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流变中的知青群像
第一节 肉体的折磨与精神的压抑
新时期以来的受难知青形象产生于“伤痕文学”， 在这一时期，由于“四人帮”集团被粉碎，造成中国社会动荡，秩序混乱的“文革”也宣告结束。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在“文革”时期下乡的知识青年纷纷返城。随着对“四人帮”的批判和否定，广大的知识青年开始痛陈自己在下乡期间的悲惨遭遇，控诉“四人帮”对他们犯下的种种罪行。在成千上万的下乡知青中，在农村地位最低，受迫害最严重的便是那些家庭成分不好的青年，可以说他们是这一时期受难知青中的典型，因而新时期初期的知青小说主要塑造的是血统论的受害者形象。 随着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评论界对“伤痕文学”存在的仅停留在控诉、谴责层面而未进行更深层次的反思状况进行了批评，再加上随着社会文化价值取向及生活环境的变化，一部分知青作家的心境和思想也发生了改变， 因而他们不再直接表现知青们在身体上遭受的种种苦难和折磨，转而关注知青们被压抑的精神世界，塑造出了众多被压抑者形象。
一、血统论的受害者形象
十年“文革”结束后，中国开始进入新时期。卢新华 1978 年发表于《文汇报》的小说《伤痕》发出了新时期文学的第一声呐喊，随后与刘心武的《班主任》一起拉开了“伤痕文学”的帷幕，成为伤痕小说的代表作品。伤痕小说主要揭露了十年“文革”对人们的肉体和精神所造成的戕害，这些小说对于在“文革”中饱受折磨的读者来说无疑是冬日里的一抹暖阳，慰藉着他们那千疮百孔的心灵，从而引发了读者的强烈共鸣。对于知青作家来说，新时期也是他们重新回到“中农再教育”的身份转换，也经历了从发达繁华的城市到偏远落后的乡村或边疆的生活变迁。身份和生活的巨大落差、下乡和返城时遭遇的种种不幸和不公以及理想破灭后虚无与绝望使得他们迅速加入了“伤痕文学”的阵营。他们开始为“知青一代”发声，揭示知青们曾遭受的苦难，控诉历史给知青造成的命运悲剧。于是，他们创作了一系列反映知青苦难生活经历的作品，塑造了一批受难知青的形象，其中以血统论的受害者形象最为典型。作品包括陈建功的《萱草的眼泪》、张抗抗的《爱的权利》、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竹林的《生活的路》、叶辛的《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风凛冽》、《蹉跎岁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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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建设的热情与城市的奋斗
当上山下乡运动的悲剧过去之后，知青们又开始陷入不甘与彷徨。尽管上山下乡运动给知青的身心造成了诸多难以言说的伤害，但知青们倾诉完自己的苦难，控诉过“文革”十年他们所遭受的种种不幸之后，他们陷入了更加痛苦的境地。难道十余年的青春岁月，十余年的牺牲付出到头来只得到了苦难和悔恨吗？知青们虽然在返城后痛陈自己曾经遭受的苦难，批判这场荒唐的运动，但他们并不甘心身上被贴上“迷惘的一代”、“悔恨的一代”这样的标签，他们希望曾经的牺牲和付出能够获得肯定，他们企盼对上山下乡这段人生经历有一种新的叙述，这在当时成为了知青们共同的情感需要和精神支柱。于是，“以梁晓声为代表的东北建设兵团的一批知青作家，最先提出了‘悲壮的青春’的宏大叙事，他们把一种虚假的理想主义光辉投射在失败的历史上，将它变成了一部辉煌历史。”①无论这“辉煌历史”真实与否，它都是上个世纪 80 年代的一种社会需要，因为“知青的青春胜利与光荣，也是整个社会的胜利与光荣。当整个知青集团为之欢欣鼓舞时，曾放逐了知青一代人的城市和社会也如释重负。因为对知青苦难的歌颂，也是对国家社会的救赎。”②因此，这种“青春悲壮史”被当时的知青及社会所欣然接受。
一、革命建设者形象
知青作家们在他们的知青小说中塑造了很多崇高的革命建设英雄形象，最典型的是梁晓声在 80 年代创作的小说《今夜有暴风雪》中的郑亚茹、刘迈克、曹铁强，《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的李晓燕、王志刚，《白桦林作证》中的邹心萍等一系列革命建设者形象。此外，《大林莽》中的简和平、冼四海、谢晴、邱霆，《北方的河》中的“他”，《世界》中的吴大路也是英雄知青形象的代表。这些英雄知青形象可以分为两类：不畏牺牲的硬汉形象和“雄性化”的女知青形象。不畏牺牲的硬汉形象大多拥有相似的政治背景，他们或是根正苗红的“红五类”；或是烈士家属、兵团垦荒者的后代，在兵团中依靠自己的努力赢得了大家的崇敬和信任，并且身居要职。他们都有崇高的革命理想，都对边疆建设，征服自然怀着极大的热情。他们的潜意识中都具有英雄主义情结，因此知青作家们在塑造这些英雄知青形象时，不仅在外形上赋予了他们古代英雄人物的典型特征，而且在性格刻画上也沿袭了古代英雄好汉的特质。比如《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的王志刚“健壮魁梧，有一张线条粗犷的脸，给人一种意志坚定、力大无穷的堂堂男子汉的形象……为人正直，敢于主持公道，不喜欢出风头，但一言一行都在知青中有潜在的影响力。” ①可见，无论是从体型上来看还是从性格上来看，他的身上都具有英雄人物的典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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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流变的深层追问
第一节 意识形态对创作主体的隐性影响
阿尔都塞在其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再生产理论中指出“意识形态表象体系为具体个体塑造出某种特殊的‘主体’类型来为具体个体提供一个‘镜像’，而具体个体则通过对这个镜像主体的体认发现自我，从而发现作为自我个体的主体性”①。那么，意识形态表象体系塑造出来的这个特殊“主体”是如何对具体个体产生内化作用的呢？阿尔都塞认为，教育、家庭、宗教是将意识形态特殊“主体”作用于具体个体的最重要的三个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学校不仅可以压制人的本能，还可以改变人对于世界和事物的看法和认识，学校所教授的一系列课程都包含着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于是，“意识形态通过教育等途径进入个体，使个体成了一个有见解能行动的主体，然而真正的主体却是意识形态，因为它始终支配着人的观念。”②知青文学是知青作家反映知青一代的生活经历及思想状况的界定已在学界成为了普遍的共识，知青作家作为知青文学的创作主体，他们身上有着共同的“代际”的主体意识，这种主体意识的形成与他们在十七年时期所受的教育有着直接的关系。
十七年教育“是典型的政治化、革命化的教育，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执行得最彻底的时期。”③这一时期的教育以培养“革命接班人”为目标，要求学生忠诚于党，忠诚于领袖，甘愿为理想而奋斗，而献身；提倡理想主义与集体主义，要求个人利益及个人兴趣、爱好都要服从集体利益及集体纪律；注重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要求学生勤奋刻苦、勇敢向上；提倡自律，学校对学生实行近乎禁欲主义的管理和教育。十七年的这种教育方式既培养了知青一代敢于吃苦，乐于奉献，坚韧顽强的优秀品质，也导致了知青一代存在着严重的人格缺陷。他们盲从、狂热、偏执、愚昧、无知、心口不一，这些都是十七年的教育给知青一代酿造的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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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社会文化的发展及创作方法的流变
新时期的前十年是觉醒的十年，人道主义再次受到人们的关注。所谓人道主义，即 “对基本人性的承认。人性是丰富的、多层次的。它至少包括三个层次，即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人的自然属性是人与自然同一的属性，与生俱来的属性。人的社会属性则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它显示了一个由家庭向社会拓展的结构，至少包括了人的伦理性、人的群体认同性，也包括人的阶级性。”
可见，人性的内涵是丰富的，多元的，既包括人的自然属性，也包括人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然而，在很长时间以来，人的社会属性在意识形态的着重强调下被拔到了很高的位置，而人的自然属性则被刻意忽略甚至在社会属性的过度挤压下被视为一种罪恶。在“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对人的重新发现和对其价值的重新估定引发了人们对文学的表现主体的新的思考，周作人还专门写了《人的文学》一文，倡导大家关注人的现实生活境况。
然而，到了“文革”时期，整个社会提倡“以阶级斗争为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使得人的社会性被过度强调，进而成为人性中的最高成分，而在那个“阶级斗争时代”，人的社会性在当时又被浓缩为了阶级性。在当时的文学创作中，这种阶级性取代了人的自然性和伦理性，所以出现了一大批只讲牺牲奉献，没有个人欲望的革命英雄形象，他们革命意志坚定，为了实现革命理想可以牺牲一切，他们不谈感情，任何情感都被压缩为革命情谊。到了新时期，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的贯彻和执行，社会上猛刮了一阵思想解放的风，文学界也开始觉醒，开始反思。正如研究者所说：“新时期的文学在初期的目的也很明确，主要是打破僵化，主张思想解放与社会变革，
恢复被扭曲的人的价值和尊严。”①可见，到了新时期，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其他方面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从“文革”中归来的知青作家们也在人道主义的影响下塑造了很多充满人性的知青形象，知青作家们的创作呈现出回归生命、回归人本身的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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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理性反思之情感自省 .............................. 49
第二节 理性反思之生命自省 ............................... 55
第三节 理性反思之文化自省 ........................ 59
第三章 递进式的理性反思
第一节 理性反思之情感自省
在新时期，由于社会政治语境的变迁、社会文化价值取向的转变和作家自己创作观念的变化，使得知青作家对历史和知青一代的言说由激情走向理性，由盲目歌颂走向有意识的忏悔，知青小说也因此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尽管知青作家笔下的知青形象不尽一致，但这些形象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了忏悔意识和自省意识。从弃与被弃的角度来说，他们在扮演抛弃者这一角色的同时也沦为了被抛弃者，从而同时体会了抛弃者的残忍和被抛弃者的痛苦，在这双重的精神折磨中，他们开始忏悔自己曾经的盲目和狂热，反思人性如何在困境中一步步地扭曲甚至是异化。从看与被看的角度来说，他们既是看的主体，又是被看的对象，从而同时体会了看客的麻木和被看的屈辱，在这相互对立却又相互转化的角色互换中，他们开始反思人性的劣根性。
一、弃与被弃
知青作为特殊时代的产物，他们大多有过红卫兵的经历，对造反和革命有着极大的热情，对领袖保持着绝对的忠诚。在那个提倡阶级斗争，以“血统论”定终生的时代，知青们被迫或自觉与政治成分不好的亲人或朋友划清界限，保持距离。然而他们的这种做法并未消除打在他们身上的“黑五类”或“黑八类”的烙印，他们在下乡之后也深深地体验了被歧视、被抛弃的屈辱和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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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