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引言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对外直接投资1（FDI）是指居住在一个国家的投资者对居住在另一个国家的实体管理具有持久利益并产生重大影响的活动。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包括绿地投资（Greenfield Investment）和跨国并购（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M&A）。绿地投资是指投资者直接在另一个国家创建一个新的企业，它会产生更多的积极影响，而跨国并购是针对现有企业所有权的修改，它具有较低的积极影响甚至是负外部性。对外直接投资也可以定义为企业之间的金融交易，如对外商投资企业收益再投资或其它形式的资本转移。对外直接投资最初起步于发达国家。在 19 世纪初期，英国、法国、荷兰等发达国家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对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主要动机是谋取廉价的工业原材料以及争夺市场。而到了 20世纪 70 年代，对外直接投资进入到快速增长的阶段。这一时期，西欧和日本等国家经过二战后十多年的恢复，经济出现快速增长，增大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与此同时，作为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中国家也进入到对外直接投资的舞台。
近十几年来，中国丰富的外汇储备和企业自身实力的提高，为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同时，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中国政府推进供给侧结构转型和国际产能合作，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发展海外投资。在此背景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势头愈发强烈，对外直接投资金逐年上升。《2017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数据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金额在 2017 年达到 1582亿美元，排行全球第三大对外投资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
马来西亚，作为中国的邻国，是一个自然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常年来以其优越的亲商环境、地理位置、稳定的经济发展和充足的人才资源成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投资地点之一。近年来，马来西亚政府推出“经济转型计划”，将吸引外资作为其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沿线国家，中国企业在马来西亚的直接投资在近几年都有较大程度的增加。中国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对马来西亚直接投资流量由 2006 年 751 万美元，增长至 2017 年的 17.22亿美元。同时，中国企业对马来西亚制造业投资趋势尤其显著。据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Malaysian Investment Development Authority）数据统计，中国在 1987 年实现对马来西亚制造业的第一个投资，投资金额为 354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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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1.2.1 研究内容
本文主要研究中国对马来西亚制造业投资活动的影响因素。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两部分。第一，本文基于中国与马来西亚两国的具体情况，运用现有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对当前影响中国对马来西亚制造业投资行为的因素进行剖析。第二，本文基于 2007-2016 年中国对马来西亚 14 个一级行政区（13 个州和吉隆坡联邦直辖区）的制造业投资的面板数据，从产业链上下游关联性的视角出发，研究马来西亚自身经济状况对两国直接投资活动的影响。
本文共分六个部分，具体框架结构如下：第一部分是引言，首先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大体阐述中国在马来西亚直接投资以及对制造业投资的现状。其次在结合理论基础和现实意义的基础上，简述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是理论和文献综述，这一部分从宏观方面回顾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投资理论，并对诸多学者发表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以及评论。第三部分是中国对马来西亚制造业投资的概述。第四部分以马来西亚方面、中国方面、中马两国贸易关系方面对中国对马来西亚制造业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第五部分基于中国对马来西亚制造业投资的面板进行实证分析，进而得出结论。第六部分是在前文的定性分析和实证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总结本文的研究结论，尝试为促进中国企业在马来西亚制造业投资方面提出建议。
1.2.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中国对马来西亚制造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
理论分析部分基于现有的直接投资理论，收集了当前中国与马来西亚两国的相关政策和数据，全面分析了影响中国对马来西亚制造业投资的因素。
实证分析部分从产业链上下游关联的视角出发，聚焦马来西亚制造业上下游部门的发展状况对两国直接投资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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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相关理论和文献综述
2.1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早期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所以相关的理论研究也是最先由发达国家提出。早期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主要以美国、英国等国家为代表，不过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中国、印度、巴西等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参与到对外直接投资的活动中，并且投资实力也逐渐增强。借鉴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尤其对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极为重要。
2.1.1 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在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包括：垄断优势理论（Hymer，1960），Hymer 认为，在同一行业的企业由于其具备特定的垄断优势，只有这些垄断企业才可以进行海外投资。市场内部化理论（Buckley & Casson，1976），这一理论结合国际分工和企业外部市场内部化进而解释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直接动机。由费农所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Vernon，1966）认为，营销的产品和人的生命一样，是具有创新、成熟、标准化的周期。由于每个阶段的不同，所以企业在不同阶段对于区位选择和成本选择也是有区别的，这也就解释了企业在每个阶段开展不同的贸易和投资战略的原因。当进入产品标准化阶段企业的技术优势已经完全丧失，产品的价格成为竞争基础，所以企业在全世界范围寻找合适区域进而投资，以满足投资国国内需求。小岛清（Kiyoshi，1978）提出的边际产品扩张理论，这一理论立足于日本对外投资情况，解释了美国和日本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存在着差异，美国从事的对外直接投资多属于在国内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而日本的对外投资集中在劳动劳动密集型和自然开发，不属于国内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因此，小岛清主张对外直接投资需要适应本国国情的发展。邓宁（Dunning，1993）在吸收和总结以往的国际投资理论的基础上，创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该理论解释了企业实现跨国直接投资的条件，即企业需具备且同时满足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域优势这三项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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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对于实证研究的文献，陈恩和王方方（2011）基于 2007-2013 年中国对全球103 个地区的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分析了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市场导向型的，汇率、自然资源禀赋和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不大。
孙浦阳等（2012）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基础上对产业集聚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展开分析，作者通过对 2003-2008 年中国 288 个城市数据进行验证，结果得出，城市服务业集聚对吸引 FDI 有促进作用，尤其是公共性服务集聚对 FDI 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然而制造业集聚对吸引 FDI 并没有起到积极作用。
李逢春（2012）在选用 2003-2010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各省产业升级的相关数据基础上，通过面板回国的方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产业升级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越大，其对母国产业升级的效果越明显。但是，在对外投直接投资中产生的变量即节奏和不规则会反向影响母国的产业升级和优化。
谢娟娟等（2013）选取 2000 至 2010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前 100 名中的 73 个国家为分析数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和决定因素利用分类回归的方法进行实证分析。该研究再次肯定了东道国的资源禀赋、技术和管理水平、市场规模等因素对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有直接关系。而且东道国的贸易壁垒对企业投资行为有显著的影响。但是该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在开展对外投资时，以寻求技术和管理经验为动机并行为并不显著。
陈岩等（2014）基于中国企业 2003-2009 年期间对 43 经济体的投资数据回归分析，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说明经济距离这一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直接影响，具体包括（1）文化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负向影响，（2）制度距离则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正相关影响，呈现显著地促进作用，（3）地理距离在影响中国对外投资方面无明显影响；（4）技术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呈倒 U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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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中国对马来西亚制造业投资概述 ...................... 9
3.1 外商制造业投资对马来西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93.2 中国企业对马来西亚制造业的投资发展现状和问题 ............... 11
第 4 章 中国对马来西亚制造业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 ........... 16
4.1 马来西亚投资环境因素............................ 16
1. 自然禀赋 ........................... 16
2. 市场规模 .......................... 17
第 5 章 中国对马来西亚制造业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 ...... 24
5.1 模型、变量和数据............................ 24
5.2 结果分析与讨论.......................... 27
5.3 本章小结.............................. 29
第 5 章 中国对马来西亚制造业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
5.1 模型、变量和数据
本章旨在检验马来西亚各州自身特征对中国直接投资行为的影响，因此，被解释变量为中国对马来西亚各州制造业的直接投资，解释变量为反映马来西亚各州自身特征的指标。下面对变量的选取和数据处理过程做详细说明。
被解释变量为中国对马来西亚各州制造业的直接投资。这一数据马来西亚官方没有披露，作者从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获取得到。考虑到直接投资金额大小往往受到一次性项目大小的影响，具有一定的随机性，而不是完全与宏观解释变量相关，本文将直接投资的数据做二元化处理，即只考察在某一期某个州是否进行了直接投资，有则记为 1，没有则记为 0。
解释变量是马来西亚各州自身特征。根据第 4 章的分析，主要应包括规模因素、禀赋因素和市场因素。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使用制造业产值作为规模因素的代理变量，以 MF 表示；使用矿产开采和洗选业的产值作为禀赋因素的代理变量，以 MQ 表示；使用建筑业产值和服务业产值作为市场因素的代理变量，分别是 CT 和 SV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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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主要结论与建议
6.1 主要结论
通过中国对马来西亚制造业投资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可得出结论，近年来，中国对马来西亚制造业投资的总体趋势发展较快。从东道国马来西亚方面的因素来看，马来西亚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自由宽松的投资环境，以及优越的地理位置——位于东盟战略性位置，即东盟国家拥有巨大的市场规模和便利的进出口条件。从投资母国中国方面的因素来看，充足的外汇储备和企业自身的实力、产业转型需要和产业政策、以及国家发展战略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了有利条件。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和马来西亚的贸易水平，在最近的十几年来，中马双边贸易额年年呈现增长趋势，这也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企业对马来西亚制造业领域的投资。
值得注意的是，
2018 年 5 月，马来西亚大选反对党获胜，结束了曾经 60 年执政的“国民阵线”。由马哈蒂尔带领的反对党在大选期间，大肆炒作落选的总理纳吉布对中国输送利益，这对马来西亚群众对中国投资的态度造成了很大的负面作用。新政府上台后立即冒着巨额违约金的风险取消了马新高铁项目（中国被外界认为是最有可能竞标成功的国家），以及宣布重审上一任政府的大型项目，其中包括涉及中国企业参与的东海岸铁路项目和石油天然气管道项目。这些举措，使中国企业在马来西亚直接投资面临重重挑战。
从实证研究中得出，资源禀赋和制造业下游部门建筑业的发展状况会影响中国对马来西亚的直接投资行为。具体来看，矿产开采与洗选业产值越高，中国对马来西亚制造业投资的概率越大。与之类似，制造业下游产业制造业产值越高，中国对马来西亚制造业投资的概率也越大。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