教授称之为“侍从报业”，在这个关系中，统治者是位高权大的“保护主”，而报老板则是位阶较低的“侍从”；统治者会提供给报老板生存上必要的资源；而报老板则会提供统治者所需意识形态上的支持，以作为交换。因此，两者之间有“唇亡之寒”“共存共荣”的关系。但是，这种互惠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中间会有冲突出现。从国民党的角色而言，在国民党政权不稳的时候，他必须提供优惠给报老板，以获取意识形态的支持。当时局稳定后，国民党又会限制某些报业的发展，防止他们发展壮大，以免不好控制。因此，国民党政府和报业的关系时而紧张时而宽容，这主要取决于其政权的稳定性。事实上，国民党政权是否稳定与其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紧密相连。接下来的部分，本文将按照历史的发展顺序，分析在不同的历史关键点，国民党政府与报业的矛盾与关系的转化。
1949 年，国民党溃败来台，一到台湾，国民党立即宣传，“在苏维埃的操控下，共匪建立了伪政权，占据我国土，奴役我同胞，海内外中国人必须肩负起反共复国的神圣使命，拯救水深火热的大陆同胞。”因此，国民党借着这套“反攻圣战”的说辞建立自己政权的正当性，并宣称在戡乱时期，为了国家安全，必须实行多项非常的命令，如戒严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等，冻结宪法所赋予人民的权利与自由，并扩大总统的职权。但是，此时的国民党已经失去了大陆，也失去了对中国的统治权，而此时的中共已经统一中原，定都北京，誓言要解放台湾。在这样危机的时刻，国民党急需稳住自己政权，依赖外国来承认它还是“中国政权”。但是，1949 年中国共产党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很多国家见风使舵，扭转方向，转而承认北京政权。就连长期支持国民党的美国，也对国民党非常失望，采取观望的态度。
为了争取国外的支持，国民党以“自由中国”自居，希望向外展示台湾是自由民主的，有“自由报业”，支持自由派人士办报。为了争取报业的合作，在五十年代初期，国民党对报业的态度也是宽容的。首先，在言论控制方面，政府在 1952 年通过的《出版法》，与之前出版的《出版法》相比更尊重言论自由。第一，1952 年的《出版法》将处分的对象仅限于出版品，而不能对发行人处分。第二，此《出版法》对违法出版品的最高处罚是定期停止发行，并不会“撤销登记”。其次，国民党还用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奖励、免征税收，允许政府机关在民营报纸中刊登政府公告等）来辅助报业。国民党在非常时期对报业的宽容，对当时的民营报纸来说无疑是大旱之甘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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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报禁的解除（1988） ...............16
第一节 争取报禁开放的呼声 ...............16
第二节 政府宣示与外界反应 ..............17
第四章 报禁开放（1988-2003）：报业集团化与商业化 ................. 19
第一节 报老板政治立场的影响 ............19
第二节 市场导向的报业竞争 .................21
第五章 台湾报业发展的问题与反思 ............ 27
第四章 报禁开放（1988-2003）：报业集团化与商业化
第一节 报老板政治立场的影响
报禁解除后，报业市场蓄势待发，社会对报业的新环境相当期待，但是因为历史等因素，报业还是逃脱不了政治的影响。事实上，台湾的主流报纸从未在政治上真正独立。在威权时期，台湾报业是一种侍从体制下的“侍从”，与国府唇亡齿寒。当时的报纸为了生存，用意识形态换取国府的支持与优惠，从而形成长期的密切关系。当时，两大报《联合报》与《中国时报》的创办人王惕吾与余纪忠都是长期担任国民党中常委，直到解除戒严后才辞去中常委，但两大报系仍有多人继续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这种在历史烙印下的主流报业所具有的党派属性，即便经历家族交棒、政治民主化之后，仍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可以说，台湾报业在过去依附于威权政府之下而未能真正在政治上独立，解严后报业则是各自陷在党派、统独和颜色政治的泥淖中各取所需，获取政治和商业利益，因此，同样受到政治的影响。
报禁开放之后，报老板在政治上主动参与了当时的政治斗争，各拥其主。解严以后，台湾政治变化，国民党权利结构内部首先出现分裂，李登辉出任总统，引发了“主流派”和“非主流派”的斗争，“非主流派”是国民党的旧意识型态的“终极统一”，另一派是是国民党主流派以及本土社团的思维是“台湾本位”。老牌大报《联合报》因为历史的原因，报老板意识形态接近国民党中的旧意识形态，即“终极统一”。1992 年 10 月 30 日，《联合报》头版刊出中共总理李瑞环的谈话，指中国大陆为了消灭 台独 ，将愿意中止经济建设，牺牲流血，前仆后继，在所不惜。国民党主流派及社会运动团体对此深表不满，甚至指出《联合报》是“中共的传声筒”，因此发动群众“退报救台湾”、“我家不看《联合报》”运动，即所谓的“退报运动”。面对社会团体的体制，虽然《联合报》最后采取了法律途径进行挽救，但是随着诉讼官司的发展，《联合报》“反本土化”的形象越来越深，其自身利益也受损。当时有一种说法就是，之后的《联合报》的份数掉了八万份，广告量也下滑两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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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台湾报业发展的问题与反思
纵观台湾光复后报业的变迁与发展，报业没有得到健康的发展，反而在不同时期问题重重。在威权管制的报禁时期，台湾报业结构是扭曲的“侍从报业”，报纸与政府互惠互利，唇亡齿寒。报禁开放后，恶性竞争状况百出，所有权集中，财团化现象明显。日益趋于资本化及商品化的报业市场难逃商业巨兽的吞噬，广告主发行商，以其巨大的商业利益左右新闻报道，政治与媒体勾结，损害公共利益。
在追求新闻自由与促进社会民主的道路上，台湾报业在历史上的表现着实令人叹息摇头。众所周知，媒体作为行政、立法、司法之外的第四权，拥有监督舆论、反映民意，促进社会民主等功能，被称为“无冕之王”，而台湾报业并没有发挥好自己的角色。戒严时期，作为当时主流的媒体，报纸本应担负着追求新闻自由，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但是“说起来汗颜，在戒严体制下的新闻媒体，对台湾的民主贡献相当有限。当时比较的开明的媒体以党外为先锋，他们躲在旁边打鼓。保守的媒体则甘为蒋家的看门狗，以护卫戒严体制为己任。”随着报禁解除，报业的表现也未能让人满意，学者彭怀恩感叹开放后的报业 “我们并未看到多元平衡的公共舆论，也未感受到理性沟通能力的增长。相反的，资本主义市场逻辑随着自由化的脚步，使报业趋于垄断，报纸的内容也日趋感官主义。”一位资深记者更是宣称：“如果知道媒体会搞成今年这个样子，我宁愿报禁、电视禁一直存在着”可谓痛心疾首之极了。
台湾报纸从噤若寒蝉到大鸣大放，到了今日成为众矢之的，侵犯人权的黑手之一，我们除了感慨之外，更应反省历史的经验，与时代的变迁。新闻媒体不应只是提供刺激的反对言论，更应细致地面对多元社会多元观点，更深入的反省社会问题，以更专业的提升新闻媒体作为民主社会公共论坛的功能。因此，对于如何建立一个健康的媒体环境，台湾学术界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