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形象是国家力量和民族精神的表现与象征,是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也是一个国家极其重要的无形资产。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国家形象更加直接、更加有力地影响着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与军事等方面, 以及世界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公众对这个国家的态度。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面对国内社会转型期的机遇及挑战和国际社会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国国家形象、民族形象、国民形象、文化形象的研究价值迅速提升，逐渐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目前，我国学界对国家形象的研究还处在初步阶段，在从传播学、国际政治学领域出发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的同时，也暴露出系统性薄弱、缺乏理论突破和研究框架松散等不足之处。而我国青年学者李彦冰所著《政治传播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形象构建》作为从“政治传播”视角研究国家形象构建的论著，以政治学、传播学、社会学、哲学融合的视域，完整严谨的研究分析方法，有效地解决了上述问题，完成了具有一定创新性的理论建构，彰显了作者的功力和水平，为国家形象研究带来了新气象。
《政治传播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形象构建》是北京联合大学青年学者李彦冰的处女作，全书共28万字，于2014年5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作为“当代中国政治传播研究丛书”之一出版。该书除导论之外分为六章。第一章对政治传播视野中的国家形象传播做了系统描述，之后三章分别分析了“国家形象传播中的国家理念问题”、“政治合法性问题”与“公共性问题”，最后两章分别阐述了国家形象传播的国际环境问题和国家形象建构的战略与策略。该书眼界宏阔，条理清晰，理论考察、梳理厚重扎实，实际分析客观、切实，在严密的论述逻辑中贯穿着理论联系实际的辅助线索。概括来说，本书所具有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政治传播视野考察国家形象的独到性
目前我国国家形象研究基本是从传播学视域上展开的，也取得了部分成果。但很多研究并没有摆脱经典传播学范式的藩篱，更没有重视其在国家形象分析上存在的偏向。众所周知，国家形象是一个综合体, 它是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的各项活动及其成果所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应该说，“国家形象”概念的侧重点体认知与价值判断的形成，在该过程中，国家所呈现的形象（即国家形象传播）提供认识所需的经验质料，能动认知主体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往往会对文本做出超出其客观性的解读。这意味着，对国家形象的认知和评价与主体自身的认识目的和意识形式息息相关。而经典传播学范式的局限恰恰在于忽视了信息解读者的主体性，难以对 “大众媒介”与其他范畴在影响国家形象认知活动上做质性区分，并在国家形象研究上造成问题：一是思路上混淆国家形象以“国家”为实体的客观性和“传播-效果”为实体的主观性，将国家形象与国家在媒介中的呈现简单等同起来，以国家形象的表征说明国家形象的内涵；二是在带有实用色彩的经验功能主义范式中研究国家形象传播，研究取向单一化与操作化，简单地运用“理论联系实际”。三是结论上一般化、趋同化，把国家形象传播问题归因于传播实力不足或西方社会偏见。针对这些问题，作者一开始就与经典传播学范式的国家形象研究划清界限，并在整个著作中贯彻一种“政治传播”的视角，其超越经典传播学视域之处有二。
第一，将国家形象视作一种政治信息的传递的活动，明确了国家形象分析与构建的入手点。一方面，政治传播的观点认为政治信息是一种系统性的、以政治叙事结构为框架、意识形态元素为编码的文本。国家形象作为一种政治信息，自然要满足上述的两个条件。所以，国家形象的传播主体是以“国家”为首的。另一方面，一切政治信息是国家内核、政治实质的表征，要了解、改变政治信息的扩散和被接受程度，就必须“对‘国家’、‘国家理念’及与这一概念相关的‘政治合法性’、‘意识形态’、‘公共化’、‘世界体系’等相关概念进行解读，进而探讨这些概念与国家形象构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才能抓住国家形象传播活动的本质，明确研究的核心（第4页）”。在这种思路引导下，作者把国家形象与国家在媒介中呈象区分开来，阐释国家形象影响因素及其对形象传播的决定性作用。相比其他研究把国家形象纳入直接纳入传播媒介探讨形象传播效果，作者的出发点要清晰、深刻的多。
第二，兼顾影响国家形象认知的政治范畴和传播范畴，形成独特的国家形象分析框架。政治传播的观点认为，政治信息的有效传播主要依赖信息接收者本身具有的、相关的意识形式，无论他来自生活世界还是其他政治系统。所以政治信息传播的实质在于政治叙事框架、意识形态与和规范性的社会共识之间的融合、碰撞。基于这种认识，作者以“国家”为分析单位，深入探讨从国家形象传播的主体方面（国家、政府的理念）、客体方面（民众对合法性的认同）、主体作用于客体的过程（国家形象传播的公共化），建构了一个完整的分析国家形象的理论框架（第19页）——不仅保证传播学和政治学要义的共同体现，同时避免单学科出发的研究误区（如媒介决定论等）。毋庸讳言，该著作逻辑性、系统性的分析框架体现出政治传播视野的开阔性和高度，也师对传播学领域的国家形象研究的范式性贡献。
二 以现实建构主义考察国际环境与国家形象构建的关系
理清国际环境的复杂性是国家形象研究的难点之一。在国际政治视域中剖析国家形象传播的路径有经验性研究和规范性研究之分。经验性研究侧重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形成的世界体系做历史梳理，并根据中国在当今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作用提出国家形象构建策略。这种研究方式虽然没有忽视诸如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对世界体系形成的作用，但由于缺乏严谨的理论考察，所提出的形象建构道路难免空泛；相比之下，规范性研究倾向于从政治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理论切入解释国际环境的面貌。这样的研究不乏深度与精度，但由于对国际环境的全貌的勾勒只具备单学科的系统性，其结论往往被扣上“片面深刻”的帽子。在该著作中，作者扬弃了学界诸多现有的分析框架，不拘泥于各个学科的理论，通过严谨的思考、归纳，开辟了一条理论上清晰、实践上切实可行的“现实建构主义”国际环境分析与国家形象构建的道路。所谓现实建构主义，粗略地说是在承认社会事实很大程度上是观念建构而来的基础上，以现实主义为维度考察社会关系的形成与演变。在对国际环境的分析与形象构建的策略上，作者分三步走，第一，从弱物质主义的实践本体论出发，认为物质结构的客观性构造了国际环境的资本主义性质，这一环境以经济利益争夺为首要因素；明确了影响国际政治不同要素的主次关系；第二，详细解析了政治价值观、思维方式和民族文化影响国家形象的机制，从现实主义认识论维度剖析了西方社会对中国存在偏见的深层次原因。作者指出，在西方国家看来，国际社会中的身份认同与自我生死存亡、利益得失、权力、资源竞争息息相关，国际政治规范的社会化也以权力为导向,专注于国家间的相互威胁、对抗与博弈；第三，根据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实际情况，在国家形象塑造上调和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的矛盾。一方面，作者指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以物质力量和权力对抗的模式寻求西方社会在政治价值、思维模式和民族文化上的认同感的不可行性；另一方面，也摒弃了以人类“本善”的共同属性实现国际社会共识的传统建构主义理想世界观，进而提出“坚守自身的主体性，寻找与西方价值的融通之处”的国家形象策略。例如在谈到政治价值观对国家形象的影响时作者指出：“既不能照搬西方政治价值，也不能对这个宰制性的政治话语置之不理，而要寻找如何适合本国政治发展又能兼容西方政治价值的论述系统和理论体系。”（第173页）由此可见，“兼容”不意味着“为承认而斗争”，也不意味着放弃自身的特殊性去迎合西方国家的胃口，而意在契合西方理念构建国家形象的同时，将自身的实力完善、强化，与西方国家公平竞争，拓展国家形象传播空间，搭建更大的舞台。这样的视角和结论，体现了本书在分析国际环境与国家形象构建中的系统性、现实性和可行性。
三 国家形象传播战略与策略的严密性和逻辑性
在完成了对国家理念、政治合法性和国际政治格局等与国家形象传播之间的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之后，作者从阶段性的结论出发，首先从目的、依靠、方针和重点上理出国家形象的建构策略；又根据国家形象的传播主体、手段、格局、内容、媒介和偶发事件依次归纳传播策略，体现了思考-框架-论述-结果的贯通性和自然延伸。相比泛泛而谈的“提升国力”、“加强公共外交”、“加大新媒体传播力度”、“广告传播”、“口碑营销”等国家形象建构策略，作者的结论来源于对国家形象深入的分析和考察。例如针对国家形象的传播手段，有学者认为由于构成国家形象的信息元素是复杂多样的( 包括文字、感官、言语、行为、象征符号、理念等) ，只有通过整合传播的思路，才能将国家形象立体地扎根于受众的脑海之中。所以，多媒介、多途径、多元化的“立体传播”模式的可以让人们更全面、更深入地认知国家形象。然而根据作者的分析和论证，国家形象的立体化不意味着增加传播渠道或渠道的复杂化，而在于传播内容实现从“传播话语”向“营销话语”转变，否则所谓的“立体传播”无法带来国家形象构建的理想、正面效果。这是因为，前者无法涵盖的后者所透露出来的政治传播主体多元化、政治信息的横向传递、政治传播过程的缜密等特征（第233页）。不难看出，作者经深入分析得出的观点更富有严密和现实的意义。至于本书提出战略与策略的效力，并非片面之词可以衡量，而需要广大读者、学者一同思考、讨论。但该著作整体、部分构思的巧妙、严谨，研究框架的新颖、独到以及全书反映政治传播视野的高度、深度都值得称赞和进一步的挖掘、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