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宫白羽栽武侠文学小说中的“反武侠”意识

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本论文以“论宫白羽武侠小说中的‘反武侠’意识”为题，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以比较研究和系统研究的方法对宫白羽的“反武侠”意识进行分析和解读。

第一章 “反武侠”意识的内涵

一 创作观念上的现实取向
研究“反武侠”意识，不得不从“侠”的起源说起。“侠”的概念，最早见于《韩非子·五蠹》篇：“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后世关于“侠”的起源的研究也大多以此开篇。然而关于“侠”的起源问题却是众说纷纭，难以取得一致的认识。比如有认为“侠”起源于诸子者，有认为起源于士者，有认为起源于刺客者，有认为起源于民间者，有认为起源于精神气质者等等，不一而足。相比较而言，陈夫龙将“侠”分为三种文化形态：历史实存侠、文学形象侠、思想观念侠，理清了“侠”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不同存在形态及它们之间的区别，较为合理，但仍没有解决历史实存侠的渊源问题。
或许正如周庆华所说：“为侠寻找‘源头’的人，不是要解决原始侠的真相问题，也不是要解决原始侠的行为问题，而是要解决他所论述侠的‘出路’问题。……历来谈论侠的人，不但不能确定真实存在的侠是什么样子，也不能确定历史文献上的侠是什么样子。因为侠的本源早已‘丧失’了，……”作为历史真实存在的“侠”已经消失在历史的时空中，我们已无法准确地还原它的本真面目，但尽管如此，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历史上有“原侠”的存在，“原侠”是一个复杂的存在，它是中国后来“侠”以及“侠文化”的最初源头，但是却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不断被简单化、模式化。相对于“原侠”而言，后世史书和武侠小说中的“文学形象侠”以及在人们头脑中积淀下来的“思想观念侠”都是在特殊历史条件、环境下演变、异化的侠，是一个虚构的侠。
文学是想像的产物，这一点在武侠小说这一小说类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对于武侠小说中的“侠”的认识，陈平原的说法非常符合历史实际，他指出“武侠小说中‘侠’的观念，不是一个历史上客观存在的、可用三言两语描述的实体，而是一种历史记载与文学想象的融合、社会规定与心理需求的融合，以及当代视界与文类特征的融合。”正是在这样的融合过程当中，“侠”从历史事实，到史家的主观视野中，再到小说家的笔下，其形象的主观色彩已大大地强化。“而且随着时代的推移，“侠”的观念越来越脱离其初创阶段的历史具体性，而演变成一种精神、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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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创作内容上的破旧立新
自“侠”诞生以来，各家对于侠就评价不一，如韩非子站在法家的立场批判“侠以武犯禁”，指责“群侠以剑私养”，司马迁则作《史记·游侠列传》赞美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隐藏着对自己身世的伤感。而班固又在《汉书·游侠传》中排斥“游侠”，认为四公子乃“六国之罪人”，“郭解之伦，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诛矣”，要求加强封建专制统治。对于上述三者而言，从不同的角度、立场对“侠”做出符合自己主观视野的评价无可厚非，但是在这种评价中，侠已经被逐渐地片面化了。尤其是司马迁给游侠列传，为后世的侠客奠定了好名声，使得“侠”在由历史记载向文学创作的转移过程中，几乎全是以正面形象出现的。
先秦两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无名氏的《燕子丹》，《搜神记》中的《李寄斩蛇》、《干将莫邪》，《世说新语》中的《周处》等作品，虽然不是真正的武侠小说，但其内容皆是叙侠客义士惩强扶弱，仗义行侠之事，如《李寄斩蛇》写李寄为民除害，计斩大蛇；《干将莫邪》写眉间尺为父报仇伸张正义，毅然赴死；《周处》叙周处“年少时，凶强侠气，为乡里所患”，后杀虎斩蛟悔过自新，终为忠臣孝子。作为中国武侠小说的雏形，《燕子丹》主旨是“揄扬侠勇，赞美粗豪”。到了隋唐时期，李公佐的《谢小娥传》，裴硎的《聂隐娘》、《昆仑奴》，袁郊的《红线》，杜光庭的《虬髯客传》，薛用弱的《贾人妻》等一大批豪侠传奇，大都采用了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以歌颂侠客见义勇为、扶危济困等侠义行为为主旨，宣扬一种正必胜邪的思想，如《谢小娥传》写谢小娥为父亲、丈夫报仇的故事，塑造了谢小娥机智勇敢，节义双全的侠女形象；《红线》写红线志在救世人灾患，其行侠仗义是为了使“两地保其城池，万人全其性命”；《昆仑奴》塑造了昆仑奴磨勒技艺超群、热心助人的高大形象。及至后来的宋元话本、明清的长篇侠义小说，虽然在篇幅、表现形式及故事情节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其核心仍是叙写侠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行为，充满豪气干云、肝胆相照的侠义之气。总之，采用“原侠+善”的结构，塑造高大、正面的侠客形象，歌颂侠客见义勇为、惩奸除恶、除暴安良等侠义行为构成中国传统武侠小说的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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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反武侠”意识的艺术呈现

一 背景：从虚幻的“江湖”到现实的“武林”
“江湖”原是一个地理概念，陈平原指出：“‘江湖’原指长江与洞庭湖，也可泛指三江五湖，只是个普通的地理名词，并没有什么深刻的含义”。在后来的发展中，“江湖”逐渐衍生出文化意义，与“庙堂”相对，这一点在范仲淹的名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岳阳楼记》）中表现得非常清楚。“江湖”最早与“侠”联系在一起，是在唐代的豪侠小说中。尽管唐代豪侠小说中的“江湖”还只是远离庙堂朝廷的民间社会，且没有更详细的描写，但在后来的宋元话本、明清侠义小说中，到处可见“江湖”字眼。及至民国时期，甚至连武侠小说的书名也要题上“江湖”二字，如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侠传》、姚民哀《江湖豪侠传》等，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虽未有“江湖”二字，但它却在“江湖”的基础上建构了一个奇幻的仙魔世界，成为出世武侠小说的扛鼎之作。可以说，从唐人把侠客置于江湖之中开始，武侠小说就与“江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江湖”也成为武侠小说绕不开的一个重要范畴。只有侠客才真正完全属于“江湖”，也只有武侠小说才将“江湖”的文化意义表现得最为充分。
经过无数说书人与小说家的渲染、表现，武侠小说中的“江湖”已不再是现实中江湖的简单摹写，而是逐渐脱离历史，演变成为一个带有象征色彩的、虚幻的文学世界。武侠小说作家通过自己对“江湖”文化的独特理解，建立起一个个想象的“江湖”世界。在这个想象的世界中，“侠客”们听从“江湖”规则，而不是遵守国家王法，他们不用考虑谋生的问题，只管一心一意打抱不平除暴安良。不敢说没有江湖就不存在侠客，可武侠小说中倘若没有一个虚拟的“江湖世界”，侠客就不可能纵横驰骋大显神威。尽管宫氏以前的武侠小说对“江湖”世界的描写，有的趋向于写实，有的趋向于虚拟，但不可否认的是，“江湖”世界已变成一个文化符号，成为武侠小说不可缺少的一个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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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叙事：从独立的“个人”到互助的“群体”
作为一种小说类型，武侠小说必须要通过塑造性格鲜明、具有侠义精神的侠客义士形象吸引读者。从《燕子丹》到唐传奇《谢小娥传》、《冯燕传》，再到明代短篇白话小说《赵太祖千里送京娘》、《神偷寄兴一枝梅》等莫不如此。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小说在塑造侠义形象，宣扬侠义精神的同时还隐含着一种叙事策略，即小说中的侠客都是以一己之力完成复仇行侠之举的。这种“个人”独自行侠的叙事策略，当然与古典短篇小说的结构技巧和读者接受有着一定的关系，但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这其中确实蕴藏着一种‘志气’，即对个人意志和个人能力的尊重”。“侠”凭借自己的力量“以武犯禁”，将主观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不受社会及他人的制约，因而具有强烈的个人意志和主体意识，这就决定了“侠”在行侠的过程中，不会以“群体”的面目出现，而是全凭自己的意愿，“倾向于以独立人格和个人身份去主持正义替天行道”。否则，“侠”一旦落入“群体”中，就与占山为王的绿林好汉没什么两样了，其身上体现出来的侠义精神也会大打折扣。
这一点即使是在明清的小说《水浒传》和《三侠五义》中，也有非常清楚的体现：《水浒传》采用单线发展的结构形式，前四十回分写单个英雄的故事，通过对武松、鲁智深、林冲等形象的塑造，把人物身上的侠义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而等到一百零八将齐聚梁山泊后，尽管宋江等人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帜劫富济贫除暴安良，可是在梁山泊这个“群体”中，武松、鲁智深、林冲等人的“个性”必然要服从“集体”，被“集体”淹没，因此，人物的“个性”与前半部分相比，便模糊了很多；《三侠五义》虽然塑造了南侠展昭、北侠欧阳春、锦毛鼠白玉堂等众多侠客，但小说中却极少出现侠客以“群体”面目行侠的场景，人物的侠义精神大多是通过一人一事表现出来的，如第八十四回叙白玉堂捉怪，第一百十四回写蒋平杀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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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反武侠”意识的成因分析................. 27
一 困顿的人生经历........................27
二 鲁迅及“五四”新文学的影响................30
第四章 “反武侠”意识的价值与文学史意义................ 35
一 以“雅”入“俗”的创作范例.....................35
二 武侠小说文类发展的内在动力.............................39

第四章 “反武侠”意识的价值与文学史意义

一 以“雅”入“俗”的创作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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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虽然宫白羽视武侠传奇为“下乘之作”、“无聊文字”，但是在真正的创作过程中，他却是以高度的责任感认真编织每一个武侠场景、细节，有的作品甚至多次毁稿重写，而且他的每部武侠原著几乎都有《自序》、《后记》。对于宫白羽的这种写作态度，郑证因就曾叹息说：“竹心太认真了！混饭吃的东西，何必如此？”
尽管宫白羽是怀着一种既鄙夷又认真的矛盾态度进行武侠小说创作的，与其他民国武侠作家有很大的区别，但是从创作的整体情况来看，宫白羽的创作存在着与其他民国武侠作家同样的弊病，即在全部的武侠作品中，只有几部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与思想价值，多数作品都是应时应事之作，结构散乱。其后期作品如《摩云手》、《剑底惊螟》、《雄娘子》、《雁翅镖》等无论是艺术水平，还是主题思想，都无法与其前期的“钱镖四部作”及《偷拳》相提并论。对于民国武侠作家的整体创作情况，从宫白羽对他最后一部武侠小说《绿林豪杰传》的评价——“非驴非马的一头四不像”中就可见一斑。这其中虽有自嘲的成分，但是武侠作家面临着创作困境却是事实。这种困境是民国时期武侠小说商业的生产机制、作者自身的文学素养以及武侠小说的类型化特征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即使是后来取得巨大成就的港台新派武侠小说，梁、金、古等作家们仍面临着商业化的创作环境、武侠文类的类型化特征等类似的困境。“后金庸”时代，虽然出现了不少后进作家，但是与金庸等先辈们相比，仍存在在较大差距，他们的创作并没有实现武侠小说的真正突破。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