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前言
1.1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长期以来，受到我国社会制度的影响，“国家分配论”成为我国财政税收理论核心思想，“皇粮国税”的概念深入人心，政府作为一个抽象概念，超越社会、超越自然，成为国家的主宰。税收被定义为纳税人单方面无偿行为，具有“无偿性”、“固定性”和“国家强制性”。税收成为以政府为主体的，在政府与纳税人之间形成的社会剩余产品分配关系，政府的权利被放大，同时纳税人的义务被强化，权利却被忽视，最终形成了政府和纳税人之间不对等的权利义务关系。税收契约论将契约论思想中的公平、平等、民主、自由、诚信等价值内涵逐步引入税收领域，以一个契约的视角来阐述税收的本质，强调政府和纳税人是地位平等的契约订立双方。根据税收契约论的思想，政府是公民的权利让渡的结果，存在的根本目的是为公民提供公共服务。税收是纳税人为了享用公共服务而让渡给政府的一部分既得利益，其实质是纳税人为其享用公共服务所支付的必要费用。政府征收税收是为了将其作为财政收入以履行契约中的政府职责，提供公共服务。
根据契约的平等互利思想，纳税人缴纳税收并不意味着放弃对这部分收入的所有权，政府在取得税收后应向广大纳税人提供符合他们意愿的公共服务，同时接受纳税人的制约和监督。对“税收契约论”思想理论的研究无疑为我国存在的众多财政税收问题拓展出一个全新的研究思路，在对税收遵从问题研究上也不例外。对税收遵从问题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与由 Allinghaln 和 Sandmo(1972)建立的个人的逃税理论模型，即 A-S 模型，模型假设纳税人为完全理性人，出于预期效用最大化的考虑，稽查率和处罚力度是影响纳税人税收遵从行为的关键因素。A-S 模型是研究税收遵从问题经典之作，广为后人借鉴和发扬，但是不足的是，它仅仅从经济上研究税收遵从问题，忽视了其他因素对纳税人的影响，即纳税人可能具有不完全理性。前景理论在税收遵从研究上的应用，是基于纳税人的“不完全理性”，它将经济学、行为学、社会学和心理学巧妙的融合在一起，认为纳税人的行为决策会受到自身对税收公平的认知以及对任何相关政府支出的公平性的认知等因素的影响。由此可见，由于纳税人不完全理性的存在，纳税人税收遵从行为的影响因素变得多方面多层次，这并不是局限于经济因素，同时还包括社会环境、心理诉求和税收文化等等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税收不遵从问题愈演愈烈，政府不断的加大打击力度，从税源和税收征管多方面严厉整治偷、逃、骗、抗税等税收不遵从问题。
与此同时，在全国各级国地税机关开展各项纳税服务工作，力图通过加强税务队伍建设、提高纳税服务质量来遏制税收不遵从行为，必须强调的是，各方面的工作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我国的税收流失规模仍然非常大，税收遵从问题不容乐观。2009 年，税务稽查部门对 31.3 万户纳税人进行检查，共立案查处税收违法案件 22.6 万件，查补收入 1192.6 亿元。其中，查处百万元以上税款案件 5263 件，查补收入 229.9 亿元。1另一方面，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有了明显改善，但在公共服务的提供特别是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方面仍存在着许多问题：从总量上看，我国的公共服务投入规模占总体财政支出的比重长期远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我国人口众多，公共服务提供的缺口仍然很大；从资源分配上看，我国长期存在“二元经济结构”制约着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发展，公共服务提供横向不公平现象严重；从公共服务提供的效率上看，我国民主化进程缓慢，缺乏公民意愿的表达渠道，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并不能完全体现公民的意愿，加上政府腐败的倾向和“X-非效率”现象的存在，大规模的公共服务投入并没有必然的引起公民社会福利的增加和公民满意度的提高。
综上所述，在我国税收不遵从问题与政府公共服务提供特别是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总量少、效率低问题长期并存。与此同时，纳税人的民主、公平、平等的意识增强，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税收契约关系逐渐深入人心，纳税人对税收立法和税款使用上民主决策的意愿越发强烈。由此，笔者在总结前辈们的研究经验，将公共服务的范围进一步的限定为基本公共服务，大胆假设，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提供能力会直接或者间接影响到纳税人的税收遵从行为决策。那么，基本公共服务提供和税收遵从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如果存在，它们又是如何相互作用的？有多大的影响程度？带着这些疑问，论文将通过相关性分析，建立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博弈模型，探讨基本公共服务提供与税收遵从行为决策之间的关系。同时，笔者建立我国基本公共服务提供能力指标体系，利用现金比率法测算出我国各时期税收流失规模，以此作为我国税收不遵从现象的反映指标，通过将两者进行回归分析，进一步验证基本公共服务提供和税收遵从之间的相关性和作用机理。
2.税收遵从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2.1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基础理论
公共服务（Public Service）又称公共产品、公共财物或公共物品，最早于 1919 年由瑞典经济学家林达尔提出，是一个与私人服务(Private Service）相对应的概念。1954年，萨缪尔森首次明确界定了“公共产品”这一概念，他将公共产品定义为：“必须由集团中的所有成员均等消费的产品。如果集体中的任何一个成员可以得到一个单位，那么根据定义，该集团的每一个其他成员也必须可以得到一个单位。”他所指的公共产品是纯公共产品（Pure Public Goods），在消费中具有非排他性（nonexclusively）和非竞争性（nontrivially）两大特征。詹姆斯•布坎南在 “俱乐部理论”中，提出存在这样一种物品，它们不完全具备公共物品的两个特性，只有非排他性，或者只有非竞争性，即准公共物品理论。他对公共物品的定义更加广泛，即“任何集团或社团因为任何原因通过集体组织提供的商品或服务，都将被定义为公共品”。
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在经济学上认为是一个混用的概念，指政府为回应社会的公共需求，对公共资源进行配置，为社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总称。公共服务在供给上具有普遍性和公平性；在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根据公共服务水平，可以将公共服务分为基本公共服务和非基本公共服务。基本公共服务是政府为了保障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社会权利（包括基本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基础福利水平，必须向全体居民提供的基础性公共服务。非基本公共服务是指政府为回应社会更高层次的公共需求，为了提高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而提供的更高层次的公共服务。
3.税收遵从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26-34
3.1 基本公共服务提供对税收遵....................... 26-28
3.2 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效率对税收....................... 28-30
3.3 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博弈 .......................30-34
4.税收遵从与基本公共服务....................... 34-48
4.1 我国基本公共服务....................... 34-40
4.2 我国税收遵从的测量....................... 40-45
4.3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45-48
5.提高纳税遵从行为的策略分析....................... 48-50
5.1 推行预算民主制....................... 48
5.2 提高地方公共服务提供能力....................... 48-49
5.3 重塑政府公众形象....................... 49
5.4 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统筹....................... 49-50
结论
长期以来，对税收遵从问题的研究都是税收理论和实践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前人的研究更多的选择稽查和处罚力度、税率、税收不遵从成本、纳税服务等方面进行分析，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论文选取一个全新的视角，将研究对象锁定为基本公共服务提供能力，通过相关性分析、博弈模型的建立和实证分析，最终得出结论，证明基本公共服务提供能力的提升将有助于提高纳税人税收遵从程度。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笔者也遇到了许多的困难和阻力。首先，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论文的数据搜集上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有时只能放弃最优数据，选用次优数据进行分析，所得出的结果与实际情况会有差异。
另外，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水平的衡量十分复杂，受到自身知识储备的限制，论文建立的基础公共服务提供能力指标体系没有考虑公民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满意度等社会、心理因素，并不能全方位的反映出我国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的实际效率。在税收遵从度的测量方法上，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此并没有一个定论，论文选用了现金比率法对我国地下经济规模进行测算。然后，现金比率法具有其本身的局限性，现金比率法的核心假设是公民对现金和活期存款的需求保持不变，即现金存款比率不变，事实上，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信用卡的普及，公民的消费习惯有了很大改变，这也将直接影响现金存款比率的变化。因此，利用现金比率法测算的地下经济规模并不十分准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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