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色收入形成机理、规模测算及其对收入差距的经济学影响研究

本文是一篇政治经济学论文，本文认为灰色收入产生的直接原因在于熟人社会的非正式制度环境以及当前社会中的正式制度漏洞，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中国灰色收入的动力机制。

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经济转型大幕拉起，中国逐渐从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化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同时伴随着产业工业化、居民城镇化、社会现代化。时至今日，三十余年在曲折中不断前进，依然未能彻底实现。这是因为除了经济体制转型之外，中国同时还面临着消除城乡二元结构、解决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发展、调整经济外贸结构等其它繁重的任务，所以其转换难度和所耗时间远超预期，同时由此出现的各种新问题更让人始料未及。
灰色收入现象就是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产生的新问题，其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政府行政监督机制的缺失催生了大量寻租行为；意识形态的分化和价值伦理观的错位导致劳动者对灰色收入的孜孜以求；财税和法律制度的漏洞致使社会对灰色收入监管乏力。而且中国灰色收入规模相对西方发达国家较大，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文章主要的贡献在于利用比例效用模型，分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地区测算出了近十年来各省级行政区人均灰色收入规模。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不同地区灰色收入的总量特点和变化趋势，结论为东、中、西部 2006-2015 年人均年灰色收入分别为 4988.60 元、4064.51 元、2888.78 元，据此提出灰色收入与合法收入正相关的假设。同时观察各年变化趋势可以看出，自十八大以后，东部地区灰色收入规模得到明显抑制，而中西部地区却并非那么显著，本文认为主要是中西部地区市场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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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意义
1.2.1 理论意义
中国灰色收入形式多样，规模较大，影响着合理收入分配秩序的形成。当前国内外学者已经开展了一些关于灰色收入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重点关注灰色收入的界定、测算和可能的原因分析，却忽略了对灰色收入形成的理论机制研究，也未能更深层次分析灰色收入的根源。本文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根据三种灰色收入的各自特点，认为其来自个人凭借对生产要素占有或者基于行政权力而形成的对他人应得价值的侵占。这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对收入分配领域问题的发展，通过对灰色收入根源的剖析，可以更好地理解其形成机理，从而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
1.2.2 现实意义
随着社会对灰色收入现象关注度的不断提高，测度其规模是灰色收入治理研究的基础，但目前国内外的研究尚停留在测度思路和方法探讨方面，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规范，关于灰色收入规模的估算也停留在个别领域，缺乏整体性。现有研究主要借用收入、消费与储蓄等统计数据估算或者通过定向调查法进行，前者准确性不高，后者成本较大。故本文基于研究消费者收入消费行为的比例效用理论视角，构建了包含价格因素的综合消费储蓄恒等式模型，再根据对消费者每期可用货币的组成部分及其来龙去脉的假设，计算出了各地区人均年灰色收入规模。最后，将得到的灰色收入规模作为被解释变量，选取教育、合法收入、法律制度环境、市场经济发展的衡量指标作为解释变量，按东中西部三地区分组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得出灰色收入规模与合法收入大小、教育偏离度、非国有经济发展水平的正相关关系，同时与中介组织和法律制度环境评分呈现负相关。如此，本文认为应该加大落后地区的教育扶持力度，完善法律制度建设，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建议解决现实中的灰色收入问题，最终形成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文章现实意义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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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灰色收入及其影响收入分配的研究综述

2.1 灰色收入的内容界定
当前研究主要从经营内容与税收统计角度来界定灰色收入。在国外研究中，匈牙利的科尔内（1989）提出灰色收入是政府未正式许可的经济行为的回报，具体而言不合法的需要打击的行为、不合法但政府默许的行为以及合法的地下经济行为共同组成了这些活动。前苏联经济学家的特·科里亚吉娜（1990）认为灰色经济指未被纳入正式统计的商品生产和服务，主要涉及非正式的经济（包括未被纳入正式统计的商品生产和服务等法律允许的各种经济活动和偷税漏税的经济活动），虚假经济（虚报、侵吞、投机倒把、与获取和转移资金有关的贪污和各种诈骗活动）以及地下经济（法律禁止的各类经济活动）三类。美国经济学家李朴·班·维克尔（1990）认为灰色收入是逃避各种管制，未向政府部门申报纳税的经济行为的结果。国内研究方面，林喆（2004）、马凌（2007）把其看作是游走于非法收入和合法收入边界之间的收入，来源正当但不进行纳税是其主要特点。薛澜（2010）明确指出灰色收入应该分为既不合法也不合理的收入和合理但不规范的收入两种，前者应予以杜绝，后者须及时加以规范管理。王小鲁（2013）将灰色收入的范围扩大化，其包括缺乏确凿证据但本质上非法的收入，违反规章纪律的收入，从社会道德观念出发其正当性需要推敲的收入，以及其余无法说明来源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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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灰色收入的来源分析
康芒斯（1893）首次把制度划分成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同时具体分析了两者的特点和相互关系。凡勃伦（1899）在其著作《有闲阶级论》中指出制度的本质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关系或者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它必须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而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斯（1971）把制度细分为制度本身和实施机制两种，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实施机制的不同，其分类标准就是按照制度的实施机构是否是正式化、制度化的，变化的速度是否具有瞬时性以及对人们的行为是否具有强制性。非正式制度通常具有很大的韧性，要使这一方面的改革深入群众，改变他们的思想习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而且人口流动性越小，阶级间隔越远，改变的进程就越缓慢。哈耶克（1948）认为个人知识的存在是以分散的、不完全的、甚至是以彼此冲突的信念的形式而存在，这表明了非正式制度具有存在上的分散性。而正是由于其存在形式的分散性，导致了其变迁的缓慢性。马克思·韦伯（1904）指出非正式制度在发展的过程中是可以不断强化的，且其强化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具体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多方面，儒、释、道、基督教等宗教文化长期影响着社会人的行为方式。非正式制度的影响会造成路径依赖，费孝通（1948）也指出中国传统的宗法制度导致了“熟人社会”的观念根深蒂固。余军华和夏振坤（2007）从主客观角度分别入手，认为灰色收入产生的主观原因在于市场经济主体利益最大化，而社会需求不断扩大是其客观因素，同时新旧体制转换期政策和法律的真空地带直接刺激了灰色收入现象的产生。公共选择理论之父图洛克直言寻租是“利用资源通过政治过程获得特权从而构成对他人利益的损害大于租金获得者收益的行为”。王小鲁把中国灰色收入规模较大的原因归结于各种制度缺陷，这些漏洞导致诱发作用代替了其应有的遏制和监督作用。贾晨星和吴昊（1993）站在新的视角看问题，认为国家为了应对通货膨胀而发给职工各种物价补贴是造成隐形收入的直接原因。秦岭（2000）指出灰色收入产生的前提是各类生产要素由计划评价向市场评价的转变，而社会分配中缺乏与之相适应的完善的行政、法律、道德等制度约束才使得灰色收入的产生成为必然。Svensson（2003）在分析行贿行为时指出，企业是否行贿以及行贿多少主要取决于其能够或拒绝行贿的能力，前者取决于企业的利润情况，后者在于企业能多大程度地“用脚投票”将自身搬迁至其他地区。杨大光（2003）提出作为理性经济人，灰色收入的供求双方都会根据其投入产出去决策，供求分析的展开可以直接解释其产生的动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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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灰色收入的形成机理分析 ........................... 10
3.1 灰色收入形成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 11
3.2 灰色收入形成的动力机制 ....................... 13
第 4 章 中国灰色收入的规模测算 .................................. 17
4.1 理论背景 ......................... 17
4.2 估算方法 ..................... 18
第 5 章 影响灰色收入规模因素的实证分析 .............. 25
5.1 面板模型构建 ................... 25
5.2 数据来源 ...................... 25

第 6 章 灰色收入对收入分配影响分析

6.1 灰色收入对社会的影响
本文认为需要从积极与消极两方面分别把握灰色收入对社会的整体影响：
从灰色收入的积极作用来看：（1）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旧有的利益分配格局，缓解了行业间、工种间由于利润分配差距过大而产生的心理上的不平衡，对本来收入较少且渠道单一的劳动者具有刺激作用。从这个角度出发，灰色收入客观上起到了缓解局部矛盾、稳定社会的作用。（2）其促进了科研教育的进步，加快了经济建设的步伐。因为劳动者通过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开展第二职业，可以把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充分运用于工作中，将人的劳动力价值最大化。例如高校教师参加学术交流、举办学术讲座，在增加了自己的收入的同时一方面弥补了社会办学师资不足的问题，又可以进一步提高自身的学术造诣，为本单位、乃至社会作出更大贡献。（3）其对合法经济不能保障的市场短缺形成了补充，调动了部分群体的生产积极性。当合法经济不能实现商品或劳务供求均衡时，灰色收入所依附的隐形经济便可以弥补市场短缺，尽管承担责任的形式可能是扭曲的。灰色收入最大程度地调动了人才和资源供给的积极性，尤其是社会中某些部门因政府管制严格，企业通过把灰色收入与工人的工作表现挂起钩来而形成一种激励机制，从而提高了企业的运行效率，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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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对中国灰色收入的来源、形成机制、影响因素以及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进行研究，并采用 2004—2015 年的统计数据进行实证，得出如下结论。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