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文艺复兴》杂志的创刊与遭际
第一节 《文艺复兴》办刊的危机与压力
《文艺复兴》创刊于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的 1946 年，当时期刊外有战乱危机与经济崩溃的压力，内有文艺政策钳制的压力，因此办刊中先后遇到推迟创刊、难以为继、受同人诘难等危机。经郑振铎与李健吾两位编辑的不懈努力，刊物顶住了压力，化解了危机，不断朝“上海乃至全国”范围内“唯一大型文艺刊物”的梦想靠近。
《文艺复兴》创刊于上海经济崩溃严重之时，物价飞涨造成印刷成本提高，这直接导致《文艺复兴》推迟了两个月才创刊。1945 年 10 月郑振铎着手筹备《文艺复兴》的创刊，他在同年 10 月 6 日的日记中写到，“《文艺复兴》决可实现出版”①，10 月 12 日提到为《文艺复兴》请客，“到者不少，谈得很高兴”②可见当时创刊时的信心满满。《文艺复兴》的发行公司是上海出版社，其背后由晋成钱庄支撑，钱庄主要由刘哲民和钱家奎经营，在当时这家公司还支持了唐弢和柯灵主编的《周报》，以及施蛰存的《活时代》，对于郑振铎发行大型文艺刊物的提议，刘哲民虽力有不逮，“但鉴于西谛殷切的热望，又因他在文学界的地位、声望和丰富的编辑经验，我们也就勉力应承了。”③在 1 卷 2 期中因不能继续连载巴金的《第四病室》，李健吾向读者致歉，“巴金先生来信表示歉意，说他想不到久已筹备的《文艺复兴》，迟了两个月才问世。应当表示歉意的是《文艺复兴》。谁叫纸价一涨再涨，排印一贵再贵，逼得我们一迟再迟呢？”④纸价涨速如此之快，也反映出社会物价飞涨之快。1946 年 9 月清华大学教授伍启元，在《观察》创刊号上发表了《论当前中国经济形势》，他驳斥了那些认为经济形势好转的说法，并列出经济崩溃的表现，最后提出“如果我们的分析是对的话，则在目前似和似战的局面中经济已早经崩溃，假使再有大规模的战乱，中国的经济又将要怎样的恶化呢？”⑤这种说法也印证了《文艺复兴》创刊时物价飞涨，经济形势恶化的现象，所以才有了创刊时筹集资金不足以支撑发刊所需费用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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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文艺复兴》“民主”的办刊理念
抗战时期的“民主”主要有两层意义，第一层是中国古籍上记载的“民主”含义，如《尚书·多方》有言“乃唯成汤克以而方简，代夏作民主”，《左传》记载“国卿,君之贰也,民之主也。”古代的“民主”解释为民之主，重在突出君王、将相地位之高，有“民贵君轻”之意，中国本土的“民主”一词有追求平等的意涵。第二层是来自西方译介的民主政治之意涵。文化研究早期代表人物雷蒙·威廉斯曾对“民主”一词进行过探究，他认为 19 世纪中叶之前“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指多数群众的力量，在阶级意识鲜明的时代中，多数人整体被认为带有“暴君”般的贬义色彩；而“Democracy 意涵的第二次大转变与对何谓‘The people’的诠释有关。‘The people’的范围在历史上很明显被刻意限定在‘某一群具有资格的人’：例如自由人、财产拥有者、智者、男性白人、男人等等”①，他重在强调行使民主权利的人的重要性。现代民主将两种学说发展到极致就形成了两种趋势，在社会主义传统中，“民主”就意味着“多数人”的利益最重要，其他利益全为次要；而在自由主义传统中，“民主”的要义是选举和言论自由。西方民主政治思想在译介过程中形成了中国本土的民主词义，就像王富仁所说的“最早在中国,则从来就没有过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体制。这形成了中国民主派与非民主、反民主派的特殊的关系：历代的民主派都是将民主体制作为当代世界上最先进的政治体制而加以拥护和提倡的,但更多地停留在政治理想的层面上,进入不到有实质意义的现实实践的层面,甚至仅仅停留在对当权派的呼吁上,没有行之有效的实际操作程序。”②因此，“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所说的“民主”保留了“自由”“平等”“人权”等民主思想内核，他们认为应先培养民主之人或先改革社会民主之风气，才能谈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到抗战时期，西方民主政治的拥泵者逐渐意识到两种学说的差异，发文介绍了许多西方现代民主政体，而进入大众接受视野的“民主”，则是一种不论何种派别终究会实现的“自由”、“平等”、“以民为主”的理想形态，这种泛化的民主思想不光停留在政治领域，还渗透在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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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艺复兴》与鲁迅十周年纪念活动的合拍
第一节 “五四”启蒙思潮中备受争议的鲁迅形象
“五四”新文化运动掀开了中国启蒙思潮的序幕，鲁迅任职教育部和北京多所大学，为新思想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他以丰富的文学创作为新文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得力干将，被誉为“思想界权威者”。但是文坛对鲁迅的非议之声从未间断，他们主要围绕鲁迅的文人品质、立场性质、思想“朦胧”这三个方面提出对鲁迅的质疑。
首先是陈西滢对鲁迅做人品质的质疑之声。两人论争始于陈西滢发表对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看法时提到“以前我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可是我们总不敢相信。”①鲁迅回应说自己的“籍”是浙江周姓人家，“系”是“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的国文讲师”，并连续发表四篇《并非闲话》，批评陈西滢在《闲话》期刊上发表的《粉刷毛厕》、《参战》、《剽窃与抄袭》、《“管闲事”》四篇文章。陈西滢回击称：
不是有一次一个报馆访员称我们为“文士”吗？鲁迅先生为了那个名字几乎笑掉牙。可是后来某报天天鼓吹他是“思想界的权威者”，他倒又不笑了。
他没有一篇文章不放几枝冷箭，但是他自己常常的说人“放冷箭”，并且说“放冷箭”是卑劣的行为。
他常常“散布流言”和“捏造事实”，如上面举出来的几个例，但是他自己又常常的骂人“散布流言”，“捏造事实”，并且承认那样是“下流”。
他常常的无故骂人，要是那人生气，他就说人家没有“幽默”。可是要有人侵犯了他一言半语，他就跳到半天空，骂得你体无完肤——还不肯罢休。
陈西滢还举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模仿日本作家的例子，讥讽鲁迅“常常挖苦别人抄袭”，还用鲁迅自己在教育部任职，却讽刺政客的事实攀诬鲁迅。鲁迅也一一辩驳，后经胡适中间调停，论争才落下帷幕。胡适当时的意见很中肯，“我最惋惜的是当日各本良心的争论之中，不免都夹杂着一点对于对方动机上的猜疑；由这一点动机上的猜疑，发生了不少笔锋上的感情；由这笔锋上的感情，更引起了层层猜疑，层层误解。”①胡适认为双方都由各自的意图，笔锋上都有误解，没必要“打无头官司。”可见，陈西滢对鲁迅“放冷箭”、“散布流言”、“捏造事实”、“骂人”的行为，和质疑其文人品性的做法也属有私心的批评，并不公正。在陈西滢的言论中，鲁迅被一些报刊评价为“思想界的权威者”和“叛逆学生的领袖”，从侧面反映出“五四”时期鲁迅对学生影响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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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抗战风云中鲁迅形象建构的新变
1936 年 10 月 19 日鲁迅于上海逝世，当时正值日本侵华加剧之时，鲁迅纪念活动遂变为悼亡与救国的盛大集会。1938 年 10 月，毛泽东在陕北公学发表了鲁迅逝世两周年纪念的演讲，他提到要从鲁迅在“中国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上“认识鲁迅”，学习他不畏牺牲和勇于战斗的“鲁迅精神”①，这种论述奠定了革命话语评价鲁迅的基调，抗战风云中，那些争议之声随着他的逝去也消散了，文坛对鲁迅的评价有了新的改变。
1940 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到，“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②他将鲁迅塑造为“民族英雄”，既能激励大众奋起反抗，也能在国共两党的舆论博弈中，掌握主动权。受这种政治宣传的影响，被抬高为“伟大的革命家和伟大的思想家”的鲁迅，“民族斗士”形象成为抗战时期过度阐释的一种形象符号，符号的象征意义超过了鲁迅形象的原有价值。
王富仁对毛泽东评价鲁迅是这样解读的，“毛泽东不是从鲁迅是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角度,而是从他的思想对于中华民族及其精神发展的实际意义评价他的”；“毛泽东之所以把鲁迅视为现代中国的圣人,不是因为他信奉了一种什么样的理论,也不是因为他自己建立了一种什么样的理论学说,而是因为他的最根本的精神素质。”③毛泽东从实际影响上谈鲁迅的思想家地位，而追随者则从鲁迅被誉为思想家与斗士的字里行间寻找依据，这本就是两种不同的视角。鲁迅被誉为“思想家”、“民族斗士”，而其思想为何种，缘何而斗，与谁斗等问题被淡化，评论者强化了鲁迅的战斗精神来学习鲁迅，这般过度阐释就有了作伪的嫌疑，但不可否认的是，抗战时期鲁迅形象的建构具有了许多新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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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革命话语体系中的鲁迅形象建构.............................25
第二节 其他多维视角中鲁迅形象的建构....................................29
第三节 《文艺复兴》建构鲁迅形象的特点...............................34
第三章 《文艺复兴》建构的鲁迅形象
第一节 革命话语体系中的鲁迅形象建构
《文艺复兴》鲁迅十周年纪念专号共刊发了 10 篇文章，其中 4 篇出自左翼作家之手，据其内容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郭沫若的《鲁迅与王国维》与蒋天佐的《论大众化问题纪念鲁迅》，他们既回应了左翼内部与鲁迅的论争，又肯定了鲁迅的地位与成就；第二类是冯雪峰的《回忆片段——关于知识分子的谈话》与苏联作家E.Steinberg作，白澄翻译的《鲁迅——坚韧的民主文化斗士》，他们以丰富的事例论述了鲁迅对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的影响之大。这 4 篇文字不仅不避鲁迅与左翼内部关于革命文学与大众化的纠纷，还在革命话语体系中建构鲁迅的“民主文化斗士”形象。这种革命话语阐释方式确立了鲁迅在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地位，为鲁迅纪念活动奠定了基调，指明了方向。
一、回应左翼与鲁迅论争，肯定鲁迅地位与成就
郭沫若在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时发表了《鲁迅与王国维》一文，文章再谈创造社与鲁迅之间的纠纷。文章开头解释了郭沫若与鲁迅的误会。“翻译是媒婆，创作是处女，应该被尊重”是郭沫若 1920 年底写给李石岑的一封信中提到的，初衷是为鲁迅的《头发的故事》“屈居”在日译小说之后“抱不平”①，1921 年初李石岑将其刊登在《民铎》上，而当时创造社根本没成立，鲁迅却经常引之攻击创造社。郭沫若多次论述这件事，在 1930 年《“眼中钉”》中是“我当时很佩服他，觉得他观察的深刻，笔调很简练，大有自然主义派的风味，但同时也觉得他的感触太枯燥，色彩太暗淡，总有点和自己的趣味相反驳。”②在 1936 年 9 月 4 日在《我的作诗的经过》中，“这句话被腰斩便成为‘翻译是媒婆’。这使一些翻译家和非翻译家恼恨至今，一提起这句话来，就象有点咬牙切齿的痛恨。”③对比三次的解释，以客观时间差来解释文坛纠纷更有说服力，十年后郭沫若态度更为客观地反思论争，理性地解释存在的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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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