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 40 多年以来，我国经济建设成效卓越，主要表现为国内生产总值稳居世界第二，人均可支配收入快速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30%，其中外商直接投资的迅速增长为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利用和管理外商资本是中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主要议题。联合国贸发会议的《世界投资报告》指出，2019 年，中国在“全球投资目的地吸引力”排行榜中位列第二；同时实际数据显示，中国也是全球第二大引资国。这表明我国近年来出台的一系列为积极吸引外资的措施已初显成效。当前我国经济已经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组合政策供给、打造适宜的投资环境是吸引外资的焦点，是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的抓手，也是经济发展乘势而上、行稳致远的关键。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是由国务院批准划定并以海关为主、相关部门为辅，共同实施围网封闭监管的经济功能区。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连接着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承担着提升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水平，并为在更大范围内推广经验的重大责任，是深化改革的先行地和扩大开放的试验田。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设立可追溯至 20 世纪 90 年代初，至此共诞生了六种功能各异的类型。其发展遵循的轨迹是从最初的保税区，到出口加工区和保税物流园区，再到保税港区、跨境工业区，以及如今数量最多、发展形态最高的综合保税区。在区域内，保税加工贸易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经济形态，它有效地缓解了进出口企业的税收负担，因此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一向受到广大企业的普遍欢迎。逐渐多元的国际交易需求和外界经济环境的改变要求区域适配与时俱进的政策，借此国家提出促进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整合，对部分政策和功能推行统一化标准。这表明特殊区域在适应环境的同时，也在寻找适合自身的生存模式。这一特殊区域中愈趋包容的税收政策和日益完善的产业集群吸引了众多外商资本的加入，在我国对外开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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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意义
基于现有研究和实际背景，本文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具有一定的贡献。
1.2.1 理论意义
第一，影响机制方面，通过对过往研究的总结和提炼，将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作为一种城市空间创新单元来剖析其发展逻辑和运行方式，从企业和区域两个层面、四个视角剖析特殊区域的设立对外资流入作用的传导机制。
第二，实证研究方面，由于“境内关外”的开放红利或扩展至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所在的城市，因此本文将工业企业所在地级市与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位置进行匹配，全面刻画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政策效应，从而获得更具有可信度的研究结果。
1.2.2 现实意义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是当前我国探索新一轮开放模式的主要抓手和关键平台，本文以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为切入点，评估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政策运行的引资效果。希望为政府提供更具合理性、科学性和针对性的区域建设意见，支持综合保税区走在前列，引领各类特殊区域整合升级，率先推广自贸试验区试点经验，从而更好地发挥“自贸试验区实验室”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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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
2.1 外商直接投资的前置研究
立足浩瀚书卷，有诸多方法对有关外商直接投资的文献进行回顾，既可以模型为指南来检索，又可分不同学派进行阐述。然而不管使用何种方法，都要扣住两个最核心的问题展开讨论，即外商直接投资的动因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2.1.1 外商直接投资的动因
Coase 在 1937 年所发表的文章中表示，相较于开拓外部市场，企业将经济行为内部化所创造的效率和效益更高。由于选择海外市场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因此企业对外投资行为是在比较内外部成本之后所做出的理性决策。这是现代企业对外投资理论的源头，这一观点随后又催生了交易成本经济学。Penrose（1959）将企业成长周期与其内部化决策相联系，推测这些将生产活动内部一体化的企业仰仗于自身的技术和资源，不断调节资源使用的不平衡现象，从而获得更多的利益空间。从公认角度来说，对外直接投资动因方面的主流分析框架是以 Dunnin（g1977）为代表的 OLI 范式，在 Hymer（1970）的垄断优势、Buckley 和 Casson（1976）的内部化优势基础上，Dunning 加入了区位优势，认为是这三者交织作用导致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Antras 和 Helpman等人（2003；2004；2012）对此进行了拓展，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对企业组织和贸易形态开展研究，发现东道国的制度环境会对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随着外商投资规模的扩大，越来越多学者发现不同国家的这一行为呈现出不同的动机，于是通过现实观察和数据追溯对此进行横向比较。美国的部分企业为了寻求东道国市场资源而选择对外投资（Blonigen and Davies，2002；Globerman and Shapiro，2002；Yeaple，2003）；而另一部分企业的投资行为与贸易的关联极大，即在做投资决策时会将关税壁垒纳入考虑范围，并且占据相当的比重（Culem C.G.,1988）。而言，其对外直接投资是自 1980 年开始迅速增长，Thomsen（1993）发现东道国的市场规模越大，对于日本制造业企业的吸引力越强。并且，Pak and Park（2005）的研究表明，日本企业在面对不同国家时，表现出不同的投资动机：向发达经济体投资以获取知识等核心竞争力为首，向发展经济体投资则看重东道国的丰富原材料及廉价劳动力。新兴市场国家韩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式也颇受关注。韩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增加或维持其在发达国家的市场份额（Euh, Yoon-dae and H，1986；Lee,1994），巩固贸易关系（Hong and Kim，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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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前置研究
2.2.1 贸易投资便利化的概念
贸易投资便利化是贸易便利化与投资便利化的合称。贸易便利化这一概念于 1996年在新加坡举行的部长级会议上首次提及，当前各大国际组织纷纷提出了贸易便利化的相关阐释，如表 2-1 所示。虽然还未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共识，评价指标也不尽相同，但内涵有部分交叉与融合。总体而言贸易便利化可以归纳为协调贸易程序，简化贸易制度，减少贸易阻碍。
表 2-1 国际组织关于贸易便利化的定义及关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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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与中国外资流入的现状分析 .................. 16
3.1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发展动态 ................................. 16
3.1.1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概念 .......................................... 16
3.1.2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现状 ............................ 17
4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对中国外资流入的影响机制 .................. 29
4.1 企业层面 .............................................. 29
4.1.1 税收减免视角 ......................................... 29
4.1.2 贸易协同视角 .............................. 30
5 关于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与中国外资流入的实证研究 .............. 34
5.1 计量模型设定 ........................................... 34
5.2 数据来源及样本处理 ............................... 34
7 案例分析——杭州综合保税区的蜕变与外资的成长
7.1 浙江杭州出口加工区——1.0 时代
杭州综合保税区是由浙江杭州出口加工区发展而来的。2000 年初，国务院对加工贸易实行优进优出、提质增量的规范监管，发布了首批出口加工区试点，对加工贸易企业实行集中围网管理，并分阶段引入新设企业，提高统一化标准。彼时浙江杭州出口加工区成为这批试点之一，处于综合保税区的 1.0 时代。
区域内这些货物的管理门槛适当得以放宽，具体表现在除特殊情况外，取消许可证限制，同时不对货物设置进出口配额；对于货物出区深加工结转，即区内企业将产出转给其他企业，待由这一部分企业加工后复出口的情形，结转所涉及的流程随目的地改变而有所不同，这样差异化监管方式便于适应不同的结转需求，改善并革新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监管方式。
图 7-2 出口加工区货物出区深加工结转方式及对比
8 结论与建议
8.1 主要结论
通过机理推导、计量模型和案例分析，本文得到了以下重要结论。
（一）通过区分企业是否位于设立了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城市内，来考察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设立对外资流入的影响，发现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存在正向引资效应，并且在 1%的水平下是显著的。
（二）对于不同企业而言，上述影响存在差异。就地区而言，在东部和西部地区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将会对企业吸引外商投资产生正面影响，但这一影响在中部地区体现为负；就企业资本密集度来说，企业对于外资的吸引能力随着资本密集度的升高而增强，高资本密集度的企业受到区域内特殊政策的福利辐射最大；就企业所有制而言，这一区域的设立对外资企业的引资效果最为显著，对于其他类型所有制企业的引资效应尚待考察。
（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对外资流入的影响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得到调节，包括企业层面的税收减免和贸易协同、区域层面的运输便利和产业集聚视角。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引资效果凸显出来。
（四）在杭州综合保税区等各类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外商投资企业作为经营主体的功能性得到加强，税收优惠拓展了企业的收益空间，在准入前和准入后等多方面享受国民待遇。贸易投资管理体制的改革将在特殊区域资源禀赋的基础上巩固其优势，生产要素的逐步聚集将助推各个城市乃至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