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周秦历时传播递嬗文献
两汉上承周秦，又下启于后世，正如学者柳诒徵所言：“汉人于吾国之文明，既善继往，兼能幵来”。①故而要探析两汉文献传播的影响因素，必须先追根溯源于周秦文化遗产。
第一节文字的演变
文字是文献的构成要素之一，是文明传播（包括文献传播）的重要的前提。我国文字产生的真正时代至今未能确定。多数学者从已发现的上古岩画、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及汉字的象形特征推论图画是文字产生的母胚。如古文字学家唐兰即认为："文字本于图画，最初的文字是可以读出来的图画”。考虑到文字的这一演变型轨迹，今学者们多不支持古史中“仓颈造字”之说，多为认可文字为民族集体智慧的积累，仓颇之对于文字并非创造而应是整理。文字的发明与使用，使借助人类自身有限的头脑记忆之口语信息，得以长久且较为固化的保存，使文明传播的方式更为进步。如东汉学者许慎即言：“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中国古文字在国作短暂的秦发表生了一次重大的变革，对汉及后世的文献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
秦大一统之前，由于各诸侯国割据状态的长期存在，造成各相对独立地域的“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始皇帝初兼天下”④文字诡制殊形必然会成为地域间互通交流的极大障碍，埋下分裂割据的隐患。故“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⑤而行之“秦篆”。据《史记》载：“（始皇二十六年）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⑦这即为目前所知的有文献载证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字统一举措。今分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及山东泰安伤庙的《浪邪》、《泰山》残石及国家博物馆所藏《阳陵虎符》，此外，陕西咸阳、西安、宝鸡及甘肃、山东等地发掘出土的秦权上亦铭刻有秦代推行了统一的衡制的诏书。这些考古实物上所书秦文均为篆体，即为秦统一文字制度颁行的佐证。1979年四川青川县郝家坪第50号战国墓出土的两件战国晚期秦武王时期木牍1986年甘肃天水市放马滩1号秦墓出土的460余枚秦简1975年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出土的战国晚期至始皇时期的1155枚竹简；③以及1989年湖北云梦龙岗6号墓出土的秦代简赎；④这些考古所发现的秦汉简牍上所书之字体反应了秦文隶变的过程。这些考古发现可证实战国晚期隶书已在民间广泛使用，而后世学者所载“初有隶书，以趋约易……秦始皇使下邦人程邈所造也”，⑤或载：“程貌，即隶书之祖也” 诸如此类载录皆不符合历史史实。程邈对“秦隶”的功绩应是改整而非首创。现出土的秦简多为隶书，就可证实秦民间常用的字体仍为“省易”的隶书而非“秦築”。客观而言，“秦蒙”与实用“隶书”的并行使用，使“书同文”在存亡攸忽的秦朝并未得以完全实现。而汉代的“隶古定”方是秦“书同文”目标的最终实现成果。从已出土的秦汉简帛来看，虽然战国晚期至西汉隶书有较大的差别，但仍可佐证流之汉代的先秦文献在汉代都经历了隶变的文字统一化过程。两汉今古文之争即是古文字隶化过程的又一映照。文字的演变，是周秦文献传至两汉而异变繁生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节载体材料与书写工具的沿革
一、载体材料的沿革
文献载体指可承载或记录文字、图画等文化信息的实物。从文献记载及迄今的考古发现可推知，周秦时期文献的载体材料主要包括甲骨、石、青铜、陶器、简赎、丝帛等。其中石、竹木简、帛因其材质优势被两汉所承袭，成为两汉文献传播的主要载体材料。
1、石的沿用做为周秦文化的特殊载体——石，其在文字出现之前，即己承担了记载图画、符号等文化信息的载体功用。如考古发现的石器时代的摩崖石刻与壁画。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珍宝馆的秦石鼓，上即以大篆字体刻录着秦王游猎之四言诗。其中有九个上尚存築文共计四百多字，可证石在先秦时已具有文献载体之功用。1965年山西侯马晋城遗址出土的5000多件春秋晚期盟誓辞文玉石片，是石在先秦时已承担文献载体功用的又一佐证。因石不易“腐蠹绝灭”，①具有遗之久远之优势，故至汉时仍被袭之继用。如东汉灵帝熹平年间，命蔡邑等"奏求正定”“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世”②的六经文字，“灵帝乃召诸儒正定五经”，镌刻于四十六座石碑之两面，立于洛阳太学门外，世称“熹平石经”。据王国维所著《魏石经考》中考证，汉代熹平石经内容包括“《周易》、《尚书》、《诗》、《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七种”。除《论语》不在经书之列，未立博士外，其余皆为立于学官之经。其以“古文、篆、隶三体书法”"相参检”，③以一家经文为底本，备列学官所立诸家异同于其后。据《后汉书》载：熹平石经“及碑始立”，“观视及摹写者”多到“车乘日千余辆，真塞街陌”，④足见其广传之盛况。其对两汉时期经文文献的规范化传播及垂遗后世功不可没。
2、竹木简、帛的沿用及形制的完善竹与木是南、北方易获的材料。先秦时期，人们己会截竹为筒，再破以为简；断木为蘖，再刮削为赎，然后编连成册，继而书之笔墨。许多学者以《尚书多士》中所载“惟殷先人，有典有册”⑤来论证殷商之前简册己有之，但迄今惜无实物可证。《诗经小雅出车》中确多处提及用竹木简写成的文书，如“今我来思，雨雪载途。王事多难，不逞启居。岂不怀归？畏此简书”；⑥《晏子春秋》也有书之于帛的记载，如“昔吾先君桓公，予管仲狐与谷，其县十七，著之于帛，申之以册，通之诸侯”；⑦《韩非子安危》亦有曰：“先王治理于竹帛”。除了上述先秦文献之记载，迄今出土湖北荆门郭店楚墓战国简、四川青川县战国木牍、长沙子弹库楚帛书及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文物市场中抢购回来的楚简等，诸多考古实物均可证实先秦时期简帛已常用。虽然仅据现有文献资料及考古发现，很难理清上述文献载体在周秦时期使用的先后顺序。然不论是使用哪种材料，信息一旦通过文字记录于载体之上成为当世之“文”，其传播之准确性、时效性等是口语所无法企及的。竹木简、帛的使用使部分“文”真正实现了 “著之后世” 的历时性传播功用。其载录内容也更为广泛。从墨子言“吾见百国春秋”，亦可推测当世“文”之数量也是极多的。到战国末年己出现"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 的传播效果。
第三节 “文”与“献”的下移 ......................16-17
第四节 “文”的累积与佚失 ......................17-23
一、修“文” ......................17-19
二、“文”的收藏与管理 ......................19-21
三、焚“文”...................... 21-23
第二章 两汉文献载体技术的革新 ......................23-25
第一节 载体材料的革新...................... 23-24
第二节 载体保护技术的应用 ......................24-25
第三章 影响两汉文献传播的时代环境因素 ......................25-45
第一节 政治因素 ......................25-35
一、统治者的价值导向 ......................25-27
二、国家的“把关”措施 ......................27-35
第二节 经济因素 ......................35-38
一、经济支撑 ......................35-36
二、经济效益的驱动 ......................36-38
第三节 学术因素 ......................38-45
一、著述者的学术背景 ......................38-40
二、文献观与著述手法 ......................40-45
结语
文献的本质属性之一，即在于传播。因传播具跨时空历时性特征，故而周秦遗产是两汉文献传播之源。两汉文献在秉周秦学术之余韵，承秦火余烬之残遗，携国家集权之威势，任著者袭创之风向及经济支撑与驱动下，形成了 “既善继往，兼能开来” 的文明传播效果。其在完善了秦之书写形制的同时，亦有时代之革新。东汉造纸术之改进，使“纸”之一物开始真正步入文献载体之队列。虽在汉人因袭先代的书写习惯及新事物与旧事物存在一个争斗过程的自然规律等因素左右下，其未能在汉之一代广而用之，然业已与简帛并用，呈将分天下之势。足见，载体材料的生产技术，民众对新事物使用价值的认知程度等极大左右着文献的生产数量与知识的传播速度及广度。两汉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及其导向下的国家文教政令措施对文献传播起到了极大的“把关”作用。秦之一代施法强“禁”，“焚书坑儒”令使周秦所积之部分典籍遭遇“一厄”，诸献的传播活动亦受之约限。汉之一代为复兴文化，在文教政策上采取了袭利除弊、以策利“导“的“把关”手段。如除秦“挟书”、“谣言诽谤”之“禁”弊；设官学、增置博士官；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宣图谶于天下；尊儒等诸多策令，无一不是在集权控制下的强势“把关”之举。其一方面提倡教育，一方面垄断文化。虽然独尊儒术，但也不限制诸子的生存。为文献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可持续发展之环境，保证了周秦的传世文献及汉代当世所著之文献基本上能够沿着自身历史和逻辑的轨道传播。足见，教育、经济、政令、法令等社会环境构成要素对国家文化发展方向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1](汉)司马迁撰，《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2](汉)班固等撰，《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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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汉)桓谭撰、朱谦之校辑，《新辑本桓谭新论》，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
[6](汉)刘向撰，《战国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7](晋)陈寿撰，《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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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南朝宋)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