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艺术论文，笔者认为社会现实题材纪录片往往可以体现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价值在于引起人们的思考、推动社会发展，因此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虽然我国的社会现实题材纪录片正在飞速发展，但在我国纪录片行业内占比依然较少。
第一章 社会现实题材纪录片的发展
第一节 纪录片在国外的发展
纪录片几乎是与电影同时诞生的。纪录片记录了庞大体量的珍贵影像文献资料，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比尔·尼克尔斯认为：“纪录片为人们了解大众记忆和社会历史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方式。”[1]在笔者对纪录片的发展历史进行梳理后，总结出以下几个阶段：
艺术论文参考
1. 纪实就是写实，直接复制现实生活的情景。
1885年，由卢米埃尔兄弟拍摄和制作的多部短片，如《火车进站》、《工厂大门》等被认为是纪录片的开端，他们强调电影的纪实性，反对人为编排的故事情节或捏造的人物性格，因此他们的大部分影片都是直接拍摄“现实”，是对日常生活的简单复制。
2. 搬演真人真事的纪录片
弗拉哈迪的无声纪录片《北方的纳努克》在世界电影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被称为世界上第一部完整的记录电影。其影片表现了爱斯基摩人的生活状态，与被摄者纳努克建立了一种互帮互助的关系。弗拉哈迪试图用影片再现纳努克一家生活的真实状态，但是因为其“摆拍”的问题而被人们所诟病。
3. “电影眼睛学派”
电影眼睛”理论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是由苏联电影界的杰出代表维尔托夫创立的。他创始的“电影眼睛学派”，其理论主张是将摄像机当做人眼，强调电影的“高度逼真性”，不介入，不操纵，去展现人们的状态，来反映社会问题。同时他还强调剪辑的重要性，其代表作品有《电影眼睛》、《带摄像机的人》等。起源于美国的直接电影，同样强调不带任何情感的旁观记录，不介入正在发生的事件，以追求最大的真实性。这一理论影响了后来以约翰·格里尔逊创立的英国纪录学派。格里尔逊把“纪录片就是对现实进行创造性处理”作为纪录片的定义，以反映社会现实和问题为目标，赋予了纪录片“社会性”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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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纪录片在中国
虽然我国几乎没有参与电影的发明过程，但是随着早期西方的电影商人的商业拓展，也就是资本的全球扩张，电影传入中国的时间和世界基本是同步的。因此我国纪录片的流派演变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纪录片流派的影响。
而回溯中国的纪录片历史脉络，通过梳理和总结，笔者认为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 新中国成立前
真正意义上由中国人拍摄的第一部纪录片，是一百多年前拍摄的《定军山》。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的纪录片多以记录时事为主，如《武汉战争》（1911，朱连奎）、《百万雄师下江南》（1949，钱筱璋）等历史纪录片，是我国宝贵的历史资料。
2. 我国纪录片萌芽期
真正要说到我国纪录片的萌芽，最早是苏联模式的形象化政论纪录片。1949到1966年，中国电影事业发展，由于这一时期受到西方各个方面的封锁，我国选择向苏联学习，“形象化的政论”就是在个时候进入中国的。这种纪录片有着较为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多采用宏大叙事模式，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需要，因此这种模式长期影响着我国的纪录片创作。1966到1976年，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缓慢。这个时期我国纪录片普遍采用了被粗暴简化的格里尔逊式画面加旁白的模式，纪录片被当做宣传工具，几乎完全掩盖掉了艺术性和人文性。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的纪录片都是以政论片的形式出现，因此在这一时期，我国的纪录片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
3.我国纪录片恢复期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会议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实施改革开放，文化与艺术发展受到了新的启示，我国的纪录片创作方式也发生了改变，出现了一批兼具艺术深度和思想深度的作品。伴随着电视的普及，1978年北京电视台成立，各个省市级电视台也相继成立。在技术方面，电子摄像机和数码剪辑机的出现，是对电视台新闻制作流程的一次极大革新，从而带来了电视纪录片这种纪录片形式。由于电视新闻的更新速度得到极大提升，新闻纪录电影开始败下阵来，转而向深层次内容挖掘的方向发展，因此在叙事策略和作品风格上发生了显著变化。此时国家依旧把纪录电影的宣传教育作用放在重要的位置，因此这一时期的纪录片仍然采用的是“格里尔逊式”创作形式，将观众放在被引导的位置，没有建立起真正的纪实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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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陈为军作品创作理念探究
第一节 陈为军作品的哲学思考
《我的哲学就是我的生活》，这是陈为军着手拍摄的第一部纪录片作品，也是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著名哲学家、批评家邓晓芒所说过的一句话。从这时开始，他的纪录片创作就融入了他的哲学思考。拍摄《我的哲学就是我的生活》时，陈为军刚刚毕业，来到武汉电视台经济新闻部工作。机缘巧合之下，认识了邓晓芒教授和武汉肉联厂工程师肖平。影片通过两个主角身份的反差，思考了哲学和生活之间的相通之处。这部纪录片也基本奠定了陈为军的拍摄风格。
陈为军非常欣赏邓晓芒。他觉得对他一声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邓晓芒的《灵之舞》。这是一本出版于90年代的哲学书，也是让邓晓芒为人所知的一本书。在书中有这样一个比喻：“一个儿童在花园里捡到一枚水仙花球茎，他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剥开球茎的外层来窥探其中的奥秘。剥开后他惊喜的发现，里面有一个更洁白的层次。但没过多久，就因为氧化和水分的蒸发而变得晦暗。于是他只好不断地剥，最后，那个可怜的孩子失去了他的宝物，两手空空。”[5]“这本书讲的是我们的人生就像剥水仙花球茎，要做好最后什么都得不到的准备。”陈为军说。
“纪录片应该关注人类所共通的事，也应当给国外的观众观看。如果讲述的是生老病死、青春期、孩子这种人类经验中所共通的东西，就能与不同国家的人产生共鸣。实际上我们要关注的是终极命题，而终极命题只有那么几个。”陈为军在接受《锐读》周报采访时如此表示。
我国优秀的纪录片作品，它们主题已经深入到了哲学的层面，深入到关注人类所共同关注的话题当中去，已经远超记录日常生活的范畴。这些共同话题包括大多数人的生存问题；生与死的问题；文明的传承与消逝的问题；生命的终极意义等问题。[6]陈为军纪录片作品一直带着这样的一种哲学思考。为陈为军斩获多项国际大奖的《好死不如赖活着》就是一个例子。在外人看来，在农村家庭，只要有一个人患病，就会拖垮全家。而马深义一家五口，有四个人都得了艾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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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陈为军作品的创作特点
“你一定要拍到他的真实想法。如果他是对你有伪装的，那你永远也拍不到触动人心的故事。这个“真”就在于你能不能跟他一起走过这段路。”陈为军在接受校影制片公社的采访时如是说。
陈为军的纪录片创作，明显体现出我国“新纪录运动”的影子。其早期作品受到美国直接电影的影响，客观地记录眼前发生的事情，尽量不在画面中表达任何主观情感。而以《请为我投票》（2007）开始，陈为军导演开始有意识地介入影片，甚至会与被摄者间形成一种微妙的关系，没有利害，只有平等的交流。因此，陈为军的纪录片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类型：“直白记录”和“温情的凝视”。
以其成名作《好死不如赖活着》（2003）这部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的影片为代表，陈为军执导的贫穷、疾病、养老等“大主题”的纪录片，其风格更多以直白的描写被摄对象为主，将拍摄的题材和被摄者“摆放”在观众面前，向观众揭示这一现象的存在。
《请为我投票》（2007）、《出路》（2012）、《生门》（2016）、《城市梦》（2019），这些导演身边发生的故事，均体现出了“温情的凝视”。除了尽可能的让影片贴近真实，陈为军不会偏袒影片中任何一方被摄者，能够察觉到被摄者细腻的感情变化，并反映在镜头当中，使影片中的人物丰满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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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陈为军作品的美学意义与人文关怀 .................... 21
第一节 纪实美学 .............................. 21
一、陈为军作品中纪实美学的部分 ...................... 21
二、陈为军作品中“新纪录电影”的部分 ................... 22
第四章 陈为军作品对创作的启示 ............................ 26
第一节 引起社会的思考 ........................... 26
第二节 对纪录片创作的启示 ............................ 26
结论 ................ 28
第四章 陈为军作品对创作的启示
第一节 引起社会的思考
陈为军导演怀抱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创作了多部纪录片作品，为底层群体发声，体现出他的人文关怀精神。在2001年，河南有一个艾滋病村，因为贫穷，他们只能依靠卖血来换钱，但也因此在不知不觉中感染了艾滋病，几乎每家每户都有艾滋病患者。陈为军导演有幸在武汉大学一位教授的介绍下，认识了艾滋病村中的一位患者马深义。当时国内人们对艾滋病的了解普遍较少，根据陈为军导演的自述，他当时害怕极了，但还是鼓足了勇气去记录下马深义一家的生存状况，最后制作成纪录片《好死不如赖活着》，公诸于世。[12]这部影片在国内外都引起了轩然大波，让全世界都了解到了马深义一家的生存状况，还有这样一个艾滋病村的存在。影片引发了人们的关注和思考，从而引起人们对社会底层人民生存问题的关注。
艺术论文怎么写
再看到《出路》这部纪录片作品，陈为军导演选取招生老师王振祥，学生王盼和万超。王盼出身农村家庭，她是千万农村学生中的普通一员，父母在外打工，自己在镇上读书。但是因为镇上教师资源的匮乏，注定没法考取顶级院校。但她家里人依然非常支持她读书。意外的是，她的故事线和“野鸡学校”招生老师王振祥交织在了一起。王盼母亲参加了王振祥的招生会，为她报名了这所“野鸡大学”，希望她有一个好的将来，不要像父母一样打工。应届毕业生万超，本希望在毕业时找到一个好的工作，但是却屡屡碰壁，连养活自己都成了困难。除了探寻生命的价值，陈为军导演的作品也蕴含着作为一名新闻人的强烈社会责任感与人文关怀精神，值得我们去学习和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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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通过对陈为军导演的纪录片作品进行梳理和分析，笔者被其作品深深地吸引。陈为军导演最早是受到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望长城》系列纪录片启发，它是我国纪录片的里程碑，象征着我国纪录片纪实美学的确立。这时陈为军导演已经从院校毕业，开始参与到纪录片的创作实践当中。在创作他的第一部纪录片作品《我的哲学就是我的生活》开始，陈为军就开始了他的哲学思考，将其融入到纪录片创作当中来。
陈为军导演一直坚持以平民化的视角进行拍摄，无论是《好死不如赖活着》，还是《出路》、《世界最大的中国餐馆》、《日出日落》、《生门》、《城市梦》等，大多数被摄对象都是普通百姓、弱势群体，通过与被摄者打开心扉的交流，真正地把他们当做自己的亲戚朋友来对待，都体现出了导演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拍摄出了富有人文关怀精神的纪录片作品。在人文精神大行其道的今天，这样的纪录片作品是值得纪录片创作群体去学习和借鉴的。
社会现实题材纪录片往往可以体现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价值在于引起人们的思考、推动社会发展，因此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虽然我国的社会现实题材纪录片正在飞速发展，但在我国纪录片行业内占比依然较少。由此可见，在该题材的纪录片创作的大环境上依然存在着问题。陈为军导演作为社会现实题材纪录片创作的代表人物，他能够敏锐地抓住社会问题，积极探索创作的新模式，勇于将纪录片推向院线，他的创作必将对行业内社会现实题材纪录片创作来带深远的的影响，是当代不可多得的纪录片导演之一。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