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文献综述
第一节 世界服务贸易产业相关理论概述
服务贸易的发展历史较短，这一概念的出现起于 1972 年一些学者向 OECD出具的关于服务和政策的研究报告。在《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1994）中，服务贸易被明确定义为四大类：境外消费（consumption abroad）、自然人流动(movement of natural persons)、商业存在(commercial presence)、跨境交付(cross-border supply)。相比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的内容更广。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出具的报告，预测在 2040 年，服务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重有望达到 33.34%。OECD 副秘书长乌尔里克在论坛发言称：2019 年服务业产生的 GDP 已占全球 GDP 的 75%。现在，国际市场上的服务贸易每年平均增长大于货物贸易,分别为达 5.4%、4.6%。但服务贸易发展存在地区不平衡现象，发达国家在世界服务贸易出口方面占主导地位，但服务贸易总量相对居于世界靠后，截至 2019 年，服务贸易总量排名前几的国家分别是：中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林晓芳，2020）。
从服务贸易结构看，占主导地位的是包括技术服务贸易的新兴服务贸易，其次是保险、金融、养老和知识产权等。总体来看，发达经济体垄断高端服务贸易并实现长期顺差、国际服务贸易链正向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集中（李俊，2021）。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偏向于传统服务类型，技术和知识密集的服务行业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但增长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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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服务贸易衡量指标与影响因素
一、衡量服务贸易相关指标的文献综述
基于服务贸易行业不同于货物贸易的评估标准,对服务贸易影响因素的研究大多是以服务贸易竞争力来衡量（罗文玥，2018）。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测量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指标：服务贸易竞争优势指数（TC 指数）、服务贸易出口市场占有率（EMS 指数）、全球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占比（TS 指数）、服务贸易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 指数），国际市场占有率（IMS 指数）。RCA 指数和TC 指数被认为是权威的服务贸易测量指标。部分学者倾向于用某一个单一的指标来对服务贸易进行测算，同时给予两个到两个以上的解释变量（LihuaJiang,Chengliang Lin,2019）。此外，林晓芳通过 MOR,TC,RCA,FTD 四种指数来对比东南亚四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
本文通过文献的阅读，总结选取了三个使用较多的指数用以衡量服务贸易的发展，分别是服务贸易竞争力指数（Trade Competitive Power Index，TC指数）、服务贸易出口市场占有率指数（Export Market Share，EMS 指数）、全球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占比（Total of Service Imports and Exports，TS指数）。
从国家内部因素看，可以从国家经济水平、货物贸易规模、科研水平三个方面考虑。在国家经济水平方面，罗文玥（2018）认为中国服务贸易影响因素取决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第三产业发展水平。梁婷（2019）认为国家人均收入水平与服务贸易成正向关系。前两位均表示本国 GDP 表示该国居民的消费能力而群众需求是贸易的第一生产力，尤其是服务行业，不论是第一、第二产业发展还是娱乐、旅游、学习都和国家人民的生产力脱不了关系。除此之外李丹（2021）也认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人口对服务贸易有一定影响；国民经济对服务贸易的依赖程度也会直接影响服务贸易的发展速度，例如一些以技术密集型工业和电子技术产业为国民经济主力的国家，该国的服务贸易发展水平增长速度会快于同经济水平的国家。在货物贸易规模方面，罗文玥（2018）还认为中国服务贸易于货物贸易发展状况有关；易行健、成思（2010）也在设计模型的时候加入了货物贸易进口额这一变量；黄健青、张娇兰（2012）改用货物出口比重作为货物贸易的代理变量。在科研水平方面，较多学者选择一国科研投入费率或科研人员比率作为变量，比如黄健青、张娇兰（2012）认为一国科研投入费率对服务贸易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也有少数学者选用 ICT 技术代替科研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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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世界服务贸易发展情况
第一节 世界服务贸易发展成就
近几十年来，服务业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在经济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并在许多国家的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很大程度上使国民经济实现了转型。一方面，随着产业经济变得日益复杂和精密，服务已逐渐和制造业融合，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另一方面，服务本身也是发展最快的经济部门。如今，在国民经济方面，服务业的产出占比达到三分之二以上；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由服务业吸引的部分超过三分之二；在提供的就业机会方面，服务业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近三分之二的就业机会，而在发达国家更是达到了五分之四。
在国际贸易中，世界贸易的重心也逐渐由货物贸易转移到服务贸易上来，其发展水平逐渐成为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之一。近几十年来，服务贸易在各个方面都呈现出新的特点。服务贸易总量在整体上呈不断上升态势，世界贸易中的服务贸易的比重已从 1980 年的 17.02%增加到了今天的 23.86%以上；增速不断加快，成为国际贸易中增速最快的部门，2005 年至 2019 年期间，平均每年增长达到 6.97%，超过货物贸易的 5.62%；贸易结构日趋现代化，逐渐由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
一、服务贸易总量概述
根据 WTO 数据库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世界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量在整体上呈逐年上升态势，在 2019 年达到历史新高 119704 亿美元，对比 2018 年总量117342 亿美元上升 2.01%。其中，在 2019 年，服务贸易出口额达到 61440 亿美元，对比 2013 年增长 1.95%；进口额达到 58263 亿美元，对比 2013 年增长2.08%。
图 2.1 2005 年-2019 年世界服务贸易进口、出口、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第二节 从指标看服务贸易发展情况
一、TC 指数
根据 WTO 数据，如图 2.7 所示，在选取的 31 个国家中，发达国家的 TC 指数普遍为正，服务贸易呈顺差，其中 TC 指数较大的有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八个发展中国家 TC 指数差异较大，其中土耳其的 TC 指数高于所有发达国家，而巴西、中国、俄罗斯的 TC 指数较其他国家远小于零。如图 2.6，总体上，发达国家的平均 TC 指数大于发展中国家平均 TC 指数，发达国家的服务出口大于服务进口，希腊、土耳其在各自国家服务贸易中服务出口量所占比例较高，巴西、中国、俄罗斯三个发展中国家在各自国家服务贸易中服务出口量所占比例较小。
图 2.7 2005-2019 年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平均 TC 指数
第三章 数字技术对服务贸易的影响研究 ..................... 22
第一节 数字技术的衡量............................................ 22
第二节 世界数字技术发展情况...................................... 24
第四章 政策限制对服务贸易的影响研究 ..................... 33
第一节 服务贸易政策限制的衡量及各国情况介绍...................... 33
第二节 不同部门政策限制的比较.................................... 34
第五章 实证分析 ........................... 37
第一节 数据来源与处理........................................... 37
第二节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37
第五章 实证分析
第一节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选择的研究对象涉及到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和大洋洲共 30 个国家和地区12014 年到 2019 年的短面板数据，其中包含 23 个发达国家、7 个发展中国家。在建立模型之前，为了剔除极端值和异常值带来的影响，本文对样本数据进行了缩尾处理，并对存在缺失值的样本进行了删除。本文的所有变量数据均来自于 WTO 数据库、世界银行数据库以及 OECD 数据库。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服务贸易，在参考以往文献的基础上，本文选择的是一国（地区）服务进出口总额与世界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值（TS 指数）来作为服务贸易的代理变量。
本文的解释变量为数字技术发展水平和政策限制水平，选择 ICT 技术接入水平和 ICT 技术使用水平的加权平均数来作为数字技术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选择服务贸易限制指数（STRI 指数）来作为政策限制水平的代理变量。
本文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经济发展、货物进出口总额和 FDI 净流入，并且考虑到变量数据的量纲差异，本文对数字技术发展水平和货物进出口总额取自然对数处理，具体的变量选择情况如下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选择情况
第六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一节 研究结论
综合前文的统计分析、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数字技术发展水平对服务贸易有正向的促进作用，政策限制水平对服务贸易具有负向抑制作用。
第一，统计分析。根据前文对于服务贸易发展情况以及数字技术水平和政策限制水平的统计分析，发现发达国家的服务贸易的 TC 指数、EMS 指数、TS 指数均大于发展中国家，说明发达国家在世界服务贸易中占据主要优势；高收入国家的每百人移动电话用户数、每百人固定电话用户数、固定（有线）宽带用户数高于中等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高于低等收入国家，说明发达国家的数字技术发展水平优于发展中国家；而在政策限制水平上也呈现发达国家的服务贸易政策限制小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服务贸易政策更为开放。在政策限制层面，除国别比较之外，本文还对不同部门的政策限制水平进行统计，发现政策水平较低的部门在近年来在服务贸易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在规律上呈现数字技术水平越高、政策限制越小，服务贸易的竞争力越大。
第二，理论分析。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数字技术可以降低服务贸易成本，进而消除某些服务交付的物理限制，使原先需要面对面交付的服务的跨境贸易成为可能。当服务在全球范围的需求得以刺激，由于需求带动供给，厂商可以扩大自身的生产量、生产类别，进而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供给与需求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模式催生出更多的提供服务的方式和新的服务贸易。最后，数字技术通过助力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影响全球价值链的服务部分。最终，实现服务贸易的发展。
放开政策限制可以通过减小服务贸易成本、放开自然人流动，减小跨境服务贸易进行时不必要的阻碍，有利于“引进来”和“走出去”。“引进来”不仅能为企业发展带来充足的资金和技术溢出，还能促进国际间的良性公平竞争；在“走出去”方面，放开政策限制有利于帮助企业扩大市场，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在国际间形成资源的有效配置。
最后本文认为数字技术与政策具有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的关系，二者共同作用促进服务贸易发展。一方面，政策的开放有利于本国企业向别国引入先进的数字技术，可实现本国数字技术水平向世界看齐，使本国数字技术水平得到提高，进而为服务贸易提供新的机遇。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发展也为贸易政策带来了新的挑战。短期来看，由数字技术会带来新的政策壁垒；长期来看，政数字技术可以起到倒逼贸易政策改进的作用。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