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本文主要以改革开放初期日本援建上海宝山钢铁总厂为考察对象，着重对日本在中国筹建宝钢阶段和宝钢一期工程建设过程中的援助和两国就就此展开的互动进行全面的分析并给予客观的评价。
从中国的角度看，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两国经济上的互补性愈加凸显。中国需要国外先进技术、政府贷款来发展工业，振兴经济，而日本强大的经济实力和便利的地理条件正是中国所看好的。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首先对日本对华 ODA 的实施过程进行总体回顾，然后从微观着手，对日本援建上海宝山钢铁总厂进行实例分析，指出中日两国经济合作的互惠互利的性质。
第一章 1970 年代末日本的对外援助及对华 ODA 的实施
日本属于海岛型国家，自然资源极端贫乏，加之国内市场狭小，贸易立国自然成了其长期的国策之一。战后日本的“经济外交”是以经济手段为主要行为方式，以对外开发援助为中心和先导，来实现其国家战略。众所周知，随着战后日本国家发展战略的不断变化和日本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的差异，日本对外援助的方向与目标也在发生变化。但不管时势如何变化，日本都清楚地认识到亚洲的繁荣、和平与进步对日本来说至关重要。因此，早在 1950 年代，日本吉田茂内阁就将“经济外交”明确规定为日本外交的重要课题之一。而 ODA 则是战后日本经济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实施经济外交的重要手段和媒介，且随着 1960 年代末期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其与美欧各国的经济摩擦逐步升级，而 ODA 的重要性也由此日益突出。以至于有学者这样表示：“日本是唯一一个极度重视作为外交手段的援助的国家。其他国家都只把援助视为本国外交政策中次要的或从属的因素，因为，在他们看来，援助对于国家利益所能做到的实在有限。”①战后日本“经济外交”以经济手段为主要行为方式，以对外开发援助为中心和先导，以实现其国家战略目标。而这也为日后中日间的经济合作打下了基础。以日元贷款为主的日本对华 ODA，从 1979 年宣布实施到 2007 年中日双方外长签署最后一批日元贷款协议，日本对华经济、技术援助遍布全国各地，涉及基础设施建设、环保、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及人才培训等多个领域。从日元贷款的实施方式看，1979—2000 年是“多年度决定”方式，2001—2007 年是“单年度决定”方式，前者是“情念型”主导下中日友好的一种象征，后者则是中日关系波折不断的一种折射。前者基本为配合中国的“国民经济与发展五年计划”，贷款主要投向基础设施建设，地域偏向东部沿海，这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资金、技术付诸阙如的情况下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后者则主要投向环境保护领域，地域偏向中西部内陆，为中国的环保及中西部地区的脱贫扮演了重要角色。对此，中国政府给予了很高评价，也多次表达了谢意。作为一种政府行为，ODA 种种有利于日本自身国家利益的做法仅是“利己”性理念的体现，而从其在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的同时也大大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这一点而言，可以说其过程和结果俱是互惠互利的。
第一节1970年代末日本对外经济援助概述
ODA（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是政府开发援助的英文缩写，译成中文亦可称之为官方发展援助，它是由发达国家组成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下属的“开发援助委员会”（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 DAC）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赠与率不低于25%的大规模经济援助①。ODA是一种政府行为，因此在以DAC为主导的国际援助体系中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二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被美军占领，其国民经济体系遭到极大的破坏。战争结束初期，美国决意严惩日本，因此其战前著名的大财阀纷纷遭到美国的肢解，并且失去了全部海外市场。但五十年代初，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美国转而大力扶持日本以对抗“共产主义”的威胁。在美国的大力援助下，日本确立了经济中心主义的发展战略，并借助朝鲜战争爆发后的“特需景气”，使其经济迅速恢复并超过了战前水平。
为改变曾经的侵略国家形象，日本确立了“以联合国为中心”、“日美基轴”和“经济外交”三大外交原则，1952 年即开始对外提供出口信贷，同年加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56 年日本顺利加入联合国，1959 年加入“国际开发协会”（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IDA）,1960 年 3 月，又加入由发达国家成立的“开发援助集团”（DevelopmentAssistance Group: DAG）,次年，日本成为 OECD 所属的 DAC 成员国，从而正式成为以美国为首的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援助体系的一员。1960 年，日本ODA 总额为 0.977 亿美元，翌年增加到 1.69 亿美元，到 1965 年则增加至 2.438亿美元，1970 年又增加至 4.58 亿美元。
总体而言，1960 年代 ODA 的增长率高达15.7%，在DAC成员国中所占比例也从1961年的2.1%增加到1970年的7.7%，其排名仅次于美国、法国、联邦德国和英国之后，位列第五。③1968 年，日本 GDP 跃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二，成为仅次于美国与苏联的世界性经济强国。在此背景下，进入 1970 年代以后，为进一步创造于己有利的国际环境，也为因应国际社会对日本 ODA 的期待与要求，日本开始运用 ODA 这一经济外交的手段，进一步拓展其国际影响力。1973 年 10 月，由中东战争引发的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伊斯兰世界反美情绪高涨。由于日美的战略同盟关系，中东国家决定减少对日石油出口。这对资源匮乏，石油对外依存度高达 99.7%的日本无异于是一次沉重打击。石油危机迫使日本政府对现存的国家安全战略提出新的思考，由此能否保证石油等战略资源的稳定供给成为日本决策层首要考虑的重大问题。因而福田赳夫首相执政伊始即提出了“经济安保”这一概念。①以此为背景，日本的对外援助在很大程度上被纳入到了“经济安保”的战略服务轨道之中。
根据这一战略，日本对其外交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以往一味地亲美路线被亲阿拉伯国家的路线所取代，战后的日本首次尝试了“自主外交”。田中内阁先后派三木武夫副首相等政府要员，以提供经济援助为礼物，对中东各国进行了国事访问。
第二节 日本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积极姿态
1970 年代末的日本早已跻身世界经济强国之列，其经济实力之雄厚，就连名列世界第一的美国也未免刮目相看。彼时正值“第一次 ODA 中期目标”推行之际，因此日本的 ODA 总额处于大幅放量增长的状态。1972 年 9 月，中日两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到了 70 年代末，两国关系正处于蜜月期，无论是政府或民间都洋溢着友好的氛围。可以说，包括在野党在内的日本各政党都较为珍视刚恢复不久的中日邦交。1978 年 8 月，中日两国又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使得两国间的友好氛围更近了一步。以此为背景，日本对华提供 ODA 的态度是明朗而积极的。大平正芳首相于 1979 年访华期间所做的演讲就明确表达了日本政府的积极态度，他说：“世界各国都认为应当祝福贵国（中国）的现代化政策，这完全是因为这一政策直接关系到国际协调的核心问题，并且更加富强的中国的出现可望使世界更加美好。我国之所以大力推行对中国的现代化进行合作的方针，不仅有我国自己的考虑，而且也是由于有这种全世界的期待在做后盾。①
第二章 新日铁援建宝钢及中国续建宝钢的困境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从落后至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其间经历了一个曲折地发展历程。今天追溯这段历程，不难看出，日本积极援建宝钢，从政治层面而言是支持中国实行现代化建设。日方认为中国的稳定与发展有利于亚洲的和平与繁荣，从而也为日本的经济发展提供安定的周边环境，因而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这种“利己”性从经济层面来看，即表现在新日铁负责人通过援建宝钢一方面为自身创造大量经济利润，另一方面为防止宝钢成为其竞争对手，在技术转让方面留有余地。经济层面的“利己”性因素为当时处于“蜜月期”的中日关系横添了一丝杂音，但瑕不掩瑜，从宝钢建成后大大缩短了中国钢铁行业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这一点来看，中方对日方的援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表达了谢意。从这个意义而言，无论是过程还是结果，日本积极援建宝钢对中日双方都凸显出了互惠互利的特质。此外，日本援建宝钢原本与日元贷款无涉，是日本政府在中方进行国民经济调整的背景下，将第一批日元贷款的后两个项目转为“商品贷款”，才使得宝钢一期工程得以续建，因而宝钢属于日元贷款中的特例，是日本政府“政治决断”的结果，也是“情念型”主导下日本政府为推进中日友好的善意举措。
第一节 宝钢筹建的背景
钢铁是非常重要的基础原材料，也是全世界使用最广泛的金属材料之一，钢铁工业更是一国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基础产业，钢铁工业的发展水平决定了一个国家装备制造业乃至国防工业的发展水平。18 世纪 60 年代开始的英国工业革命使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自此，一国钢产量的多寡便成为其国力强盛与否的标志。无论是老牌资本主要强国英法还是后来居上的美德，钢铁制造都被置于重中之重的地位。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日本钢铁业的生产工艺以及管理水平同样位居世界前列。19 世纪后半期，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侵略的加深，在被迫打开国门的情况下，中国的近代机器工业诞生了。钢铁工业是其中产生最早、影响最大的部门之一，清同治年间（1871 年），福州船政局锤铁厂和拉铁厂的创办标志着中国钢铁工业的诞生。①此后，清王朝陆续开办过贵州青溪铁厂（1885 年）、汉阳铁厂（1889 年）。但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即使最盛时期的粗钢年产量也仅为 92.3万吨，1949 年更下滑至粗钢 15 万吨。①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改变我国钢铁工业落后状况，中国政府借鉴“苏联模式”，优先发展重工业，钢铁业也因而被置于最优先发展的地位。②至“文革”结束，中国改造了一批旧钢厂，同时兴建了一大批颇具规模的大钢厂。如包钢兴建于 1955 年，20 年达标，年产量 150 万吨；武钢兴建于 1957 年，8 年达标，年产钢 200 万吨；攀钢兴建于 1965 年，10 年达标，年产量 200 万吨。但旧中国钢铁业发展过于滞后，加之“文革”动乱造成的发展停滞，使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愈加扩大。如日本在 1960 年的年钢产量为 2200 万吨，1973 年即达到 1.19 亿吨，翻了两番半。全国 1000 万吨级的大钢厂 10 多个，最大的钢厂可达 1600 万吨。③从 1970 年代起，美国建造了 3座 600 万吨规模的钢厂，联邦德国将 4 座钢厂改造为年产 600 万吨的规模，这些达标期均未超过 5 年。同期韩国兴建了一座年产 1000 万吨的钢厂，台湾地区与巴西也分别兴建了一座 500 万吨与 600 万吨的钢厂。截止 1977 年，中国钢产量为 2374 万吨，其中成品钢 1633 万吨，当年轻工系统所需钢材约 200 万吨，国内仅能满足需求的近 1/2。当时全国人口接近 10 亿，人均占有钢仅 24 公斤；而当时美国人均量为 230 公斤，日本与西欧平均为 150 公斤，第三世界平均水平也在 100 公斤左右。④
第二节 日本援建宝钢与新日铁的积极作用
“文革”结束后的中国，自从实现“拨乱反正”，全国上下立即以一种饱满的热情积极投身于经济建设之中，然而建设资金的匮乏和科技水平的落后却时时掣肘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如前所述，宝钢的建设同样受制于这一瓶颈问题，于是引进外援就成为解决这一难题的必然选择。但中国曾长期受“左”的干扰，自力更生的意识形态被无限制地拔高，视外资外援如洪水猛兽，将其一概拒之门外。直到打倒“四人帮”后，中央及部委领导大批出国考察，在惊叹发达国家科技发展水平的同时才坚定了引进外援的决心。对此，邓小平曾说道：“我们现在的生产技术水平是什么状况？几亿人搞饭吃，粮食问题还没有真正过关。我们钢铁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只有国外先进水平的几十分之一。新兴工业的差距就更大了。在这方面不要说落后一二十年，即使落后八年五年，甚至三年五年，都是很大的差距。认识落后，才能去改变落后。学习先进，才有可能赶超先进。
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①中国在历史上对世界有过贡献，但现在长期停滞，发展很慢。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向先进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被叫做“崇洋媚外”。现在大家明白了，这是一种蠢话。我们派了不少人出去看看，使更多的人知道世界是什么面貌。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由于受林彪、“四人帮”的干扰，我们国家的发展耽误了十年。
六十年代前期我们同国际上科学技术水平有差距，但不很大，而这十几年来，世界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差距就拉得很大了。同发达国家相比，经济上的差距不止是十年了，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地方甚至可能是五十年。到本世纪末还有二十二年，二十二年以后，世界是什么面貌？包括你们在内的发达国家，在七十年代的基础上再向前发展二十二年，将是什么面貌？我们的四个现代化，要在本世纪末达到你们的水平已不容易，要达到你们二十二年后的水平就更难了。所以，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②
第二章 新日铁援建宝钢及中国续建宝钢的困境...........17
第一节 宝钢筹建的背景...........17
第二节 日本援建宝钢与新日铁的积极作用............24
第三章 建设宝钢的波折与日本ODA...........38
第一节 “宝钢合同变更事件”与日本 ODA...........38
第二节 日本援建宝钢过程中存在的问题............43
第三节 日本援建宝钢“一期”工程的重大意义...........48
本章小结...........51
结语...........53
结语
宝钢是因应上海地区长期缺铁及我国钢铁行业严重落后的现状而筹建的。在当时中国资金、技术均付阙如、形格势禁的情况下，日方积极主动地在技术、资金两方面给予大力援助，不但使宝钢成为当时中日经贸合作的重要内容，也是“情念型”主导下中日友好的重要见证，更使我国钢铁行业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被大大缩短了。因此，日本援建宝钢体现出来的“利他”性是显而易见的。
最后需要提及的是，围绕援助问题的中日身份认同已开始改变。2011 年 3月 11 日，日本东北地区发生里氏 9.0 级强震并引发海啸和核危机后，中国不但向日提供各种抗灾物资和器械，还首次派遣救援队赴日救灾，单纯的“受援国”身份也因而发生转变。与此同时，中日已经决定在对非等第三方援助问题上相互合作、加强交流，彼此成为“援助合作方”。
参考文献
1.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B246—1—1264—50关于要求尽快落实宝钢大件运输所需起卸设备的紧急报告
2.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B246—1—1265—36 关于建立上海市宝钢工程进口物资接运办公室的请示报告
3.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B246—3—550 彭冲、韩哲一、严佑民书记在市党校、宝钢和工代会、教育等会议上的讲话
4.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B246—3—560 国家建委、建材总局关于研制地震动台、完成电力、煤炭、基本建设任务、宝钢建设物资衔接会议，加强基本管理的几项规定等通知
5.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B246—3—440 上海市革委会工交组办公厅关于工交系统基建、设备、劳动调配、工资福利的请示、报告、批复
6.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B246—3—558 国家计委、经委、建委、财政部关于下达一九七八年纺织技措项目费、产品、质量、新技术推广项目、挖潜、革新、改造项目普查方案、宝钢协作会议纪要等通知
7.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B257—3—189 本局（上海市城市建设局）关于宝钢建设选地规划反映和市政设施及经费等问题的意见报告函
8. 重庆钢铁设计院技术情报科：《新日铁君津钢铁厂的建设和操作》，上海冶金设计院翻印，1977 年 11 月
9. 重庆钢铁设计院技术情报科：《新日铁大分钢铁厂的技术介绍》，上海冶金设计院翻印，1977 年 11 月
10. 《新日铁的企业管理》，宝钢总厂资料室翻印，1979 年 12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