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四时期女作家当代文学小说中的空间书写--以冰心、冯沅君、凌叔华、庐隐为例

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笔者认为五四女作家笔下的空间形象往往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并浸透着作家本人的精神气质和女性色彩，在表象的空间书写背后还蕴藏着女性知识分子们在开天辟地的年代里对社会和时代的感知方式和心灵体验，以及溶于空间形象之中不易表露的精神困境。

第一章 五四时期女作家小说的空间书写类型分析

第一节 自由而拘束的家庭空间
探讨物理空间，首先要明确物理空间涉及哪几方面的内容。余新明认为，“小说里的空间选择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地域选择问题，另一个是具体的建筑空间的选择问题，实际上就是一大一小的问题。”这里的“空间”指的正是小说中的物理空间，其中地域选择是指“从大的地理范围内进行空间选择”，如是选择中国还是外国，选择城市还是乡村，抑或北京还是上海；建筑空间选择是指“在一个具体的地域确定以后进一步选择更加具体的人物活动空间”，如闺房、公园、街道等。小说中的空间选择不是随意产生的，而是要服从小说叙事和情感表达的需要，与作者的生活经历、审美诉求更是密切相关。
在地域选择方面，五四时期女作家的小说大多以国内的城市为空间背景，然而吊诡的是，作家们未曾对城市空间做正面和侧面的详细描述，而是在行文中只给出一个城市的名字，如冯沅君小说中的北京，冰心《斯人独憔悴》中的天津，或者连城市的名字也不提及，读者只能在字里行间去捕捉有关城市建筑的字眼，如酒店、公园、医院、学校等，才能明确故事的空间背景是在城市，而这种抹掉城市名字的做法在女作家的小说中屡见不鲜。虽然小说的空间背景是现代城市，不再是传统小说中的亭台楼阁、深府后院，城市中的标志性建筑也是频繁出现，但仅仅表现为大宅院、公园、学校等几种固定的场所，女作家们极少去描绘车水马龙、灯红酒绿的都市景象，空间背景虽是北京、天津之类的大城市，却没有像新感觉派描写都市那样的文字。城市的个性被抹去，只留下作为城市本身的共性意义。可以看出，女作家们并不在乎作为空间背景的城市的具体特征，它究竟是哪里也不重要，她们关注的是空间中的人和事，很多小说直接略去空间背景，一开篇就进入故事的叙述之中，小说中的故事在不断地改变，但作为背景的空间却是相似的。虽然也有部分小说以乡村和国外为空间背景，如冰心《最后的安息》以乡村为空间背景，庐隐《或人的悲哀》中部分书信以日本东京为空间背景，但从整体上而言，这样的空间背景和城市空间一样，被作者寥寥几笔带过，对小说文本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读者从中获得的也只是城市与乡村、中国与外国这种抽象而宽泛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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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开放又封闭的家庭以外空间
（一）学校空间
五四女作家大多直接从闺门生活直接迈入校园生活，她们的作家身份往往是从女学生发展而来，学校是除了家庭空间以外她们最为熟悉的空间，她们在这里一点点累积着对社会、人生、自我的感知。在诸多小说文本中，如凌叔华的《说有这么一回事》、庐隐的《丽石的日记》、《海滨故人》、冰心的《秋雨秋风愁煞人》等，学校都是极为重要的空间背景。与家庭空间不同，学校是一个“自由对话的公共领域”，“来自天南地北的学生聚集在一起，他们朝夕生活在一起，彼此之间通过直接的交往，相互影响”，而家庭空间相对而言是一个私人性和公共性并存的空间，如客厅是家中的公共空间，闺房或卧室是私人空间。但学校空间不同，它是一个完全的公共空间，即使是宿舍也是几人共用，不存在私人空间的问题，并且学校空间没有家庭伦理的桎梏，在家庭空间中不敢甚至不愿表达的情感和思想都可以在学校空间中坦露。在凌叔华的《说有这么一回事》中，影曼和云罗之间的同性之恋为众人所知，从不遮遮掩掩，二人大胆地在宿舍共眠，在校园里亲密地“并着肩搀着腰”散步，互相吐露爱意，“连送点心到饭厅卖的吴大妈——一天只来坐一点钟”也知晓二人的感情；在庐隐的《海滨故人》里，露莎与伙伴们在学校中谈天说地，也相互倾吐烦恼和忧愁，像玲玉充满了对未来的恐慌，“现在我们都是做学生的时代，肩上没有重大的责任，尚且要受种种环境支配，将来投身社会，岂不更成了机械吗？”像宗莹为父母的指婚所苦恼，“现在既然进了学校，有了知识，叫我屈伏在这种顽固不化的威势下，怎么办得到！”冰心的《秋雨秋风愁煞人》中嫁作人妇的英云回到学校中，向“我”哭诉婚后黑暗堕落的旧家庭生活，“心里比囚徒还要难受”。可见，学校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闺房的功用，即展露女子私密的内心世界，但不同的是，闺房中的女子只能吐露给自己听，而学校中的女性有了实实在在的倾诉对象，又因学校空间的公共性，使得所谓的秘密其实都是公开的，从而使人物形象在学校这一公共空间中借他人的视角、言谈或态度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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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五四女作家小说的空间书写内蕴探究

第一节 空间书写与人物塑造
不论是从文学层面上讲还是从现实层面上讲，“空间”都与人的生活密不可分。人在实践活动中生产出空间，空间又为人的活动提供必要的场所，在当今社会，拥有一个自己的空间是人安身立命的前提；同时，空间还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以日记、书信等客观形式或以回忆、想法、观点等主观形式呈现出来。历史上空间转向的发生不仅使空间的内涵突破了地理学和物理学意义上的界限，而且将空间与人的关系提升到了更高的层次。韩国学者金明求指出：“人在空间里最能呈现其生存的状貌与意义，所以从空间的角度来观察人的生活与环境，就是理解人的最好的方法。”
在叙事作品中，空间与人物更是紧密结合。余新明认为：“在小说中，空间不是孤零零地单独出现的，而是与人、事和时间结合成场景一起出现在文本中，空间依托场景而显示自己的存在。”何谓场景？场景是空间在小说中的文本表现形式。利昂·塞米利安认为：“一个场景就是一个具体行动，就是发生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的一个具体事件；场景是在同一地点，在一个没有间断的时间跨度里持续着的事件。它是通过人物的活动而呈现出来的一个事件，是生动而直接的一段情节或一个场面。”可以看出，人物对于空间而言不可或缺，空间对于人物来说同样举足轻重。在五四女作家笔下，空间从来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客体被表现出来，它往往与人、人的行为、人的心理等因素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呈现在文本中。“文学对于空间存在性的把握，是建立在人的存在之上的”，是人的存在使得空间具有了意义，同时，空间又承载了人的一切活动，是空间的依托才让人具有了存在性。那么，在五四女作家所构筑的小说空间中，人物呈现出怎样的状态？空间与人物又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呈现出怎样的特征？我们来一一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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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空间对立下的新旧冲突
在五四女作家的空间书写中，家庭空间具有特殊的意味，就其出现的频率而言，家庭空间是五四女作家笔下故事发生或发展的集中场所。一个家庭空间或家庭空间内部的一个空间意象即可承载整篇小说的叙事进程，这种现象在五四女作家小说中屡见不鲜；另一特殊性在于，家庭空间往往与小说中出现的其它空间互斥而对立，如家庭与学校，家庭与公园，家庭与旅店等，都不是相融、和谐的状态。这也是本文为何以家庭为界区分物理空间类型的原因之一。家庭空间与其它空间的对立，是家庭空间自身的性质使然，而它之所以能够如此突显，则在于居于其中的人物在空间转换中形成了双重精神状态和行为逻辑。据前面提到的空间与人物的关系，不难从人物心理和行为的变化看出空间与空间的对立。家庭空间作为对立空间中的一面，既是传统伦理纲常实施与控制的单位，社会的浓缩与小型的权力中心，也是个人的身份集中塑造与体现的重要场所。就女性来说，女儿、妻子、母亲等人生中最重要的三个身份都必须在家庭空间中建构并获得身份认同，同时也浸染着这个家庭空间的意识形态。而当人物在其它空间，尤其是在意识形态相异的空间中获得另一种身份建构时，身份与空间的错位就促成了对立和冲突的产生。这种对立性具体到五四女作家的小说中体现为“新”与“旧”的剧烈冲突。
“新旧”冲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旧式人物与新空间的冲突；二是新式人物与旧空间的冲突。家庭空间因其在传统社会中的地位和自身的性质，往往是旧式人物的培育所和旧空间的集中展现。五四新文化运动促使时代和人们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革，中国社会从整体上进行着从传统到现代的艰难转型，旧制度、旧思想、旧伦理等在西方先进思想和文化的冲击下日渐崩塌，大批青年们追随着时代的脚步进行自身的“脱胎换骨”，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人紧闭大门阻止五四新风的传入，固守着旧式的系统在时代的夹缝中苟延残喘。他们自身的“旧”与时代的“新”形成了鲜明对比，也使从这一封闭空间中出逃而获取了新思想的人物在回归家庭空间时，与空间的“旧”形成了明显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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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五四时期女作家小说的空间书写生成因素探究................60
第一节 中国空间化思维方式和叙事传统的影响......................60
第二节 五四时期的时代特质与文化语境......................70
第三节 五四时期女作家的生存体验与审美诉求...............79

第三章 五四时期女作家小说中空间书写的生成因素探究

第一节 中国空间化思维方式和叙事传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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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在空间书写上，女作家们以现代性的眼光审视着现代中国的景观和传统中国的残留物，将封闭保守的家庭空间，自由开放的学校空间、公园空间，沉闷抑郁的婚后家庭空间，以及彷徨无措的心理空间等作为特定的表现对象和空间形象，写进了小说当中。空间书写的类型和空间所包含的内容昭示着女作家们的视野，她们用以表达这个时代和自我的方式，以及她们审视时代的立足点。由于个人经验的有限和对时代潮流的迎合，女作家们选取的空间极为类似，但在类似而有限的空间书写中凝聚着作者个人独特的人生内容和美学风格。这些独立的空间形象构成了一个个极具意味的空间系列，空间内不同的女性类型组成了当时的女性群体、空间形象和人物形象，共同构成了作为表现对象的五四时代及其社会环境的性质和意义，同时也彰显了女性在时代里的尴尬处境。新文化的推行为广大女性提供了现成的想象自我、想象时代的模式，女作家们对新文化的推崇暗含着个体对原先的社会网络、文化模式的摒弃，追寻着新的空间和新的身份。但拥有一个新的身份和新的空间不代表人物能够在空间内生存。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无时无刻不在冲击着女作家们新的身份建构与认同，加之个人解放的不彻底性和身份建构的模糊性都使女作家们在追求现代人格的道路上举步维艰。她们能够在新文化的引领下反抗父亲，走出家门，从而获得个体的自由，却无法以相同的方式勇敢地走出夫门，只能在婚后的家庭空间中自怨自艾。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个性解放只提供了如何反抗父亲的方法，却未能触及对“父权”的批判，这种疏漏使女作家们在追寻现代自我的途中走入了死胡同，进退两难。她们自身的缺陷深刻地反映在了人物身上和空间建构上，致使笔下的空间始终弥漫着浓重的焦虑感和无奈感，人物则成为半新半旧、亦新亦旧的矛盾体。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