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一、研究背景
长江经济带（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作为中国土地开发与经济优化布局“T”型空间结构战略中极其重要的发展轴，其横跨我国东、中、西部，覆盖面积辽阔。长江经济带沿线涉及了 11 个省市，即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江西省、湖北省、湖南省、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以及云南省，其覆盖的领土面积达到 205 万 km2，约占全国领土面积的 21%，2019 年该区域 GDP 总量占全国总量的 46.2%，常住人口规模超过 40%，拥有生态地位突出、综合实力强劲、发展潜力巨大等优势，并对沿线省市经济发展具有十分强劲的示范带动效应。
自 2013 年至今，党中央、国务院时常强调要不断的协调和指导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产业合理有序的向中游和上游地区转移。实现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需要不断激发创新驱动的活力，这不仅为规划和引导产业的合理布局和有序转移提供方案，也为造就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进而为提升长江经济带的产业竞争力指明了发展方向。因此，推进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是我国适应经济可持续发展内在要求，是为引导经济新常态、落实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决策的重大战略布局，这也为我国今后谋划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格局提供了科学部署。这将有助于挖掘长江中上游地区经济更加快速发展的区域内在潜力，进而推动沿江内陆省市经济增长的扩展空间，最终为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产业结构互补、经济协调发展协作、打破区域发展失衡创造有利条件；这也将为我国突破传统行政区划和市场壁垒，进而促进经济相关要素自由流动，最终实现市场资源的高效配置和区域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等创造有利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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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文献综述
一、营商环境的研究动态
营商环境（Doing Business）的利弊是国际上企业评价某个国家（或地区）进行投资与管理的重要参考依据（何婉钰，2017）。国内外学者对营商环境的定义、相关指标（诸如经济发展和跨境贸易等）之间的关系、指标的分类均进行了详细的实证研究。
国内外学者对营商环境指数（Doing Business Index，DBI）进行了比较详细的研究。基于外国直接投资（简称 FDI，下同）的视角，综合开发研究院将营商环境的投资指标划为五个层面：基础设施、市场环境、政治条件、政策条件与社会以及经济宏观环境（何婉钰，2017）。国家信息中心（2003）关于投资环境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划分，并在此基础上划分了十个指标：基础设施、技能和技术T 赋、国际一体化、税收负担以及司法效率等方面。在此基础上，孙玉玲（2016）认为，构造营商环境的子指标可归为两个方面：一是涉及到商业法律法规所监管的强制指标，二是涉及监管成本及其复杂程序性的指标。El-hadj Bah 等（2015）认为，营商环境可以划分为五个类别：腐败、犯罪程度、基础设施水平、金融发达程度以及市场监管环境。根据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2004）和其前副总裁Stern（2002）认为，世界各国（或地区）的营商环境可归结为三类因素：第一类是有关政府官方机构及其制度的因素，第二类是有关宏观（或国家）经济的因素，
第三类是有关基础设施层面的因素。Wach Krzysztof（2008）则认为，地区营商环境指标可划分为高素质的人才、知识和技术转移、当地社区的生活标准以及交通运输和电信等基础设施等九个类型。在营商环境指标的测度研究层面，Djankov S 等（2002）认为，基于全球每个国家（或地区）营商环境综合指标的相关面板数据研究，表明营商环境综合指数排名靠前的国家（或地区）对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影响。基于以上研究结论，Busse 等（2008）、Gani 等（2015）以及 Farok J 等（2020）则继续采用面板数据进行深入研究，发现 FDI 对营商环境综合指标也有显著的影响。而Azmat 等（2013）则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OECD）成员国收入分为高、中、低三类，进而对营商环境下各级指标和服务贸易的关系进行研究。近些年来，国内学者对营商环境也进行了相关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董志强等（2012）根据 2008 年中国大陆地区（除西藏外）省会城市营商环境的面板数据，证实了城市营商的软环境同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密切关联，且结论表明优化营商软环境对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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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营商环境与产业转移相关理论概述
第一节 营商环境理论概述
营商环境指标（Doing Business Index，DBI）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和积累，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指标体系，成为当前国际上评判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等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准之一。国内外众多学者认为，营商环境指标可大体划分为经济、政治、市场、金融融资以及社会化服务等诸多方面，也就是说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1，需要营商环境的协助并发挥其作用。基于此，张莉（2017）认为，营商环境指标不仅涉及到产业结构、技术成本以及基础设施等硬环境，也涉及到与企业筹划经营有关的一系列政策机制、市场环境以及社会法治等软环境，即是结合了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复合评价指标体系。因此，长江经济带地区营商环境指标通过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协同发展，进而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格局形成，也将影响到长江经济带地区营商环境优化目标的实现，最终实现长江经济带地区整体营商环境的协调发展。
在此基础上，本文在评价长江经济带营商环境指标体系构建的方法方面，把“社会－经济－市场—生态—文化”模式视为构建营商环境指标系统理论。在评价方法方面，国内外学者分别运用层次分析法等方法评估得出了营商环境综合指标水平。然而，以上三类方法各有优缺点，为了得到客观的结果，本文在综合考虑三类方法的优缺点的基础上，最终采用了目前在权重赋予方面的研究比较多的客观、成熟的熵值法。熵值法由于可以利用决策矩阵中的数值信息计算权重，没有引入主观判断，进而广泛应用于权重测度，即用来判断某一指标的离散程度的数学方法。也就是说，熵值法的总体思路是依据某指标变异性的大小，进而确定其客观权重的大小。本文为分析长江经济带沿线 11 省市各指标对营商环境的贡献度，通过对营商环境各个四级指标之间的两两比较，进而确定合适的标度，得到客观准确的研究结果。同时，为了比较 2001~2017 年间各地区不同时期的营商环境水平，本文对长江经济带地区营商环境的熵值法进行了一些改进研究，即加入了时间变量，进而使得分析结果更具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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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产业转移理论概述
产业转移（Industrial Transfer）是指由于产品需求（或资源供给）条件发生改变，随后引起某些产业从一个地区（或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地区（或国家）的经济过程与活动。因此，本文将基于经济地理学和产业经济学等基础理论，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各省市的产业转移进行概述。一般来说，各省市的产业转移能够反映出各个时期区域产业经济相关指标在地理区位的相对转变，进而解释地区（或国家）产业转移的水平和方向，即产业转移既有其他地区对本地区产业的转入，也有本地区向其他地区的转出（孙晓华等，2018）。本文为了得出产业转移的相对程度，并能充分反映出时间、产业间以及区域间等方面的动态变化和地位作用，基于投入产出法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各省市的产业转移进行定量测度（刘红光等，2014）。在此基础上，本文主要根据彭敏和熊科（2018）对广义条件下的产业转移的定义进行研究，为了简化分析，定义长江经济带地区的产业转移是该区域某一省（或市）的中间需求增加引起了另一地区某一产业部门的产品增加，这个过程可以看作是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的产业转移。可以看出，在长江经济带地区的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将有助于促进各省市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进而有助于促进各省市经济的协调发展。
目前，国内多数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地区的产业转移，主要集中在产业转移的内容、产业转移的时空维度、产业梯度以及产业的转出地和承接地等方面。本文基于区域间的投入产出法，重点研究和探讨了长江经济带沿线 11 省市不同时期的产业转移净转移和主要产业的转出地与承接地等内容。本文基于国内学者对产业转移的研究成果，为了分析长江经济带沿线 11 省市资本、劳动、资源以及技术四类要素密集型产业及其在产业转移中所具有的作用与地位，并先后分析总产业经转移率、总体产业转移的时变率以及单一产业的净转移率等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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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长江经济带地区营商环境指标测度 ................... 15
第一节 长江经济带地区营商环境指标体系构建....................... 15
一、营商环境指标体系构建基本思路 ....................................... 15
二、营商环境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16
第四章 长江经济带沿线地区产业转移的实证分析 ............. 32
第一节 产业转移研究的模型、方法................................. 32
第二节 数据说明与处理........................................... 36
第三节 长江经济带沿线地区产业转移的测算与分析................... 37
第五章 营商环境对产业转移影响的实证研究 ................. 46
第一节 数据说明与处理........................................... 46
第二节 营商环境对产业净转移率影响的模型设定..................... 47
第三节 实证结果与分析........................................... 48
第五章 营商环境对产业转移影响的实证研究
第一节 数据说明与处理
本节结合第三章得到的长江经济带地区营商环境指标和第四章测算得到的产业转移相关指标进行分析，主要为研究营商环境二级指标对长江经济带产业转移的影响。具体来说，本节主要从长江经济带 11 各省市地区的营商环境着手，分析其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分别对地区产业转移的影响程度，主要目的是为了得到长江经济带地区营商环境对产业转移的规律性结论。
本节数据的主要来源是 1996~2019 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人民网、新华网以及长江经济带沿线 11 省市的统计局数据和各省环境状况公报等。出于将数据更准确地应用于实证分析的目的，本节对相关指标数据进行了统一选取和调整，得到了本章所使用的数据。在实证分析具体产业的选择上，考虑到数据较少，且数据差异较小等原因，本节使用各个要素密集型的分类方式替代单一产业的实证分析，其中各要素密集型产业是该分类下所有单一产业SNFI 的总和。
具体来看，为了检验长江经济带地区营商环境对产业转移的效果是否明显，并主要研究长江经济带地区营商环境二级指标对产业转移的 SNFI 指标的影响关系，本节选取了 2002~2007、2007~2010、2010~2012 年测算的总体产业转移率的NFI 指标值和单一产业转移率的 SNFI 指标值作为被解释变量，对应时段内长江经济带地区营商环境综合指标、二级指标的动态变化率为解释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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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一节 主要结论
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发展阶段，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产业结构升级对其经济增长的影响越来越明显。2018 年李克强总理强调党中央、国务院要贯彻落实新时代相关指导思想，并提出需着力加快新旧动能合理的转换，推动地区经济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促进产业合理有序转移的相关理念。其后，国务院于 2019年 11 月召开的常务会议提出，要求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并指明了政府经济发展工作的方向是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可见，长江经济带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不能仅靠比优惠政策的多少，还要靠对比营商环境的优劣。
本文对长江经济带地区营商环境对产业转移的影响展开研究，探讨其基本内在逻辑与策略行为。对此，本文首先对长江经济带地区营商环境指标采用改进的熵值法进行了测度，引入时间变量构建了营商环境指标的模型。其基本思路是参考国内外对营商环境指标的设定和评估为依据，选取使用2001~2017 年长江经济带地区各省市的社会、经济等数据，采用改进的熵值法，运用 Matlab R2016b 软件计算各省市营商环境各级指标的权重（详见附录 A），进而对营商环境指数进行评估和排名，并从局部和整体的角度出发，分析影响长江经济带沿线 11 省市营商环境改善的相关因素。其次，在不考虑产业竞争性的条件下，结合 2002 年、2007 年、2010 年、2012 年地区间投入产出表数据，基于投入产出法计算出长江经济带沿线 11 省市与净转移率相关的一系列指标，并分析各省产业的主要承接地和转出地。最后，本文利用长江经济带地区营商环境相关动态指标数据和产业净转移率相关数据，分析营商环境二级指标分别与长江经济带产业部门资源、劳动、资本、技术四类密集型的影响关系，并讨论营商环境二级相关指标在产业转移中的表现。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