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研究的语言学祈向──以高友工对唐代律诗的研究为例

本文是一篇语言学毕业论文，本文在立足于台湾学者陈满铭辞章学之“多”、“二”、“一（0）”螺旋结构以及刚柔成分之量化原则的基础上，对唐代律诗进行了“意象系统”与“章法结构”上的讨论，想要借以实现唐代律诗研究的系统化探讨；同时，结合大陆学者江弱水对古典诗现代性的解读来对唐代律诗进行现代性的探讨，以期实现唐代律诗研究里，中西文学理论中的某种融合；最后，则把西方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三部曲”里面的叙事理论以及元批评方法，放入到唐代律诗文本的内在探讨之中，欲以回答杜甫《秋兴》为何会这样以及如何运作等问题。

第一章 绪论──研究对象之背景

第一节 何谓“汉学”
关于“汉学”，最开始是与“蕃学”相对, 中国少数民族对中原或汉族地区文化学术的称呼，如西夏所称“汉学”；后来指中国儒学思想史上与“宋学”相对的、反对空谈性命义理、讲究以汉儒之学说经治书的“汉学”。也即汉代的经学，而两汉经学则在先后中发展出了两种类型的解经学，即分别以今、古文经学为代表的经世之学与考据之学。这里的汉学是中国历史上一代之学问。也是中国本土原初意义上的汉学。至于后来，逐渐衍生出来的第三种意义上的汉学，即英文(Sinology)或法文(Sinologie)的译名，指的则是国外汉学，泛指国外一切研究中国的学问。
通常我们认为前两种意义中的汉学“在中国学问中既是指一代之学问，无论是汉代还是清代；也是指一种治学之方法，其代表就是清代的乾嘉考据之学。”对于后来诞生出来的国外汉学，则可以追溯到 13 世纪的马可·波罗时期；不过，其作为一项区域性研究，开始包含有对中国的系统研究内容，一般则公认为是肇始于 16 世纪，是基督教传教的副产品；因此，国外汉学从一开始就是一门有着与当今的全球化趋势相似特征的研究课题。
但是，中国学术界在国外汉学的界定问题上则存在着较多的分歧。如“以李学勤先生为代表的研究者认为，‘汉学’就是国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以严绍璗先生为代表的研究者则认为，‘汉学’就是欧美日各国在工业文明建立之前所存在的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而在各国的近代文化确立之后展开的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则称之为‘中国学’。”“张西平教授在《西方汉学十六讲》中提及的对‘汉学’的界定：‘汉学’就是国外对历史中国的研究，即国外对中国的传统人文学科（如文学、历史、哲学、宗教、艺术、考古等）的研究”。相对来说，后者的界定可能更为妥当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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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为何研究
作为人类四大古文明中唯一一个延续到今天的中华文化，它的独特魅力在人类文化的宝库中，有着世界性的意义。中国“在历经了百年耻辱之后重新崛起，这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支撑，还需要在世界上重塑自己的文化形象，实现文化上的强大。在把中国介绍给世界这一伟大事业中，各国的汉学家们是我们最好的盟友，也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桥梁。因此，国内研究者需要了解海外汉学，掌握海外汉学的历史，学习海外汉学的优秀研究成果。”可以说，汉学（Sinology）是我们打通世界这座桥梁的一个很好的途径。
而在目前这个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里，中国人要想更好的走向世界，就必须把汉学研究作为学术研究中的重点之一。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加全方面的了解在异国他乡里的中国文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知晓外国人是如何以汉学为媒介来汲取中华文化之精华，完善自我文明的；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利用外国学者的独到见解来完善中国人自己的文化，从而更好的促进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发展。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际汉学研究从被束缚的状态到逐渐得到开拓与发展。可以说，“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我国学界对海外汉学的研究已形成一定的规模，成立十几家专门的研究机构，出版了四五种专业的学术期刊，尤其是刘东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和每两年一次的‘世界汉学家大会’，更是对海外汉学研究热度的提高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对海外汉学的研究，正日益成为国内学界的一门‘显学’。”然而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学者终究还是太少，专门的研究者那就更甚。所以对于汉学的研究来说，还需要后人不断的努力与挖掘；才能不断壮大它的队伍，进而丰富汉学的研究内容。
在发展的过程中，对中国研究者来说，汉学就像是被尘封得太久的宝藏；因为语言、文化等一系列障碍的存在，导致国内针对海外汉学研究著作进行的研究不是很多，因而使得汉学研究受到了一定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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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龃龉与胶葛——高友工唐代律诗研究

第一节 高友工唐代律诗研究的理论基础与建构
一、《唐诗三论》中的相关理论
（一）、结构主义语言学之影响
在 20 世纪的 100 年里，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20 世纪的哲学，出现了分析哲学。逻辑实证主义、新实用主义、日常语言哲学、存在主义、现象主义、后结构主义等流派。心理学上出现了实验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行为主义心理学、发生认识论、精神分析学派、社会心理学、社会学习论学派、人本主义心理学、人格心理学、动物心理学、儿童发展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等。”而语言学的发展则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哲学、心理学等方面的影响，随之出现了历史语言学后的几个思想深刻、影响巨大的语言学流派，其中尤以结构主义语言学鼻祖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所创的流派最为醒目。索绪尔的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Generale）是由其学生整理而成的，在其中所展现出来的理论思想与方法奠定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础；为后来的雅各布森和乔姆斯基提出的“音位区别性特征”思想和分析方法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也“为现代语言学三大结构主义学派──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和美国描写学派──奠定了基础”。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美国描写语言学（American Descriptive Linguistics），其也称为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American Structuralist Linguistics），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和欧洲语言学没有多大差别；一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出现了萨丕尔（Edward Sapir）和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对结构语言学中共时的兴趣超过了对历时兴趣的研究，才逐渐有所差异，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而所有的这些都为后来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赵元任、李才桂等人对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在中国和美国的发展提供了基础与前提。
高友工和梅祖麟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与学术渊源下，一路沿袭与传承。这也是为什么高友工会在在唐代律诗研究中，利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批评方法来进行诗歌赏析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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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高友工唐代律诗研究的创新与存疑
根据上文的分析，可知高友工在唐代律诗的研究理论中，有其独创之处，有其承袭之处，也有其发扬之处。在《唐诗三论》中，他运用结构主义语言学方法对杜甫七律《秋兴八首》等人的诗歌进行了音型、节奏、句法、意象及措词等方面的分析，同时还对唐诗的句法、用字与意象，语义、隐喻和典故方面，进行了着重的阐释；而他的创新点则在于用结构主义语言学这种西方理论来对唐代的律诗进行细致的分析方法。虽然说，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叶嘉莹等人在他们的作品中，也曾用过这种方法，不过并不在唐代律诗的研究上，而是在其他的文学体裁中。因此，可以说，运用结构主义语言学方法对唐代律诗进行相关研究的汉学家中，高友工是走在前列的人物。
至于高友工对唐代律诗研究理论的承袭与发扬之处，则主要体现在《律诗的美学》这篇文章中，尤其是对文中“抒情传统史”的构建，以及对“抒情精神”的重视上，高友工则是承袭留美华人学者陈世骧的理论而来，同时还扩大了这些理论的内涵与涉及区域。至于高友工对唐代律诗研究的独创之处，也就是他在这方面的相关发明，主要是在《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这本书籍之中，而最为突出的文章则是《律诗的美学》，其中的核心就是“美典”的提出，而在与唐代律诗研究相关的部分，则是“律诗美学史”的构建，以及“律诗美典”的形成，这里面有着高友工自己对中国古典文学中发展脉络与演变形态的推衍，也有着高友工自己身处中西理论背景下两种文化的相互影响。
但是，对于任何的方法来说，都是很难做到十全十美的，总是会有其一定的缺陷之处；因此，才需要自身的不断进步与后人的不断改善。在文中，高友工利用文本语言来对律诗进行文学作品客体的描述、分析与评价时，难免会使得“意图谬误”成为文本分析里面的矛盾体；语言受背景困扰，分析中的论断不知是前提还是结果，因而使得文本分析中的存疑与矛盾之处在语言批评里一一展现了出来。虽然说，“抒情传统史”的建构有其一定的合理之处，但是，在具体的论述中，却有其不严谨之处：“抒情精神”的核心地位，是“抒情传统史”能够构建的前提；而“抒情美典”则是构成“抒情传统史”的基础；在一环扣一环的阐释中，高友工在《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中，一一把这样一个大的框架粗略的组建了出来；但是，在严密的逻辑推理中，却是缺乏相对应的逻辑证据；毕竟，阐释推衍的理论框架里，很少看到材料的考证。可以说，在《律诗的美学》中，高友工对“律诗美学史”的构建以及“律诗美典”的组成，都有着其共通的缺陷之处，那就是过多的阐释推衍中，缺乏了严密的逻辑推理；不得不说，这是作者行文中一个有待商榷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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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冲突与共存——中西互补下的可能性前景...................（71）
第一节 诗学研究中辞章学之可能性补充...................（71）
一、螺旋结构下的诗学研究................................（71）
二、刚柔成分中的量化原则................................（85）

第三章 冲突与共存──中西互补下的可能性前景

第一节 诗学研究中辞章学之可能性补充
我们一般所说的“章法”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客观存在的‘章法’，它显然是与文章同时出现的。......另一种‘章法’是研究者的认识和主张，是知识和理论，是文章的研究者的辛勤劳动的成果，它当然是文章出现之后的事情。”而在陈满铭所发展的辞章学之中，“所谓的章法，是指文章构成的形态而言，也就是讲句子组合成节段，由节段组合成整篇的一种方式。”换句话说，就是指一种谋篇布局的方法，“也就是联句成节（句群）、联节成段、联段成篇的关于内容材料之一种组织。”因而，他对“章法学”的定义就是“研究章法（含篇法）理论与实践的一门学问。”按理说，这种“研究章法的理论（章法学）的理论或学问，如果是从历史的角度上来研究的，就是‘章法学史’——‘中国章法学史’现在还是一个空白，......如果是从方法论原则的角度上来研究的，可以叫做‘章法学学’，是‘科学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同样的章法现象，不同的研究者用不同的方法来分析，得出了不同的章法理论，在这些不同的章法理论中作出比较，说出优劣，这就需要统一的标准，这就是章法学学的任务。”因此，在他的章法学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在方法论原则上，他和弟子们继承了《周易》的二元互补和转化的传统。”继而，在他研究章法技巧和规律的朴素辩证方法之下，形成了由三个层级组成的章法学体系，如图 1 所示。

在这个辞章章法学体系之中，在关于诗学研究之上，本文欲采用其四个方面的主要内容来进行唐代律诗的分析，即章法类型、章法四大规律、“多”、“二”、“一（0）”的螺旋逻辑结构及其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事实上，这个辞章章法学体系也主要是在这四个方面的基础之上形成的。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