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选题意义
一、研究背景
随着全球气候和生态形势的日益严峻，环境问题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 重大挑战和治理焦点。2017 年《BP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2016 年全世界一次能源消耗高达 13276 百万吨油当量，较十年前的 11267 百万吨油当量增长了约 18%。中国作为工业化进程迅速发展的新兴大国，其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也在快速增加。工业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来工业“三废”、二氧化碳的排放，以二氧化碳为例，由欧洲联盟委员会和荷兰环境评估署组成的 EDGAR 公布的主要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中，2017 年我国以 1033 万千吨位居世界第一，是全球排放二氧化碳最多的国家，美国以 530 万吨位居第二1。2016 中国环保上市公司峰会上的一项成果表明我国几乎所有污染物指标排放量都位居世界第一，工业排放仍然是最主要的污染源。因此不难看出，我国当前应从污染源头出发，制定节能减排的环保措施为可持续发展谋划路径。
江苏一直是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最快、吸收外资最多的省份，其地区生产总值多年来名列全国前三。伴随着高速经济发展的是大量的污染排放，江苏与内蒙古、山西和河北等地一直是高污染物排放聚集地，其工业“三废”排放量呈逐年上升趋势。虽然江苏是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第一大省份，但其生态环境质量较其他省份相比相差较大。由《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报告（ECI 2014）》发布的排名来看，排名第一的是海南，生态环境得分为 93.27，而江苏排名为第二十一，得分仅为 79.11，远落后于同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大省的北京、浙江等发达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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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一、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质量的效应
学术界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研究主要体现在两种相互对立的理论 之上，分别是“污染天堂”和“污染光环”假说。Walter and Ugelow 在 1979年最早提出“污染天堂”假说，Baumol and Oates 于 1988 年对这一假说进行了延伸完善。该假说认为发展中国家为了引入外资，不惜进行“底线竞争”，将自身的环境标准降低以诱使发达国家通过跨国投资的方式将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进而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造成恶劣的影响（张宇、蒋殿春，2014）。Xing and Kolstad（1996）认为高污染产业的转移源于投资、生产的限制和成本—利润差异。夏友富（1999）指出由于环境保护意识的缺乏，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和粗放型发展方式，我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引进缺乏管制，因而污染性 FDI 向我国迁移的路径势必存在，且会给我国生态环境带来负面影响。一些学者以我国特定地区为研对象考察 FDI 与生态环境的单向联系。如熊美珍、祝树金（2007）运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 FDI 和环境污染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并得出 FDI 大量流向了我国的污染型产业，恶化了我国环境质量的结论。应瑞瑶（2006）运用面板数据对 FDI 和环境规制进行了回归，发现二者存在着负相关关系。刘玉凤、高良谋（2019）运用熵权法对我国 31 个省市 2001-2016年的环境污染数据进行分析，发现 FDI 与环境污染有着较强的正相关关系，FDI引入越多，污染物也越多。
Letchumanan and Kodama（2000）等人支持“污染光环”假说。该假说认为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能够通过竞争、示范和学习效应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先进的管理科技和清洁技术，产生较为显著的技术溢出，从而提高东道国的资源能源使用效率，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Elkland and Harrison（2003）通过统计四个发展中国家本国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污染物排放数量，发现本国企业相对于外资企业而言排放的污染物较多，带来的环境负面效应较大。张颜博等(2009)认为尽管 FDI带来的经济规模的扩张加剧了环境的恶化，但其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技术外溢，改善了当地生态环境。臧新，潘国秀（2016）通过对 FDI 对我国物流业碳排放影响的实证分析发现，FDI 的流入明显减少了我国物流业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和排放强度。尹慧，李学迁（2019）基于 2003-2016 年长三角地区的面板数据，研究了FDI 引进质量与环境污染直接的关系，发现 FDI 的引进质量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显著为负，说明 FDI 引进质量越高，越能改善当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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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外商直接投资、国内投资与环境质量理论分析
第一节 经济发展中的生态环境问题
从经济学的层面看，要想解决当前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必须先深入分析其背 后的经济原因。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是调节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如果能合理运用市场机制并辅以合理的政府干预，则资源便能得到有效配置。因此，无论市场失灵或是政府干预不当，都会造成包含 FDI 和国内投资在内的经济活动给环境带来负面影响。
一、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
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认为竞争市场达到的均衡必定是帕累托有效的。也就是说，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市场可以通过价格有效调节资源的配置，而当市场无法有效调节资源配置时便出现了市场失灵，市场失灵的一个重要表现即外部效应。
正如前文所分析，市场失灵和政府干预不当是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的经济根源。这种消极的外部效应自马歇尔和庇古以来就备受关注。外部成本往往是研究环境经济学的逻辑开端，外部成本是外部性的一部分，环境问题所带来的大多数成本都是源于外部成本，但这部分成本往往由社会大众承担而非污染者本身，这就导致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厂商的个人利润最大化与社会的总体福利最大化相悖，这种相悖实际就是污染的过度排放、资源的过度浪费和产品的低效率产出。从本文研究的对象看，跨境投资及国内投资带来的产品和服务价格往往不包含或是不体现环境成本，因而在投资过程中这种外部性常常被忽视。在此过程中 FDI 和国内投资可能会加重市场失灵的程度而使环境质量下降，但污染厂商不需要为自身的污染经济活动付出成本和代价。通常负面的外部性会传导给居民和大众，而厂商在进行经济行为时只核算生产成本，并未考虑社会成本，更不会为其买单。因此，要提高环境质量，实现绿色发展，就必须坚持“谁污染，谁买单”的成本支付原则，尤其是产生污染物的厂商必须要能够为其带来的负面外部效应付费，补偿社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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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环境效应发生机理
一、技术效应
对外商直接投资、国内投资的环境效应研究通常从技术效应、结构效应和规 模效应三个角度出发。从技术效应层面看，科技能够带来资源利用效率，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尽管其对环境的影响并非总是正向的，但一般来说无论是内资还是 FDI，其生态环境正效应都将大于生态环境负效应。随着投资和贸易自由化的深入，FDI 作为技术转移的主要载体，通过对生产设备的技术改造，优化产品环保结构并加大科研创新力度，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同时能够节能减排。因此，如果 FDI 带来的技术是利于节能减排的能源技术，且高于东道国企业的技术，则能产生正向的环境效应。同理，如果其他内资企业所带来的技术也高于该企业的技术，也能产生正向的环境效应。
二、结构效应
从结构效应层面看，在经济规模和生产技术不变的前提下，如果投资结构优化则污染量相对减少，如果投资结构偏向污染密集型产业则污染量会增加。根据比较优势理论，投资国偏向于投资那些具有相对优势的行业。此时如果被投资的一国因为缺乏环境规制而获得具有发展污染密集型行业的优势，这些行业则会随着外资的投入迅速发展，产生负面的环境效应。但从长远看，当工业化进程超越库兹涅茨曲线拐点时，可能会产生正向的环境效应。
三、规模效应
从规模效应层面看，经济活动的规模或多或少会对自然环境产生一定影响。在技术水平、投资结构等保持不变的前提下，随着投资规模的扩大，厂商对投入要素的需求也不断增多，而生产过程中的技术水平不变且政府并未制定新的环境规制政策，那么扩大的投资规模将会带来污染排放物的增多，无论是国内投资还是 FDI。经济规模的扩张一方面源于经济总量的水平，一方面源于人口数量的扩大，人口数量的激增给环境带来的压力是十分巨大的。同时各行业部门随着经济规模的增大而增长，社会总产出的增加也带来社会总污染的增加。也就是说，FDI和国内投资的流入会拉动经济水平的增长，但如果技术水平和环境规制缺乏，生态环境会因此承受压力，就可能引发能源消耗和资源浪费的恶性循环，甚至能够导致出口贸易的扩张带来的跨境污染。但从另一方面来说，经济规模的扩大也有可能改善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使发展方向朝着集约化的生产方式转变，产生正向的环境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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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国内投资与环境质量现状分析………………………16
第一节 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现状…………………………………16
一、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变化趋势……………………………16
二、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空间分布现状………………………17
第四章 模型设定与实证检验…………………………24
第一节 数据选取与变量说明………………………….24
一、数据选取…………………………24
二、变量说明………………………24
第五章 结论及政策建议…………………………..35
第一节 结论………………35
第二节 政策建议…………………………35
第四章 模型设定与实证检验
第一节 数据选取与变量说明
一、数据选取
本文选取研究对象 1999—2017 年 19 年间的时间序列数据，其主要来源于《江苏省统计年鉴》的数据整理。本文将运用计量软件 Eviews8 构建模型进行实证。
二、变量说明
本文利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对 FDI、国内投资和环境质量进行研究，选 取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fdi)、全社会固定投资与 FDI 之差(di)作为前两个变量的代表。
本文采用每年外商实际投资额作为研究指标，一方面是实际投资额比合同金额更能反映对外资的利用， 另一方面，流量与存量相比，存量变动更为平稳，也更能敏感反映出影响因素的微小变动的影响，因此采用外商直接投资流量更为合理。
由于投资造成的主要污染源于工业排放，而当前统计部门公布的工业污染主要是工业“三废”。一些文献仅选取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作为环境质量的单一代表变量，而忽视了液体和固体污染物对环境的影响，但造成环境质量下降的因素绝不是单一的，需要综合考虑其他因素，因此本文选取工业“三废”，即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和工业废物(evn1,evn2,evn3)作为环境质量变量，通过建立 VAR 模型研究 FDI、国内投资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机制，对三者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来分析 FDI、国内投资对环境质量动态影响，并分析长短期的冲击方向和冲击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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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结论
本文在系统论述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内投资对环境质量影响和作用机制的基础上，运用 1999-2017 年的江苏省时间序列数据，并在改进一般变量选取方法的基础上，以工业“三废”作为环境质量指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国内投资在长短期内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内投资对环境污染，尤其是工业废物都能起到负向作用，这是内外资实现低碳环保经济的共同点，但国内投资的弹性系数相对更大，环保效果更为明显；短期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内投资都会带来工业“三废”的增加，但随着时间的变化，在长期影响会逐渐平稳和下降。这是因为江苏省是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因此其内外资多集中于工业行业，而工业对资源能源的大量消耗无法使污染物在短期内减少，而随着江苏省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内外资将逐渐转向第一和第三产业，因此在长期会使污染物的排放趋于稳定和减少，这就解释了长期中的负向作用；短期来看，工业“三废”的增加会带来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同时二者对国内投资施加冲击后，国内投资也会增加，且长期会趋于稳定和上升趋势，原因可能是环境质量的下降刺激了环保力度的加大和技术水平的改善，从而使大批高新技术和清洁能源型外资涌入，改善了江苏省生态和投资环境，为国内投资提供了良好的市场。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