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1.1 选题来源
《中国丛报》是美国传教士裨治文（ Elijah Coleman Bridgman）于 1832 年 5 月在中国广州创立的一份英文月刊，也是鸦片战争前后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英文期刊。该刊以在中国、美国和欧洲的西方读者为主要受众群，内容涉及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贸易、宗教、地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宗旨是“提供中国及其邻近地区的最可靠的和最有价值的资料”。美国宗教史家赖德烈认为《中国丛报》“是有关中国知识的矿藏”，“这是当时中国对外关系最好的史料”，是研究当时中国“不可缺少的史料”。
作为第一批在中国创办的英文报刊之一，《中国丛报》的总发行量达到了 21000 册，当时西方著名的刊物如《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和《西敏寺评论》(Westminster Review)的印刷量也只不过是 3000 册左右。《中国丛报》连续出版 20年，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最重要的信息来源6。虽然期间辗转于澳门、香港等地，但作为鸦片战争前后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英文期刊，裨治文及其创办的《中国丛报》成为了 19 世纪外人对华认知的最重要的塑造者与建构者之一，对于近代中国历史走向以及中国对外关系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广州作为 1757 年清朝“一口通商”后对外唯一的通商口岸，不仅是当时中国唯一对外开放城市、全国第一外贸大港，而且也是当时亚洲最大的国际贸易港口，可以说是彼时外人最熟悉的中国城市，也是外人了解中国最重要的窗口城市。而通过广州进入中国的西方人，也用各种形式记录下了在这个泱泱大国的所见所闻所感，广州正是外人“中国叙事”的对象之一。
《中国丛报》1832 年 5 月创刊出版第 1 期，直至 1833 年 4 月的第 12 期，合为第一卷；而第二卷出版时间则为 1833 年 5 月至 1834 年 4 月；直至 1840 年 4 月，期间共出版八卷。《中国丛报》第九卷仅有 8 期，从 1840 年 5 月至该年 12 月。从 1841 年即第十卷开始，每月 1 期，每年 1 卷，直到 1850 年第十九卷。1851 年即第二十卷共出版 8 期，1月至 7 月，每月出版 1 期，从 8 月至 12 月合出 1 期。这样看来 20 卷《中国丛报》共 232期。其中对广州的报道不仅有《广州介绍》（Description of city of Canton）与《广州漫步，及人民与事物札记》(Walks about Canton, and Notices of the People and Things in It)①等专门篇目连载介绍广州的地理文化、风土人情；同时由于报刊所在地、鸦片战争爆发等原因，关于广州的相关报道也经常见诸于时事报道栏目；此外，在其他索引类别①中都有其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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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内容
本次课题从《中国丛报》构建的广州形象以及《中国丛报》广州形象构建的原因分析两个部分展开。本研究将首先以原始资料为依据，通过史学与新闻学的研究方法，分析考察《中国丛报》如何通过学术文章、新闻报道两种典型文本形式描绘广州，不同的文字表达方式又会对广州形象的构建产生怎样差异化的影响，最终在外人眼中呈现的广州形象具有怎样的特点等几个方面的内容。具体在对《中国丛报》的广州报道研究中，选取两篇广州篇目以及时事报道栏目中所有涉及广州的报道为研究文本，首先通过文献分析法探讨在广州篇目中构建起来的广州形象；随后以新闻框架理论帮助分析时事报道栏目中的广州形象构建。
第二部分将专注于分析这种构建背后的深层原因。本部分将《中国丛报》置于 19 世纪全球发展史的视域之下进行考察，试图厘清到底有哪些因素制约着《中国丛报》的广州形象构建，这些因素又是通过怎样的渠道形成对《中国丛报》文本的影响与干预的，而最终形成的广州印象又如何影响着外人的对华认知与态度，这些认知与态度又是如何成为中外关系发展的影响因子，这些将是本部分的主要研究内容。
由此，本文的研究重点也就放在了对原始资料的考证以及全球史视野下的文本分析之上。本文希望通过对这两方面问题的考证研究，能够借《中国丛报》的广州形象构建管中窥豹，从而对研究同一时期来华传教士报刊在中国形象构建形成借鉴。同时以此为依据分析全球史视野下外人对华形象构建如何影响历史走向，如何最终形成我们现有的历史文本。
本文第一部分为绪论，介绍基于研究问题基础之上的研究起源、研究内容、前人成果及研究方法。
第二部分以文献分析法和定性分析法为研究方法，在 20 卷《中国丛报》的文本内容基础之上分析在广州篇目、时事报道栏目中不同形式的文本内容对广州的记述与报道，并以此得出彼时西人眼中的广州形象。
第三部分在第二章的研究结果基础上，分析《中国丛报》构建的广州形象背后的全球史图景，在全球史的学术视域下分析广州乃至中国的异域形象构建背后的国家关系与全球政治经济发展走向。
第四部分为结语，总括全文研究内容及结果，并对历史折射出的现实问题提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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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丛报》构建的广州形象
《中国丛报》于 1832 年 5 月年在广州创刊，随后在 1839 年春迁往澳门，1844 年10 月编辑部又迁往香港，1845 年重回广州，直至 1851 年 12 月停刊再未迁移。出版 20年，期间有近 15 年的时间在广州发行。而在卫三畏为《中国丛报》整理的 20 卷索引之中，专门设“广州与洋行”( Canton, Foreign Factories, &c.）栏目，内含 24 篇涉及到广州城市风貌、商贸、火险、监狱、治安等方方面面的文章报道。可见，作为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外人进入中国的唯一入口、了解中国的窗口之地，广州是《中国丛报》为外国读者建构中国形象的重要元素。
2.1 《中国丛报》广州篇目对广州形象的构建
在卫三畏整理的《中国丛报》索引中，“广州及洋行”栏目下共有 24 篇文章，以长篇文章专门论述广州的共有 14 篇，实际上这 14 篇文章是《广州漫步》和《广州介绍》两篇文章的连载。其中《广州介绍》分 5 次连载，分别刊于 1833 年第 2 卷第 4、5、6、7期和 1846 年第 15 卷第 2 期：第 2 卷第 4 期介绍广州的历史与现状；第 5 期主要内容则是广州的建筑与居民、地方官员及其俸禄；第 6 期论述了广州的教育情况，其中包括文士、科举考试、学校教育、寺庙和慈善救济机构；第 7 期则在概述广州地理位置和贸易的基础上介绍了各国与中国的贸易情况，并提供了 1805 年到 1833 年之间的进出口贸易额；第 15 卷 2 期主要论及了广州的居民及其特点、商业情况、附近乡村道路情况、进城权问题、德庇时致耆英的照会、佛山纪行、战事影响、方言和传教站。
《广州漫步》共连载 9 次，分别刊于 1835 年第 4 卷第 1、2、4、5、6、7、11、12期以及 1846 年第 15 卷第 6 期：第 4 卷第 1 期从私人日记摘录开篇，作者行经广州的旷地、小河、海关、码头、拔火罐店、新豆栏街、卫兵室、同文街，论述了广州人的食物和衣着；2 期则关注到弃婴、公堂、十三行、中国人的射箭；第 4 期以海南岛、流动图书馆交通、暹罗大使驻地、鞭刑、木偶戏、鲁班、灵堂、磨坊为主要论述对象；第 5 期则描述了药店、盲人弹琴者、小女孩乞丐、斗蟋蟀和化缘的和尚；第 6 期介绍了绘画、澳门、沿珠江之旅、城镇、居民区、人口、行政管理和公共建筑；第 7 期则有关欧洲人登陆处、赌博的妇女、失踪儿童、马肉、鸦片窟和打板子；第 11 期关注了葬礼、联兴街、书店、雅舍和广州城墙；第 12 期则是鞭刑刑具、绘画、新年、火灾和壁炉；第 15 卷第 6期则来到了广州的停尸房、医灵庙、回教寺庙、城北、炮台、古堡和墓地。
由此看来，《广州介绍》继承了《中国丛报》一贯以来追求文章严谨性与学术性的作风，从历史学的角度介绍了广州的历史渊源与多方面的现状及其发展。而《广州漫步》则带着游记的性质，作者随性所至，所见所闻都不拘一格地在文章中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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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中国丛报》时事报道栏目对广州形象的构建
《中国丛报》在栏目设置方面，20 年期间出现了由简到繁、由粗到精的变化，其中第一期共设有三个栏目——书评（Review）、宗教消息（Religious Intelligence）和时事报道（Journal of Occurrences）。书评栏目主要是选取内容有关中国的书籍进行评介，比较典型的文章有《郭士立游记》、《中国和东印度群岛航行记》、《中国通史》、《醒世宝言》等；宗教消息栏目则主要介绍基督教在各国的传教情况，具体的进展和成绩等；时事报道栏目报道以出版所在地的中国时事新闻为主，内容多侧重世俗新闻，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新闻。
第二期则开始增设杂录（Miscellanies）、文艺动态（Literary Notices）、后记（Postscript）。杂录的内容比较琐碎，既有宗教文章、中国情况，也有读者来信、游记见闻；Literary Notices 又被译为“文艺消息”，主要是与中国相关的书籍出版通告、修正文章和一些文件报告；后记类似于时事报道，但是其篇幅短小，经常转引《京报》的内容，可以看成是对时事报道栏目的补充。
1834 年 5 月之后，《中国丛报》的栏目设置发生了显著变化，所有文章都冠以英文Article 的缩写“Art.”，其后紧跟罗马数字字符Ⅰ、Ⅱ、Ⅲ、Ⅳ、Ⅴ……，即以Art.Ⅰ、Art.Ⅱ、 Art.Ⅲ、Art.Ⅳ、Art.Ⅴ……来标记每篇文章，原本的栏目名偶尔会出现在 Art.的后面。只有时事报道是唯一保存下来的栏目，而其中有涉及到广州的时事报道栏目的次数为 111 次，本部分将通过新闻学研究中的框架理论，对《中国丛报》时事报道栏目中涉及广州的报道进行定性分析。
2.2.1 新闻框架理论分析
新闻框架理论是研究分析传媒形成人们对事物的印象之时常用的一种新闻理论。一般认为戈夫曼是新闻框架理论的创始人，他最早在《框架分析：关于经验组织的一篇论文》中强调了个体通过框架来理解他们所处的社会、解释自己的生活经验。约翰·费斯克对新闻框架的定义是：“媒介的框架就是进行选择的框架——是强调、解释与表述的符码。”在反映事物的过程中，框架的形成在所难免，表述者会受到自身的阶级、立场、经历等诸多条件所限，对一个事物的呈现作出不同角度、细节和结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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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丛报》构建的广州形象的原因分析……………………（26）
3.1 全球史视域下的《中国丛报》……………………（26）
3.2 异域形象的观察视角………………………（28）
3.3《中国丛报》的文化角色…………………………（31）
4 结语：《中国丛报》中的广州形象——西方文化自我认同的隐喻…………………（38）
3 《中国丛报》构建的广州形象的原因分析
作为《中国丛报》的创办人及主要撰稿人，裨治文和卫三畏等人的个人文化背景、价值观念、观察视角都深刻地影响着构建广州形象的文本形成，可以说他们处在中西文化交流的风口浪尖，掌握着最新的传播手段与技术，对于这场跨文化交流有着极大的主动权。然而，《中国丛报》对广州形象的构建决不能仅仅看作是裨治文、卫三畏个人因素的结果，作为美部会派往中国传教的最早的一批传教士，裨卫等人身上流淌着西方文化的血脉，肩负着将基督福音传遍中国的使命，同时也时时刻刻处于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制、话语霸权与社会政治环境的规制之下。是以，对《中国丛报》广州形象构建的研究势必要将其纳入整个世界通史的背景之下展开，研究多方力量共同作用的机制，最终描绘出《中国丛报》广州形象构建其后的政治经济文化图景。
3.1 全球史视域下的《中国丛报》
全球史作为 20 世纪下半叶在美国兴起的史学流派，它以不同人群、社会、民族、国家之间的互动为切入点，开辟了考察世界历史的新视角。以全球史的视角观察《中国丛报》可以帮助摒弃在史学考察中以国家为单元的传统思维模式，在将整个世界历史当作一个线性发展的过程的前提下，将某一阶段的历史放入整个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下去考察，帮助建立一个更为立体与客观的史学考察方式。
3.1.1《中国丛报》的时代背景18 世纪 60 年代开始的工业革命，将西方国家带入了全球殖民扩张之路，其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在全球拓展海外市场，资本积累成为他们的第一目标，贸易则是其排头兵。而在 19 世纪初期以前，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国占当时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将近 1/4，与整个欧洲的国民生产总值相当。工业革命后的全球贸易扩张使得与中国的贸易势在必行，然而直到英国人在印度找到中国人需要的鸦片，与中国的贸易才开始改变单一流向的局面。
在英国、印度与中国之间形成的以茶叶与鸦片为主的三角贸易，将中国不自觉地卷入了 18-19 世纪全球化的经济浪潮之中。以经济为发端的中外交流最终势必会在两种体制的碰撞下渗透到方方面面，西物东渐、西学东渐、西教东渐……当彼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也被迫成为现代化浪潮里的一份子，一部世界史就此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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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语：《中国丛报》中的广州形象——西方文化自我认同的隐喻
《中国丛报》将大量的篇幅放在了其扎根的广州城的介绍与研究上，然而不管是严谨全面的论文，还是篇目繁多的时事性报道，作为当时中国最为开放、“现代化”的城市，广州的城市形象依然不得不受制于西方人对中国的整体偏见，被规制于东方学的整个框架之内，最终依照西方话语需求来塑造。《中国丛报》里的广州形象在文本形成之前、在传教士的脚步踏上广州的土壤之前从来都不是一张白纸，其最终成像必然是西方集体想象与殖民统治话语的产物。
在 19 世纪全球发展史的大背景下，《中国丛报》要完成其国家属性与民族属性，必须成为殖民国家推进全球扩张的工具，《中国丛报》及其编撰者为读者呈现出来的广州形象就无法逃脱东方学的窠臼，必然呈现出殖民话语色彩。广州形象在此不是中立立场下客观的描述与反映，而是一方面成为西方人证明中华帝国与现代西方文明格格不入的停滞证明，另一方面成为他们意欲为殖民扩张开拓的借口与说辞。
而纵观中国及其城市形象在西方文本中的演变历程，不管是 18 世纪中期以前对中国的歌功颂德，还是此后的居高而下的“救世主”姿态。在西方话语之下中国及其城市始终都是之于西方文化的“他者”，西方根据自己的国家、文明的需求与意愿去建构一个他们希望看到的中国。他们创造的文本最后呈现的是一个虚实交加的形象，同时这一形象也成为一面镜子，折射出文本背后的权利话语体系。
在裨治文为《中国丛报》撰写的创刊词，他写到：“但是，从世界历史的发展，从世界最方便的正义与繁荣的法则，这个地球表面非常巨大的部分还是不让通过，这是很难理解的。我们只能怀着特殊的感情去记录它，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裨治文所谓的特殊感情中既有对文明古国难以忘怀的憧憬以及这种憧憬破碎后深深的无奈，也有一个基督教徒对非基督教国家及其子民的固有刻板印象——愚昧落后的精神文明状态统治着中国，中国人等待着救赎。也正是因为如此，真正“不可改变的事实”是在裨治文等人主办的《中国丛报》里塑造的中国形象，及至本文所探讨的广州形象都只不过是西方文化自我认同的隐喻。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