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成就,然而中国整体的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新不仅是一个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Solow, 1957)[1],同时也是企业实现并维持竞争优势的一项重要战略(Porter, 1991;Hall et al., 2005;Eisdorfer and Hsu,2011)[2-4]。在充分意识到创新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后,中国政府积极地调整发展战略,努力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自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更加强调科技创新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重要作用。而且,李克强总理 2014 年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中号召“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后续出台了各项推进创业、创新的政策,使得我国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效率一直在逐步攀升。根据《2020 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在全球 131 个经济体中,中国排名从 2011 年的第 29 位上升到2020 年的第 14 位,成为跻身全球创新指数综合排名前 30 位经济体中唯一的中等收入国家。不仅如此,在全球科技集群百强中,中国占有 17 个仅次于美国,其中深圳-香港-广州和北京分别位居于第 2位和第 4位。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长沙考察调研时强调了企业的关键核心技术应该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并且指出创新是企业经营最重要的品质。因此,企业作为我国创新的主体,如何通过推动企业技术创新进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成为我国普遍关注并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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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尽管大量的文献研究已经证实,高管从政经历作为一种关键的政治资源,必然会影响企业决策,但在现有研究中对高管从政经历与企业创新关系的关注度还是不足的。厘清高管从政经历究竟是推动还是阻碍企业创新这一问题,对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虽然高管的从政经历能够影响政府稀缺资源的分配,使得企业可以有更好的渠道获取资源优势。而且,通过政府资源的获取,高管从政经历有助于企业更好地开展研发创新。然而,政治资源诅咒理论表明,高管从政经历也会助长企业的过度依赖以及诱发政治寻租活动,进而导致企业回避高风险的创新活动。因此,高管从政经历可能同时扮演了“润滑剂”和“绊脚石”的角色,也反映了现有研究中仅仅考虑高管从政经历对企业创新的简单的线性影响是不够的。因此,本文基于“弃政从商”这一重要的社会现象,利用 2008-2017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数据,深入分析以下几个问题:高管从政经历与企业创新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如果有,那么是怎样的非线性关系?高管从政经历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是否存在区域差异,是否受企业所有制形式和企业生命周期的影响?高管从政经历如何通过影响政府创新补贴和寻租活动进而影响企业创新?市场化进程和反腐败斗争是否会调节高管从政经历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本文不仅对于理解有从政经历的高管在企业创新过程中所扮演的双面角色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我们深入理解在经济转型时期,高管从政经历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对未来创新驱动战略实施中政府政策的制定具有较好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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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文献综述与相关理论
2.1 文献综述
2.1.1 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相关文献
基于创新对于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研究探讨了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在传统的研究视角下,国内外学者关于宏观层面因素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主要集中在金融发展、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等方面(Amore et al., 2013;江希和与王水娟,2015;Cheng H. et al., 2019)[14-16]。如 Amore et al.(2013)[14]基于美国制造业企业的专利数据,发现美国银行业的发展对企业的创新绩效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尤其是那些外部资金依赖型企业和靠近银行的企业。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政策,作为我国政府激励企业创新的主要政策工具,是否真正起到了作用?江希和与王水娟(2015)[15]利用江苏省 128 家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对税收优惠政策的激励效果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的确对企业创新发挥了激励作用,但影响程度较小。Cheng H. et al.(2019)[16]基于中国雇主员工调查(CEES)数据,考察了企业是否获得创新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创新补贴使企业获得专利的概率增加了约 29%,而且更有可能推出新产品,但是并没有增加国外申请专利的数量,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创新补贴虽然会鼓励企业进行增量创新,但还没有真正推动企业的技术创新。
此外,还有一部分学者重点关注了企业规模、企业性质、机构持股等企业特征方面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周黎安和罗凯,2005;温军和冯根福,2012;Aghion et al., 2013)[17,5,6]。如周黎安和罗凯(2005)[17]基于中国 1985-199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企业规模与创新之间的关系给出了省级层面的经验证据,研究发现,企业规模显著促进了非国有企业的研发创新。随后,温军和冯根福(2012)[5]则基于上市企业微观数据,进一步考察了机构持股、企业性质与企业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民营企业中,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创新呈现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而在国有企业中恰好相反。关于机构持股的作用,Aghionet al.(2013)[6]基于美国 803 家企业 1991-1999 年间数据的经验研究进一步发现,机构股东所拥有的信息收集能力和监督管理层的能力往往被视作一种反映 CEO能力的信号发送机制,因而,在机构持股比例较高的情况下,CEO面临的因利润下滑而被解雇的职业风险较低,进而激励其进行研发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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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相关理论
2.2.1 高阶梯队理论
Hambrick and Mason(1984)[57]所提出的高阶梯队理论(Upper EchelonsTheory)是高管个人特征研究的理论基础。与在完全理性的限制下以企业整体为分析对象研究企业战略决策的传统战略管理理论相比,高阶梯队理论在有限理性条件下强调了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在企业战略决策中的主导地位,奠定了战略管理理论的微观基础。该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在企业决策的过程中,企业高管作为战略决策的主题,其个人特征,如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工作经历等可观察的客观特征和认知水平、价值观等心理特征,在一定程度上都会影响高管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决策和创新决策做出切合自身的个性化选择。而且,高管不仅决定着企业的战略选择,同时也会影响该企业中其他员工的行为,如员工可能会通过学习高管的行为特征来达到晋升的目的。高阶梯队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是高管特征-战略抉择-企业绩效,即高管的个人特征会影响企业的战略抉择,进而影响企业绩效。在此基础上,Carpenter et al.(2004)[58]将组织环境的影响考虑在理论框架中,并指出企业内外部客观环境均会影响高管。高阶梯队理论的分析框架如图 2.1所示,当企业的内部或外部环境在改变时,高管会在考虑内外部环境的基础上,根据其自身特征判断出更有利的企业决策,进而影响企业绩效。
图 2.1 高阶梯队理论基本框架
第 3 章 现状、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15
3.1 高管从政经历与企业创新的现状分析 ....................................15
3.1.1 高管从政经历的现状分析 .............................15
3.1.2 企业创新的现状分析............................16
第 4 章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23
4.1 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23
4.1.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23
4.1.2 变量选取...............................23
第 5 章 高管从政经历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实证分析......................31
5.1 基准回归分析...............................31
5.2 异质性分析.....................33
第 5 章 高管从政经历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实证分析
5.1 基准回归分析
表5-1报告了基于方程(1)运用面板Poisson回归方法得到的基准回归结果①。其中,第(1)列是以高管从政经历的虚拟变量(pedum)为核心解释变量来考察高管从政经历与企业创新的线性关系,第(2)-(4)列则以高管从政经历指数(Polexp)及其平方项(Polexpsq)为核心解释变量来探讨高管从政经历与企业创新的非线性关系。其中,第(2)列仅控制了高管从政经历及其平方项、企业个体固定效应和年度固定效应,第(3)-(4)列在第(2)列基础上依次控制了相关的企业特征变量和高管个人特征变量。
表5-1 高管从政经历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第 6 章 结论与建议
6.1 研究结论
作为一个正处于经济转型关键时期的发展中国家,“弃政从商”这一个普遍而又特殊的社会现象,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研究视角转向企业高管的从政经历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有学者认为高管从政经历对企业创新活动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也有些学者认为高管从政经历阻碍了企业创新,关于两者的关系并未得出一致结论。因此,仅从线性视角去看待高管从政经历与企业创新的关系是不足够的。本文在对国内外学者就高管从政经历、企业创新的相关文献及高阶梯队理论、资源基础理论、资源诅咒理论及关系嵌入理论等相关理论进行归纳整理的基础上,实证考察了高管从政经历对企业创新的非线性影响及其背后的影响机制。本文基于 2008-2017 年中国沪深两市 A 股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使用面板泊松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得到了以下基本结论:
第一,高管从政经历与企业创新之间并非或正或负的线性关系,而是一种典型倒 U 型关系,即相对于无从政经历而言,有从政经历的高管对企业创新具有正面效应,但随着从政层级的上升,更高层级的从政经历将对企业创新产生了负面效应。其原因是,高管从政经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企业获取更多的创新资源、创新政策信息等,但如果企业对高管的从政经历产生过多的依赖以及投入不必要的时间与金钱,会阻碍企业的创新发展。
第二,高管从政经历与企业创新的倒 U 型关系在区域属性、企业所有制形式及企业生命周期三个方面存在异质性。(1)从东部和中西部地区来看,东部地区企业的高管从政经历与企业创新的倒 U 型关系更加显著,而西部地区则不存在;从北方和南方地区来看,高管从政经历对两个地区企业的创新行为均具有显著的倒 U 型影响,其中北方地区企业的高管从政经历对研发创新活动的抑制作用要来得更早一些。(2)对不同所有制的企业而言,高管从政经历与企业创新的倒 U 型关系显著存在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中,但外资企业则不显著,其中,国有企业的高管从政经历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比民营企业出现得更早。(3)从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来看,高管从政经历与企业创新的倒 U型关系显著存在于成长期企业,非成长期企业则不显著。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