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严重打击了世界各国的经贸往来，加速了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调整。受疫情影响，世界经济发展出现百年来最严重的倒退。据世界银行预测，全球 93%的国家和地区 GDP 将陷入负增长。其中，发达国家 GDP 平均将下降 7%，发展中国家 GDP 平均将下降 2.5%。国际贸易往来更是经历了剧烈的打击。据世界贸易组织预测，2020 年国际贸易总额将大幅缩减 13%至 32%，汽车、电子等产业链覆盖全球的产业也将遭受猛烈的冲击。然而在此背景下，ICT（信息通信技术）产业作为当前信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核心力量却逆势而上，迸发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在线教育、电子商务、远程办公等 ICT服务业在疫情期间迅猛发展，传统产业信息化转型步伐加快，ICT 产业成为疫情期间经济发展最耀眼的板块之一。
我国在 ICT 领域投入较大，产业发展十分迅速。面对如火如荼的信息通信技术革命，我国自 2018 年以来就做出了数字中国的重大部署，积极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ICT 产业的发展。在最新的“十四五”规划中，国家更是对 ICT 产业的关键领域和“卡脖子”技术做出了详细的规划和工作部署。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2019 年 ICT 行业总产值达 5.2 万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 ICT 产业强国。
然而，前进的道路总是曲折的。为遏制“中国制造 2025”计划，将中国长期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底端，从而阻止中国的崛起，美国频频利用其在 ICT 关键技术上的优势对我国进行打压。2018 年 4 月 16 日，中兴集团因违反美国所谓的禁令被“封杀”，其海外业务一度停摆。2019 年 5 月 16 日，华为及其附属公司被列入美国的“实体名单”，从此不得向美国企业购买相关技术和产品。2020 年，美国对中国 ICT 产业的打击范围和打击力度进一步扩大，华为、中芯国际、海康威视等一大批国内顶尖 ICT 企业均受到制裁。从这一系列事件可以看出，因为在核心技术上的缺失，中国 ICT 产业发展处处受制于美国，这对我国的产业安全和国家安全都造成了重大威胁。
因此本文认为，在此背景下，重新审视并研究中国 ICT 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与先进发达国家的差距是至关重要的。本文希望通过定性和定量的分析解决以下问题。中国 ICT 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在那些方面？有多大差距？影响这些差距的因素有哪些？中国应如何提高 ICT 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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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 关于 ICT 产业定义和分类的研究
ICT 产业的分类并不统一。当前国际上通行的产业划分准则是《国际标准产业分类》(ISIC Rev 4.0)，该分类中信息和通讯业仅包含 ICT 服务业，可细分为出版活动，电影电视、录音和音乐发行活动，无线电广播和电视节目录制，电信，计算机编程、咨询及相关活动，其他信息服务等子行业。而 ICT 制造业则属于制造业中的计算机、电子和磁性产品制造。由于 ISIC Rev 4.0 没有将 ICT 服务业和制造业统一，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产业分类标准认为这不利于 ICT产业的发展。因此 2007 年，国际经合组织在 ISIC Rev 4.0 的基础上，重新界定了 ICT 产业的范围，将 ICT 产业分为 ICT 制造业、ICT 服务业和 ICT 贸易三大板块，每个板块的细分行业与 ISIC Rev 4.0 基本保持一致。此外还有两个区域性的产业分类标准。一个是北美产业分类体系(NAICS 2012)，该体系对 ICT 产业的分类标准和 ISIC Rev 4.0 类似，仅包含 ICT 服务业，不包含制造业。其 ICT 产业为信息业，分别包含出版业，广播，电影音像业，通讯业，数据处理、托管及相关服务，其他信息服务等 6 个细分行业。另一个则是欧盟、澳大地理和新西兰通用的产业分类表(NACE 2.0)，其对 ICT 产业的分类与 NAICS 2012 类似。
我国最早的关于 ICT 产业的分类标准始于 2002 年的《统计上划分信息相关产业暂行规定》。此规定将信息通信技术相关产业分为 5 大类，包含了电子信息相关的设备制造、租赁和销售、传输服务、计算机服务、软件发行等活动。而后历经 2011 年和 2017 年两次修订，我国对于信息产业相关的分类也有所变化。根据我国最新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我国仍未设置单独的信息和通信技术部门。类似于 ISIC Rev 4.0，我国 ICT 制造业和服务业也是分开设置，其中 ICT 制造业是制造业分类中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两位数代码为 C39），ICT 服务业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代码为 F），包括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三大细分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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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理论基础
2.1 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理论来源
2.1.1 比较优势理论
产业国际竞争力根植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因此要探讨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理论起源必然绕不开亚当斯密。18 世纪，亚当斯密在研究国际分工的过程中，创建了绝对优势理论。他认为，当一国某种产品的生产效率高于另一国时，则该国自然更适合生产该种产品，也即该国在该产品上具有国际竞争力。随后经过更深入的研究，大卫·李嘉图将假设扩展至两种以上的商品，比较优势理论就此诞生。他指出，两国生产两种产品，即使一国两种产品的生产效率均低于另一国，这也不意味着该国无法参与国际贸易。因为只要该国在某产品上具有相对的比较优势，那么该国就可以生产这类产品和另一国进行交换，这对两国都是有利的。此时，尽管绝对生产率不如另一国，但该国在该产品的生产上也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是革命性的，直到今天都能为国际贸易实践提供理论支撑。在此基础上，赫克歇尔和俄林研究了比较优势从何而来的问题，发展出了要素禀赋理论。他们认为国家之间的资源要素禀赋差异是形成比较优势的根源。一国在其资源要素最丰富的领域是最有竞争力的，应大力发展相关产业。要素禀赋理论给比较优势的来源提供了一个符合直觉的解释，具象化了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源起。至此，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基本发展完善。通过学习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可以发现，传统比较优势理论指出一国竞争优势来源于一国固有的要素资源优势形成的比较优势，这意味着一国的产业国际竞争力是静态的。
20 世纪 80 年代，国际贸易格局发生了巨变，内生比较优势理论应运而生。内生比较优势理论继承并发展了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为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来源提供了新的解释。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1989)受规模经济启发创立了规模优势理论。他认为，一国只要通过支持培育某种或某几种产业进行专业化集群化生产并形成规模经济，那么在规模经济不断正向循环，不断自我增强的刺激下，即使原本并不存在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该国也能通过规模优势获得较强的产业国际竞争力。克鲁格曼的规模优势理论打破了传统比较优势静态的产业国际竞争力观点，为一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提供了规模经济的新思路。同样是在 20世纪 80 年代，罗默（Paul M.Romer）等人对技术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已取得成果，这就是内生增长理论。该理论否定了前人对技术外生性的看法，指出技术创新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它并不是外生的变量，而是则源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不断投入和积累，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形成同样如此。通过物质资本投入技术研发，教育培训培育人力资本以形成产业的技术优势，最终实现产业竞争力的领先。
图 2-1 钻石模型
2.2 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测度
产业国际竞争力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因此其测度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本节将对目前主流的测度方法和指标进行梳理，以为后文的定量分析提供方法上的支撑。
2.2.1 产业国际竞争力测度方法
（1）竞争结果评价法
该方法是以某国某产业在国际贸易中的表现为标准来对该国的产业国际竞争力进行测算，其测算的原始数据均为该产业的进出口贸易量。下文中将要反复提及的 RCA 指数和 CA 指数就是这类方法的典型。
（2）影响因素分析法
该方法首先需要筛选出影响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因素，然后使用定性或定量的方法分析和比较这些影响因素的优劣来评判一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强弱。
（3）指标综合评价法
该方法综合了上述两种方法的思路，即将反映竞争结果的指标和表示影响因素的指标放在同一个评价体系中，然后使用定量分析方法进行打分测算。
2.2.2 产业国际竞争力测度指标
（1）市场占有率
市场占有率（Market share，MS）即指一国某产业出口总额占世界该产业出口总额的比重。这个指标能简洁明了地反映出某国某产业在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强弱，使用较为简便。但由于该指标极易受加工贸易和转口贸易的影响，具有较强的局限性，其公式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