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内藤湖南与汉学研究
（一）学生时代积累的汉学素养
内藤湖南出生于鹿岛郡一个叫毛马内的小镇，在当时属南部藩领，明治维新以后编入秋田县。内藤家是南部藩重臣樱庭家的家臣，属当地士族。1868 年，戊辰战争爆发。在幕府军战败的情况下，南部藩联合会津藩继续与政府军对抗。在这种情况下，内藤湖南的父亲内藤十湾为保护家乡毅然从军参战。而后，南部藩战败，领地被削，内藤家也失去了士族身份。[1]虽然失去士族身份，但由于内藤湖南父母皆出身于当地学问世家，因此内藤湖南仍可接受优秀的汉学教育。
鹿岛学所属学派为哲衷学派，该学派是一个非常具有日本特性，不局限于中国经学史的学派。在当时，哲衷学是一个以江户为中心的全国性流派，影响较为广泛。其特色是根据宋代朱子学说，参照汉唐的古典解释经文内容。内藤湖南的祖父内藤天爵，就拜在哲衷学派大家朝川善庵门下。从内藤天爵这一代开始，内藤家族在学问上都坚定地以实学为志向。内藤天爵对于哲衷学派的被动消极心生厌倦，更向往实学。因此，他不仅学习汉文、经书、史书、医学等，还学习兵法。[2]内藤湖南认为哲衷学派“故虽博涉有余，而见地不定，童习白纷，埋首于蠡册之间，而无发明之功者。”[3]由此可见，内藤湖南对哲衷学派的评价与祖父是一致的，这与从内藤天爵这一代开始笃定实学的家教不无关系。
幼年时期的内藤湖南受到十分严苛的汉文、经书训练，自幼便表现出对于学问尤其汉学的勤奋与热忱。在他 4 岁的时候，父亲就开始教他汉字与假名。根据其回忆，父亲内藤十湾经常吟诵赖山阳的《纪事诗》与白居易的《长恨歌》。6岁时内藤湖南在父亲的指导下学习《大学》，据说仅仅用了四个月时间就学完了全部内容。7 岁时，内藤湖南与父亲的学生们一起读《论语》《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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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记者生涯对其汉学研究影响
东京之行前，缀子村村长高桥武三郎曾评价内藤湖南：“你不属于这里。”[2]显然，缀子小学的任教经历不能满足内藤湖南在学术上的追求，前往东京寻找更广阔的舞台已成定事。为确保东京一行顺利，内藤湖南找到师范大学校长关藤成绪，希望他为自己撰写介绍信，关藤成绪欣然应允。在关藤的介绍下，内藤湖南加入了大内青峦主持的明教社。大内青鸾是明治时期日本佛教界的中心人物，致力于投身佛教事业。明治时期日本佛教深受神道教打压，自 1868 年“废佛毁释”运动后，佛教日渐衰落。大内青峦为收复佛教“失地”，决意辞官下野，并于 1874 年创刊《明教新志》。内藤湖南在《明教新志》担任编辑工作，并以《宗教家与教育学》为题发表其处女作。然而，这篇文章并未完稿，亦未署名。因在送与其父内藤十湾的文集中加注了付签，才确定为内藤湖南所作。三田村泰助认为此时的内藤湖南“文笔较为生硬，论旨平凡，未写完大概是厌烦了”。
早在学生时代，内藤湖南心中已经种下佛教的“种子”，并对基督教持否定态度，这与大内青鸾及其领导的明教社从思想层面不谋而合。在大内青鸾的指导下，内藤湖南开始大量接触佛教著作，包括慈云尊者《十善法语》、富永仲基《出定后语》及净土宗普寂高僧《显扬正法复古集》等。值得注意的是，富永仲基在《出定后语》中以“加上”原则为切入角度，尖锐地批判了佛教，对日后内藤湖南史学思想产生深刻影响。而推崇佛教的大内青峦与内藤湖南却对富永仲基持高度评价。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富永仲基并未全盘否定佛教，只是在纵向梳理佛教脉络时针对性的提出批判质疑。另一方面，加藤周一认为：“他（富永仲基）是日本最早的、或者说直到最近恐怕也是唯一的、纯粹客观的思想史家。”[2]可见，富永仲基在批判佛教的同时秉持着科学、客观的历史性原则，这种品质是难能可贵的。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品质也影响到内藤湖南早期分析时事文章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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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中心移动说”的理论来源及内涵
（一）内藤湖南的中国文化论
关于文化的定义，内藤认为“文化是以全体国民的知识、道德、趣味为基础构成的”[1]。明治维新以前，日本文化在继承、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逐渐成熟。但明治维新以后，由于日本政府的欧化主义宣传与民间学者国粹主义的兴起，使中日文化的地位发生变化，一种“日本文化自发”论在当时的日本学界流传开来。面临这一学术动向，内藤致力于以中国文化作为首要研究对象，且围绕中日文化的关系问题，提出如下著名论断：“如同制作豆腐，豆浆中含有成为豆腐的素质，却没有使之凝聚的力量，中国文化就像使豆浆凝聚的盐卤。再举一例，儿童自然具有形成知识的能力，但需要通过长者的教导，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2]“日本文化归根结底是东洋文化、中国文化的延续，从中国古代文化一直延续至今。因此，为了了解日本文化的起源及根本，无论如何都要先了解中国文化”。
内藤坚决否定日本文化的“自发性”，认为日本文化是一种“外发性”文化，中国文化是其主要助力。在社会舆论风气趋向“日本文化自发”论时，内藤尊重历史事实，这在当时日本学界是较为难得。内藤以中国作为研究对象，其研究重点首先放在中国文化上。关于这一点，内藤认为：“若要理解中国，则须了解中国人迄今为止所积累的事业。这项事业总的来说是一种文化，其中包含政治、艺术、甚至是土木工程的遗物，这绝非一人之力所成。我站在上述立场，追踪中华民族发展踪迹，分析其文化，理解其含义”。[4]内藤将中国文化作为研究中国历史与现象的切入点，中国文化的各个侧面都在其研究范围内，这与其“经世致用”的治学思想是分不开的。“中国文化的特性，归根结底是由这漫长的岁月所带来的经验和遭受的境遇构成的。今天中国民族生活的渊源，如果不究其由来的话，是无法充分理解的。”[1]在内藤的视角中，中国文化经过历史长河的洗礼具有独特的特性。在进行史学研究时，不能只以一段历史时期进行单独研究。因此，在内藤的史学研究中，以过去所有历史现象的沿革作为考察对象，这也构成“内藤史学”的突出特征。
（二）日本文化的“独立”
如前文所述，内藤回答了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历史关系问题。认为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的催化剂，日本文化是借助中国文化逐渐发展起来的。若将此视为“文化中心移动说”的逻辑起点，则日本文化的“独立”应为“文化中心移动”的前提。
在谈及“日本的天职”时，内藤提出一“坤舆文明”概念。内藤认为：“坤舆之内，划地封疆。各为国家，相资相生……各国发挥其特色，致坤舆文明之大成。”[4]可以认为，内藤所说“坤舆文明”是一种普遍性的世界文明。内藤将日本置身于世界文明之中，试图寻找文化中心发展的“共性”。在这一过程中，内藤发现：“埃及、亚西利亚（亚述）、印度、波斯、菲尼斯亚（腓尼基）、希腊、罗马相踵崛起，亦乃应时而受命。”[1]即内藤认为，在世界历史发展视野下，文化发展亦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文化中心移动”的“规律”。换句话说，日本文化作为“坤舆文明”的一员，若发挥自身特色，则会同上述国家一样“应时受命”。在这一前提下，脱离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探寻本民族文化特色，成为日本“应时受命”的关键。
从文化发生的角度出发，内藤虽然认为日本文化是外发性的，中国文化是孕育它的“母胎”，但在认同中日文化具有密切联系的同时内藤又从历史文物的保存与适应本土需求的观点出发，着力强调日本文化的“独特性”。这种对日本文化“独特性”的追求，是日本近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共性，也是日本民族主义兴起的具体表现。内藤以其擅长的“东洋”历史视角为切入点，试图分析影响日本文化“独立”的因素。内藤认为：“从日本文化形成来看，后宇多天皇至南北朝是一个非常重大且特别的时代。”[2]内藤并未否定先前时代在日本内部产生的思想变化，但自后宇多天皇起，历代天皇之间“明显充盈着革新之机运”。这种“机运”体现在日本文化不再循规蹈矩照搬中国文化，这对于先前的日本文化而言无疑是具有突破性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革新之机运”不是日本社会发展自然孕育形成，而是由其时代具有权威的君主、公家着力促成。与日本传统“下克上”思想不同，这种“机运”在某种程度自上而下影响了日本文化的革新进程，其首先体现在后宇多天皇对密教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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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中心移动说”的实质及特征...............................................40
（一）“文化中心移动说”与日本的“天职”................................................. 40
（二）《新支那论》中的“文化中心移动说”................................................. 44
（三）“文化中心移动说”的双重特性..................................... 48
结 语.....................................51
三、“文化中心移动说”的实质及特征
（一）“文化中心移动说”与日本的“天职”
在内藤湖南的许多评论文章中，我们都能找到类似“天职”“使命”的字眼。这些词语没有特殊含义，但其重要性体现在承担“天职”的对象上。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内藤先后撰写三篇与战争相关的评论文章，其中最著名的即《所谓日本的天职》一文。
《所谓日本的天职》一文发表于甲午中日战争爆发的半个月后，当时日本已取得丰岛海战的胜利。文章开篇认为，日军“士气高昂，民心振奋”，呈“渡过鸭绿江，西指奉天、北京之势”，海军则“日夜巡警渤海口，粉碎北洋水师，伺机进军天津”[1]。关于战争起因，内藤提出疑问：“虽事端起于朝鲜，然所争已非区区半岛之地权力之轻重。呜呼，李鸿章之初衷乃派一队练勇平息属国内乱。伊藤内阁初心乃不堪李鸿章之可憎面目，派一旅团保护日本侨民。双方何想事态发展至此。不料事竟于此，是出于偶然还是大势所趋？”[2]可见，内藤对于日军的胜利持高度赞扬态度，但对战争爆发的起因，仅以“保护侨民”与“意料之外”含糊概括。在提出疑问后，内藤将当时日本舆论界普遍论调大致分为两派，即“友好派”与“激进派”。“友好派”认为，中日两国的关系是“唇齿之邦”，希望两国齐心协力维护东方和平并抵御西方侵略。两国爆发战争是由于“朝鲜士寇误传消息”，而此时一些日本“不平人士”趁机煽动民心，指责政府行事慎重，甚至有些军官由于升迁受阻，因“不希望享受和平”而“自弃于法度之外”。综合上述种种原因，才导致两国爆发战争，因此战争的爆发纯属“偶然”。对于这种“偶然论”，内藤认为其“既不能看清国民之公议，主张持此言论者又耻于公开宣扬和平”[3]，即对此言论内藤是持批判态度的。与此相对的“激进派”则认为“大日本之建立已势不可挡”，且以“纵横家”的姿态认为“优胜劣汰乃进化之法则，弱肉强食为战国之常态”。持该论者的核心思想是希望利用所谓“优胜劣汰”的进化思想占据中国本土资源，试图解决日本人口与资本问题。对此种言论，内藤亦持批判态度。内藤认为日本的“天职”并不在于一时的殖民中国，因为这仅仅是“人心渐有向外之势”而产生的“空洞之论”。内藤指出“即便今日奋发空前雄略，夺辽东燕山之地，扼吭拊背控制禹域全境，如何能够在胡服辫发之后移风易俗？且使四亿中国人讲日语又谈何容易。”[1]除此之外，他还认为满蒙朔北之地“尚未脱掉野蛮风俗”，因此“建设大日本”的理念只是不符实际的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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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内藤湖南作为日本中国学的代表人物，其创立的“文化中心移动说”总体上揭示了中国文化发展趋势，展现出庞大的历史观，表现出他对中国历史的整体性把握。
从理论上看，内藤的中国文化观强调周边民族对中国历史文化进程的影响，并称之为“中毒”与“解毒”的过程，其实质正展现出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但这种文化的“包容性”至近代以来在内藤眼中变成了一种“劣根性”，它表现在知识分子的兴趣中心早已超越了政治、经济等具体的实务，而只关心文学、艺术等高雅的文化。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的“包容性”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变成了文化的“排他性”，而这种“劣根性”的延续正是导致中国文化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亦是内藤所说的“中毒”现象。因此，与中国文化“同根同源”的日本顺应“天命”的背负起帮助中国“解毒”的使命，而东洋文化的中心也“顺理成章”地移动到了日本。但在论述过程中，内藤多以中国古籍中已有之定论作为论据，且对其中细节并未展开研究。可见“文化中心移动说”的论据并不充分。
从时代背景看，“文化中心移动说”诞生于中日甲午战争中，完善于中国反日情绪高涨时，因此该理论绝非单纯的文化史观。提出该理论时，内藤时任大阪朝日新闻社记者。受“国粹主义”影响，该理论反映出内藤深重的民族主义情结。在内藤湖南的史学研究中，学术探究与现实关怀是同步的。这也正是他“经世致用”的治学理念在实际研究中的体现。种种迹象表明，“文化中心移动说”并非一完整的史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它只是一种立足于“中日文化同一论”上的“空想”。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