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的文学风貌研究--以《中央副刊》为中心

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本文将立足于武汉汉口时期的《中央副刊》，通过对副刊中所刊登的文章分类整理，整体分析后归纳出大革命时期的文学特征，以期对理解革命时期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和女性话语的转变有所启示。

第一章大革命时期文学的复杂性

1.1托洛斯基影响下的文学
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对于“革命”与“文学”关系的讨论，以其持续时间长和论调差异大而受到广泛关注。纯文学论者否认革命与文学的关联，在他们看来，革命是以武力为原则的“动”的存在，文学则以“静”的方式发展其审美性特征；与之持对立观点的人认为“革命”并非局限于在前线战斗，文学凭借宣传功能而具有革命性。关于这一论题的辩论，在当时的报刊中屡见不鲜，这些混乱的、完全不同的说法在知识界不断掀起争端。早在十月革命前后，苏俄的文艺论战便经久不息，尤其是1923年爆发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论争在文学领域影响颇深。可以说，苏联对“文学与革命”这一问题的反思和创作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革命文学的萌芽。也就是说，苏联革命及由此产生的无产阶级文艺观为中国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变提供了实践经验和理论基础。
在二十世纪的俄国，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从1905年革命、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到国内战争，彻底推翻了原有的阶级制度，极大地改变了俄国的面貌，也侵入了文学，改变了作家诗人们的生活和创作。如果说西欧文学为世界文坛奉献了文艺复兴、启蒙主义，激发了无数艺术家用各种方式为愚昧的人们确立“人”的立场；那么20世纪俄国文学则将革命奉献给了世界，催促着无数苏联文学家前赴后继，在其中寄托激情和才思。中国第一代启蒙者受到欧洲文明的感召，将“德先生”和“赛先生”奉为中国新文学建设的标准，在《新青年》上发动文学革命。“五四”之后，随着文学革命的进一步展开，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出现了诸如改造国民性、党权争夺、列强欺压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使社会对变革的需求愈加强烈，俄国革命的成果使中国看到了新的希望，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经过很长时间的酝酿，国民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刘瑀指出，中国和过去的苏联一样处于民主与封建并存、革命转向独裁的矛盾中，但“伟大的列宁，领导了俄国无数没有饭吃的人们，从矛盾中打出来一条大路”，在他看来，大家要用俄罗斯革命的血气养育革命的心意，走上世界革命的路上去。可以说，大革命从酝酿期开始便接受了苏联的指导，早在国民党改组之前，苏联便派鲍罗廷在中国帮助国民党改组并促成国共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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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平民文学的提倡
1926年夏到1927年，随着北伐战争的展开，革命军捷报频传，大革命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当国民革命军攻下大城市时，劳工组织者负责组织或恢复工会。当北伐军攻占汉口和汉阳时，人们革命热情更加高涨，街上很快贴满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和号召支持国民革命的标语。政治和文学最初以这样的方式产生了联系，为《中央副刊》的作者群提供了社会现实方面的准备。勇外，随着革命的形势不断愈演愈烈，越来越多的现代文人，如郭沫若、沈雁冰、成仿吾等，积极参与到革命中来。他们对革命有着最真切的体会，加之自身文学功底深厚，所以在参与革命的过程中不断思索文学的功能，试图使文学成为革命的助力。可以说，文学所承担的使命即服务于革命，帮助革命取得更大的进展。
在这样的形势下，武汉政府自建立起，“便立即开展了革命文化建设工作，一是为了宣传革命文化以唤起民众的革命意识、热情，二是为了打击和清除武汉这座城市盛行的资本主义文化对市民群众的影响”。与五四时期为了彻底铲除封建制度背后的旧文化而发动的“文学革命”不同，国民革命带着极强的政治意义将文学与工农群众紧紧捆绑在一起。也就是说，五四传统在“革命”的影响中发生了转向，激进主义被推向文学政治化的方向，因此产生了“革命文学”，可以说，革命对文学的影响是难以回避的。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文学”尚且处于酝酿阶段，直到国共合作破裂，政治危机深重时，文学才真正承担起不凡的使命。《中央副刊》所刊载的文章讨论了“革命文学”产生的必然性。鲁迅在香港青年会上演讲时用香港英国人的文化侵略”举例，指出经过了五四运动的洗礼到了北伐时期，一般人对文学创作的理解依然难以适应社会和政治的需要，国民革命必须从形式和内容上建设“新文艺”，才能使之成为革命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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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从社会问题到文学母题

2.1革命”与“恋爱”众说纷纭
1920年代中后期，随着大革命的不断推进，“革命与恋爱问题”曾引发了广泛的争论，这场讨论从革命青年间扩张开来，引起了广泛的影响。讨论者把“革命”与“恋爱”并举，或将革命视为解决恋爱问题的法宝，或争辩二者孰轻孰重，或讨论恋爱与革命是促进或相克的关系，或面对革命恋爱该有的道德，正呼应着“革命加恋爱”文学的兴起。有关“恋爱与革命”问题的讨论在当时上海、广州、汉口等地的《民国日报》、《中央日报》时有出现，《中央副刊》亦不例外。
1926年1月15日，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上刊载了张丛周的短文《革命与恋爱——青年问题》，作者在文中指出：“恋爱不是一个单纯的局部问题，恋爱和整个的革命是有密切的关系的。”作者将“革命与恋爱”作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带入人们的视野。从出现伊始，“恋爱”就被定义为妨害革命的存在。1926年4月21日，广州民国日报上刊载了张威的《恋爱与革命》—文，作者从一学生的自杀问题有感而发。事情源起于莫斯科东方大学的一名学生因无法摆脱失恋的痛苦选择了自杀，学校为此公开批判该学生，并将对个人事件的处理上升到政治选择的高度，严厉批判自杀者的软弱，将之视为无用之人、废人乃至是反动派的一分子。“当时的国民革命以‘十月’革命作为榜样，受到苏俄的指导与援助”，该事件的广泛宣传在革命队伍中引起了巨大反响。张威借这一事件意在提醒青年处理好“革命与恋爱”的关系，时刻以“革命”为第一要义，强调“恋爱”必须为“革命”让步，他指出，真正的恋爱必须在社会制度彻底变革后才会出现，而目前欲令智昏的恋爱只会妨害革命事业的成功。张威在牺牲“恋爱”的基础上肯定“革命”的价值，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鸣。单独地来看，对于经受过五四启蒙、思想解放的人来说，恋爱不是问题，革命也不是问题。自由恋爱作为推翻旧制度、打破旧思想的利剑，已然被拉入到神圣的地位。对于信仰三民主义的革命青年来说，打破军阀的统治、建立统一共和国的目标是北伐最大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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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革命加恋爱”的兴起原因及内涵
自古以来，夫妻关系作为人类重要的一种结合方式，在文学作品中的描写屡见不鲜。革命话语套用这一关系的外壳，舍弃原本以情爱为主体的内容，置换为统一的价值观。“革命加恋爱”模式也不是简单的既描写革命又刻画爱情的创作，而男女相恋在这里绝不是两情相悦的爱情故事，恋爱与革命联姻产生了复杂的文学现象。
对“革命”与“关系”声势浩大的社会讨论深深影响了青年对恋爱的认识。大革命时期的恋爱已不是个体性的情爱，而是带有集体想象式的主义之爱，男女之爱必须依靠志同道合的革命理想来增进感情。《中央副刊》在1927年3月25日刊载了孙伏园收到的信件中附来的《我俩的宣言》，庄璨和张天一站在赤色的旗帜下做旧礼教的叛徒，他们认为，“‘性的结合’为不可避免的事——不过我们以‘不妨碍工作’为条件的；想到结合后对工作有督促促进的可能，所以我们毅然决然地实行‘无产者的性的结合”，他们俩“结合的唯一心跳，只在‘革命不革命’，决没有此后‘谁更属谁’的小资产阶级的观念”。革命宏大而美好的解放目标中无法容纳五四时期的恋爱思想，革命青年在不自觉地以“革命”压倒“恋爱”的态势处理两性关系。宣言中二人认为作为“世界革命队伍中之一员”，要打破资本主义社会的变相买卖的所谓“文明”婚式，撕碎社会的家庭“面帕”。尽管在共同的价值观念和目标理想支撑下的婚恋关系一直被人们推崇，但革命话语借这一形式，为其填充革命内涵，使恋爱变成了实现革命现代化目标的助力。这一特征在叶圣陶的作品《愧焕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倪焕之心怀教育理想，憧憬着能与志趣相投的人相恋，期望在共同事业基础上建立互助互爱的婚姻关系，于是他爱慕追求与自己相似的女子金佩璋。但婚后的金佩璋沉没于家庭琐事，不再对前途、教育、书本和理想兴致盎然，倪焕之无比失望。倪焕之参与革命后愈加渴望拥有一个可以并肩作战的妻子，但他的渴望只能在想象中得到满足。革命形势的逆转和婚姻的不如意都使他悲观幻灭，最终怀着见不到光明的疑问死去。在“革命加恋爱”文学中，恋爱一直被建构为革命的对手，“红色”恋爱意味着革命压倒恋爱本身的意义来达到社会改革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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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女性意识的演进与表达............31
3.1文学中女性的崛起............31
3.2平等与压抑：大革命时期的女性书写................37

第三章女性意识的演进与表达

3.1文学中女性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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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国民革命的共同目标促成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第一次合作，在北伐时期，两党暂时放下了政治观念上的分歧，联合成反对旧军阀的统一战线。在艰苦卓绝的战斗中，既需要为维护秩序而稳定民心、为前线胜利而鼓舞士气，也要为瓦解敌人而攻击敌心，为获得支持而制造舆论。作为最具大众传播媒介的主流，报纸新闻成为当时不同党派人士在特定文化和历史背景的语境下进行文争武斗、思想和意识形态表达的核心战场。当国民政府迁都武汉，武汉成为政治军事中心时，周伏园在1927年主编《中央副刊》，试图使它成为“一百种杂志的替代品”，也使武汉进一步成为文化学术上的中心。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暴力政变，革命形势急转而下，《中央副刊》所刊登的文章中展现出的文学特征，与当时的社会形势紧密相连，对于研究大革命时期的文学风貌，有重要的作用。
在革命文艺的建设方面，武汉政府非常重视革命文化建设，由于受到苏联革命及无产阶级文化尤其是托洛斯基的影响，在文学上的讨论集中于建设“无产阶级文艺的园地”，提倡文学要平民化，主张艺术要靠近民众。“革命文学”重在建设“平民文学，随着局势的变化，在“宁汉合流”前后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作者群之前对于革命的美好想象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政治变革下难以弥合的精神苦闷。在大革命时期，“革命加恋爱”尚且不是蒋光慈笔下的模式化写作，对于社会问题的“革命”与“恋爱”关系的讨论众说纷纭；随着“革命加恋爱”写作屡登报刊，恋爱双方的宣言和书信影射出革命时期的婚恋依据的是革命的原则，恋爱被勾践为革命的对立面，在主流上被压制，此时的恋爱不是基于“互爱”的个体性行为。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