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西方日本论中的“暧昧”
第一节 暧昧的含义及其成因
一、“暧昧”的含混与多义
何谓“暧昧”？日语中表达“暧昧”含义的词语特别多，“わかりにくい点”“ばく然”“瞹昧”“あいまい”等，根据日本权威词典《广辞苑》（『広辞苑』），“あいまい”是指“はっきりしないこと。まぎらわしく、确かでないこと。”（不清楚、不明确）；《学研国语大辞典》（『学研国语大辞典』）中，“あいまい”被认为是“物事がどちらともつかないようす。はっきりしないようす。不确か、不明朗、うやむや、いかがわしいこと”（事物不能偏执一词，不能弄清楚，不确定、不明朗、含糊、可疑的事情。）1此外，根据《在新和英大辞典》（『新和英大辞典（第 4 版）』）英语中日语的“暧昧”被解释为 vagueness（暧昧）、ambguity（多义性）、obscurity（模糊）、uncertain（不明确、模糊、多义等）2。因此，我们可以将其含义界定为“不清楚、不明确、不明朗、含糊”等概念。
如果将“暧昧”作为一个术语来理解的话，英格兰文学批评家、诗人燕卜荪的著作《歧义的七种类型》3（Seven Types of Ambiguity）自然而然地就会进入到我们的视野中。所谓“歧义”，即英文的 ambiguity，根据不同的上下文，它有时被译作“多义”“模棱”“含混”“暧昧”“朦胧”“复义”等。在《歧义的七种类型》中，燕卜荪给“歧义”所下的定义是：一个陈述的细微的语义差别，可引起读者不同的反应。它本来是指一种含混不清或模棱两可的表达方式。4从燕卜荪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暧昧”与“歧义”“朦胧”“含混”等词语一样，都是代指一种“含混不清或模棱两可的表达方式”。不仅如此，大江健三郎在 1994 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仪式上作了题为《暧昧的日本的我》的演讲，其中在涉及到“暧昧”的翻译时也遵从了英语圈诗人凯思琳·雷恩的定义，将其译为“ambiguous”而不是“vague”，是对上述“暧昧”含义的又一次确认。大江健三郎从政治层面对近代以来日本所形成的“暧昧”处境，即东西文明交汇、东西文化理解的交错等做了深刻反思，但日本文化中的“暧昧”却不止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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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西方日本论中的“暧昧”
日本与西方的文化交往可以追溯到足利时代（1336—1573），1543 年（天文十二年）葡萄牙人费尔南·门德斯·平托（Fernao Mendes Pinto，1510？—1583）因乘坐的船漂流到九州的种子岛而宣称“发现”了日本。以此为起点，西方与日本展开了人员往来与初步的贸易接触，之后渐次出现一些关于日本的著作。欧美世界对日本的论述与研究大致以日本开国（1854）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37）为转折点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对日本的观感出发，以印象点评为主的“日本散论”阶段；第二阶段是“日本学”（Japanology）阶段；第三阶段是当代“日本研究”（Japanese Studies）阶段。2概而言之，西方学者对于日本文化中的研究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循序渐进的，从最初的感受与记录到其后学理性的分析，再到现代多学科、多角度的比较研究。而对于其中的“暧昧”研究则主要从第二阶段的“逐渐进入”到第三阶段的“多角度探讨”，为我们展示了日本文化中的“暧昧”。
一、“日本散论”中被忽略的“暧昧”日本
首先在“日本散论”阶段，有关的日本的“暧昧”特性并未进入观察者（或研究者）的视野。这一时期来自葡萄牙和荷兰的传教士、医生成为日本研究的主体，这也直接导致了此时西方人对日本的观察主要集中于“奇闻异事”和宗教信仰两个方面，这一时期的日本论整体上呈现自发性和单一性的特征。
筑岛谦三曾在其著作《“日本人论”中的日本人》中按照“锁国”的时间作为划分的依据，系统的总结了锁国之前、锁国期间以及锁国结束之后，西方传教士、医生的“日本人论”：
（一）“锁国之前”：F.沙勿略、L.弗洛伊斯、J.罗德里格斯、A.希隆、W.亚当斯（三浦按针）、F.卡隆（二）“锁国期间”：E.肯普费尔、C.P.岑贝尔格、I.泰勤格、H.兹弗、P.E.希波尔特（三）“锁国结束之后”：R.阿礼国
上述三个时期正好与“日本散论”阶段相对应，从筑岛谦三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于日欧处于初识阶段，加之异文化的冲击、猎奇心理的影响，西方对于日本的观察较为片面，处于客观记述的层面。虽然有 L.弗洛伊斯的《日本史》、J.罗德里格斯的《日本教会史》、E.肯普费尔的《日本志》等向西方介绍日本的作品，但并未超越时代与历史的局限——对于日本的观察仅停留在现象层面，未深入到理论层面。当然，这只是西方对于日本认识的整体趋势，却并不妨碍对于日本认识的不断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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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历史、政治视角下的暧昧日本
第一节 近代东西方文明碰撞中的暧昧日本
近代变革前夕，中国与日本都处于封建统治阶段，且在处理来自海上的威胁时，都采取了相似的“闭关锁国”政策，而在近代又几乎同时面临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威胁。当然，正是这些威胁促进了中日两国的改革。最终日本成功了而中国却失败了，日本并由此先后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之战、侵华之战，2改变了国人对于日本的认知。在近代，近乎同样的状况下，中日两国在寻求救亡图存的过程中，为何日本成功而中国却失败了？这样的问题成为中外学者普遍关注的话题。
一、有关日本近代崛起的三种观点
对于近代日本的崛起，目前学界主要有“明治维新政治改革论”“耻感文化论”“边境论”等观点。
19 世纪中后期是人类文明迅速发展的一个历史时期，1861 年俄国进行了农奴制改革；1863 年美国进行了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林肯在南北战争的背景下依然颁布了《解放宣言》；1861 年，以撒丁王国为中心的意大利王国建立，并先后从外国统治者手中收复失地，完成了意大利的统一；1871 年，普鲁士首相奥托·冯·俾斯麦成功统一了多个德意志邦国，建立了德意志帝国。而在亚洲地区，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中国于 1861 年进行了洋务运动，而日本也于 1868 年进行了明治维新。
可以说，中日两国在近代的变革中拥有共同的历史与国际背景，都是反抗西方殖民统治、开展富国强兵的政治运动；两国都在政治经济、文明开化、军队建设等方面采取了相似的措施，积极变法，革除旧习，且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最终由于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朝的战败而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日本却由此获得清政府巨额赔偿进一步加强了内部改革，获得了巨大成功。相继废除了与西方国家的不平等条约，尤其是在后续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与西方各国平起平坐，在中国获得了巨大权益。因此，明治维新中一系列变革尤其是政治体制的变革中《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颁布，被认为是日本近代崛起的重要原因。与此相比，清朝的政治变革是不彻底不完全的，没有从制度构架上改变清朝的政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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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交织着文明与杀戮的暧昧行为
日本人常常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他们执着于盆景、插花、茶道，待人彬彬有礼，行为与生活皆体现着高雅的追求。这样的形象与行为似乎很难与虐杀、强奸等暴力行为联系在一起，但在二战中，日本军人的残忍的兽性暴行却实实在在的发生了。对这种矛盾现象与丑恶暴行的批判与审视不应缺席，也从来没有缺席。一、多视角下的二战日军暴行
谈起日本的暴力行为，人们首先能够想到的就是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对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国和东南亚诸国所犯下的累累罪行。一位英国棉花商人的儿子詹姆斯·艾伦在中日甲午战争时，曾在旅顺亲眼目睹了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地板上躺满了死尸，男女老幼混杂倒着，有些头颅被割下，鲜血淋漓地堆在柜上壁边……2类似的场景还有很多，读来总是让人咬牙切齿，这也难怪译者会在序言中用“眼前所见懦弱和卑鄙，残暴和凶恶”3来描绘自己逐句翻译时的感受。更为可怖的是南京大屠杀中日军的残暴行为，美国历史学家张纯如曾在《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写道，日军不但每天例行活埋、阉割、器官切除、烤人肉等暴行，还尝试种种穷凶极恶的折磨手段，比如在人的舌头上穿上铁钩把整个人吊起来，或是将人埋入深至腰部的土坑，再看着他们被德国牧羊犬撕碎。4“把 1 岁小孩用刺刀挑起狠狠甩出去”“怀孕妇女被刺刀剖开了肚子”，类似的惨绝人寰的行为罄竹难书。
在二战期间尤其是二战结束后，针对日本人彬彬有礼的外表与二战中一系列惨绝人寰的行为形成的巨大反差，不同领域的理论家做出了不同的尝试，试图从文化、宗教、心理等角度，对这种泯灭人性良知的行为作出阐释。以文化视角审视二战中的日军暴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就是“耻感文化”和“武士道精神”。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人类学著作《菊与刀》试图以“耻感文化”来解读日军的残暴。本尼迪克特的“耻感文化”包含了集体主义、阶级意识、服从意识等三个侧面，她认为在日本“耻感文化”的影响下，二战中普遍的人性、道德观念对于日军的约束力有限，而集体行为作为行动的主导被广泛认同。因此，所有的“罪行”都是以集体的名义犯下的，加之很多惨绝人寰的行为都是遵照上级的命令，遵从这些命令被认为是“忠诚”的表现。相反，在人性、道德的约束下，违抗这些命令被认为是对天皇的不忠，是懦弱的表现，因此“屠杀=忠诚=服从”的逻辑被灌输到每个人的心理之中并被严格践行，二战中惨绝人寰的行为正是在这样的思维逻辑下犯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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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灰色”文化视角下的暧昧日本.......................................41
第一节 女性崇拜与禁忌下的暧昧.....................................42
一、作为心灵高地的女性崇拜............................................43
二、交织着臣服与破坏的暧昧.......................................46
结语.............................................59
第三章 “灰色”文化视角下的暧昧日本
第一节 女性崇拜与禁忌下的暧昧
在世界范围内，氏族社会的早期都曾存在过一段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女性在这一时期中抚育子女，维持氏族秩序，保持部落聚居地火种不熄灭，采集果实，她们还是氏族的首领。但阶级社会的到来瓦解了女性的统治，男性掌握了生产资料，成为部落的首领，女性则被剥夺了谋生的权利，沦为男性的附庸，成为丈夫享乐和生儿育女的工具。氏族群体里氏族的女首领、家庭的主人、受人尊敬的母亲形象已经荡然无存，1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由此跌落到谷底。
但日本社会中对于女性（母亲）的依恋却并没有消失，反而进入到日本人的潜意识层面，形成一种在世界范围内鲜有的对母亲的“依恋”情节，成为不同时代、不同作家作品中潜在的、反复出现的原型。这种根植于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对女性的崇拜影响甚至塑造了日本的女性形象。对此，小泉八云曾在其著作《日本与日本人》中说道：“在日本的罗曼史中，那特出的妇女时常总写成一个女英雄；一个完美的母亲一个孝顺的女儿，愿为自己的本分牺牲一切的；一个忠实的妻子，跟着伊的丈夫出战，帮他打仗，舍了伊自己的性命来救他的性命；从来不写成一个感情浓烈的闺女，为了恋爱以至于死，或致人于死。”3从小泉八云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本女性是作为一种身份而出现的，而这些身份——母亲、女儿都处在家庭伦理的末端（在日本传统家庭社会中女性地位较低），其社会地位是以男性作为参照系的一种依附性存在；而像自由、恋爱等具有自主性的行为，在日本女性身上基本上看不到的。从上述角度来说，女性已经失去了作为独立个体的可能而成为一种男性世界尤其是精神世界中的一种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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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日本电影研究者唐纳德·里奇曾谈到，无论我们如何努力去捕捉去了解日本文化的原貌，那其实都是不可能的任务，日本文化中蕴存的暧昧机制及精神面貌，总是令人有似是而非的不确定感。这种暧昧正是伊恩·布鲁玛了解日本文化的一把钥匙。
暧昧即不清楚、不明确、不明朗、含糊，虽并非日本独有，但日本的表现却是最为复杂的。日本文化中“暧昧”的形成并不是单一偶然的原因，也并非一朝一夕，而是根植在自然环境、地理气候中，随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得到强化，并最终演化为日本人的“暧昧”，表现在日本的语言、文化、建筑等方面。此外，西方日本论中的“暧昧”研究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循序渐进的，经历了从最初的感受与记录到其后学理性的分析，再到现代多学科、多角度的比较研究的过程。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日本论的研究中，由于文化的异质性，西方学者在观看东方时，不可避免的就会陷入到一种审视的状态之中，即在西方文化的视域下去审视东方文化。这种带有异质文化特性的审视，其本身便暗含了西方视角，伊恩·布鲁玛也不例外。
在历史与政治层面，可以看出这种“暧昧”根植在日本的传统文化之中，经明治维新，不仅没有随着时代的没落而消失，反而通过新的自由民主浸透到日本的文化内核之中，成为日本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而对于“暧昧”的不同含义，相关的阐释理论比较丰富，但归结起来都是从某一具体的角度试图对日本近代的成功崛起作“盖棺定论式”的理论构建，如历史文化传统、思想观念、谋略决策、个人作用、偶然因素、特有的历史机遇等视角，2具有单一化、确定性的特征。但伊恩·布鲁玛认为这种单一、确定性的原因并不存在，日本近代的成功崛起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这在上述伊恩·布鲁玛从历史、文化、国际关系、政治制度等方面对日本的“暧昧”阐述中，都有比较明显的反映。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