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梁实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接受
第一节 家庭环境与教育经历
梁实秋出生于北京普普通通的一个官员之家，用他自己的话说叫“衣食无缺，略有恒产”①。祖上曾是在河北沙河一带躬身耕种的农民，祖父梁芝山颇有开创精神，独自进京闯荡。机缘巧合之下获得机会能宦游广东，才得以赢得锦绣的前程，同时光大了门楣。虽然梁实秋自称只是“中产阶级”，但是这种旧式大家庭也为梁家提供了离乱世道下难得的稳定与祥和。举家北归后，梁家购得京城内务部街的一套宅院作为永久居所。梁家的宅第大门处的一副对联很能代表梁家的家风教养与价值取向，写的是“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②这种典型的旧式家庭文化氛围保证了梁实秋能在诞生伊始就濡染中华传统文化的醇厚气味，为其打下牢固的传统思想和坚实的旧学功底。同时悬之门外的对联也是梁家中国传统道德观的一种体现。这种传统观念也体现了封建社会明确的长幼等级制度，这种略显沉闷的家庭氛围将梁实秋塑造成了一个带有“觉新”气质的青年，对于传统秩序的遵从和维护已经刻入他的脑海深处，这不能不引起他意识中的强烈矛盾感：他既对于激进狂热的革命怀有莫名的恐惧，但同时也向往着自由和解放的世界。其父梁咸熙是旧时代的知识分子，他对自己儿子的文化教育十分关注，很早就开始了对梁实秋的国学启蒙，晚间梁家子弟会有固定的晚课。梁实秋在自述中就饶有兴趣的回忆了自己在六七岁时随兄弟姐妹描红模字、念字号的情景，这种来自旧式家庭的启蒙教育增进了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成为作者日后念念不忘的温馨回忆。可以说，梁实秋殷实而又淳朴的家庭为他接受中国传统文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梁实秋在散文写作中能对中国古典文学知识信手拈来，离不开幼年时学校潜移默化的教育。梁实秋在七岁左右就进入自家街道口的五福门学堂，稚嫩的他每日朝着至圣先师孔老夫子的牌位磕头叩首。之后梁实秋更是历经了私塾先生、洋学堂等各种形式教育的洗礼，最后在东城根下的第三小学完成余下的小学教育。虽然公立第三小学是中西并举的新式学堂，但可以看出当时的学校教育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仍抱有足够的重视。可以说截止到民国四年，梁实秋考取清华大学之前，他在基础教育阶段都接受着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熏陶。梁实秋满怀深情地回忆了国小老师周世棻带领他们背诵《诗经》的场景①。对于中国文化经典的灌输，从梁实秋幼时起，历任私塾或者学校老师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进入国立清华学校，梁实秋等人作为清华园中的留美预备学生，校方对于英文的重视程度远远大于国语，但清华大学作为现代高等教育的执牛耳者，仍然有一大批才华横溢的国文教授。这些人在梁实秋的八年清华生活中充当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者，补全了梁实秋对于传统文化接受的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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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梁实秋对传统文化典籍的涉猎
梁实秋很早就接受了幼儿启蒙教育，小小的年纪便开始描红念字，十四岁小学毕业，这期间的接受启蒙的场所固定在了在当时的私塾和学堂，主要的教材也是传统儒家学说中的经典书目。据梁实秋散文的引文运用概况来讲，大量儒家著作的反复出现都印证了他确实经受过系统的儒学启蒙教育。孔孟之道是贯穿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始终的精髓，而《论语》和《礼记》毫无疑问是其中的代表作，这两本书在梁实秋的散文中多次出现，足见其对作者的影响之深刻。在梁实秋的散文写作中，随处可见作者对于《论语》和《礼记》两部作品的引用。譬如梁实秋曾用当时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相处怪象漫谈开去，将亲子之间本末倒置的关系加以调侃，“孝子”一词到如今“竟沦为父母要顺着儿子的心意亦步亦趋了”①。“子曰：‘无违’。”②孔老夫子的这句话在如今竟然被扭曲为为人父母便是要对孩子的要求百依百顺了，这不免让梁实秋大感气愤和疑惑，从而用《论语》中的原句进行委婉地调侃了。
梁实秋还广泛阅读道家经典书籍和名家事迹。从梁实秋的散文中可以看到他对于道家经典著作的熟悉和了解。梁实秋尤其对黄老之学影响下的魏晋名士大加赞赏。人们所熟知的魏晋时期风流名士诸如阮籍、刘伶、嵇康、王羲之等人都多次出现在梁实秋的散文中，梁实秋对这些旷达不羁的名人豪士激赏不已，特别是他们放啸竹林、笑傲公卿的超然态度更是被梁实秋津津有味地反复提及。
除此之外，从梁实秋的阅读史中还可以看到佛家经典著作也在广泛地出现在梁实秋的写作中。诸如《心经》、《法苑珠林》、《景德传灯录》、《六祖坛经》、《维摩经》、《佛国记》、《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大智度论》、《五灯会元》、《顿悟入道要门论》、《演密钞》、《楞严经》、《百丈清规》等佛教著作都曾出现在梁实秋散文中，作为他旁征博引的材料。不仅如此，许多佛禅得道高僧也频频出现在梁实秋的散文之中，他们的语录或事迹常常被梁实秋反复引用，常见的有六祖慧能、慈藏大师、释道原、莲池大师、百丈禅师等。特别是唤起众生好生之德的《戒杀放生文》就多次被梁实秋提及，来规劝大家不要为了口腹之欲而滥杀无辜，佛教之中豁达、慈悲的精神气质不知不觉中也影响了梁实秋的生活态度和处事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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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梁实秋散文与传统人生哲学
第一节 民俗文化与新的生活美学
周作人将民俗的本质定义为：“民俗就是生活和文化的双重复合体”①。民俗文化是作家获取本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生于斯长于斯的作家从诞生起就无时无刻不吮吸着广博而甘甜的民俗文化。民俗文化作为民族性研究的切入点而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人类在参与社会和适应社会的过程中会不自觉地汲取、改变、呈现民俗文化，因为社会对于个人的影响无处不在，像空气一样存在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民俗文化表现着一个民族或区域的集体无意识，反过来也塑造着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由此可见，若想洞察一个民族的生活习惯及思维方式，就不能不关注培养出这个民族集体气质的民俗文化。正如周作人在 1921年的《在希腊诸岛·译者附记》中提出的见解：“如果独乎我国的国民文学被明确地建立起来，可以洞见广大子民的精神世界，那么必须将我们的民俗文化研究透彻，这已不仅仅是人类学的研究范畴，而是事关到文学发展的有益探索了。”②20世纪 60 年代中期阿兰·邓迪斯发表了民俗文化研究的学术著作《在文学中研究民俗》，他在著作中指出“民俗学家不能满足于单纯地解释文学作品中的民俗现象，他们还应对文学作品中民俗的意义进行深刻地阐释，以此来发掘更深刻的内容。”③梁实秋作为著作等身的小品散文名家，尤其长于将中华民族这一“老大帝国”里形形色色的陈风陋习摄于笔下，在嬉笑怒骂中完成对民族性中观念糟粕的痛击。深刻剖析民俗文化对于梁实秋整个世界观建构中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对他创作思想的影响，这是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
梁实秋的散文体现了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由衷热爱，包括对于中国民俗和美食等诸多方面的介绍。正所谓“百里不同俗”，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风俗也不尽相同。梁实秋正是抓住了民俗文化中地区之间的差异性而展开论述，例如各族人民饮食文化或者节庆文化的不同来旁征博引，从他的作品《雅舍谈吃》就可以看出梁实秋作为饮食界的“专家”对民俗饮食文化的深入研究。从热气腾腾的北京龙须面到入口即化的青岛嫩豆腐，从具有北方特色的烤羊腿到南方名菜炒鳝鱼丝，甚至一盘饺子梁实秋都能从中品出南北风俗的差异来。这些文字并非像菜谱一样甚至梁实秋还为“吃”找到了民族性的理论依据：“我们这个民族的胃口本就是更好一点，馋字从声，其背后的意义就是敏捷的兔子，为了一口吃食而东奔西走，同样人也是为了大快朵颐，甘心身涉险境，寻觅食材。”①。这种引经据典式的拆字解读也体现了梁实秋对于民族性的深刻洞见，其中既有喟叹和感慨，但也能体会到梁实秋作为中国人对于精致生活的热爱和自豪。梁实秋向一位尽职尽责的博物馆馆长，津津有味地向世人展示着馆内琳琅满目的奇珍异宝。这些闪烁着耀眼光芒的展品，正是铺陈在读者面前的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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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性
受自身阅读经历及家庭文化熏陶所影响，梁实秋对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反抗并不如同期新文化运动主将们一般激烈。反之，梁实秋不遗余力地将传统美德作为散文创作的主要探讨内容之一。这其中不乏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一种是：《吃相》、《谈礼》、《握手》、《女人》、《教育你的父母》等闪烁着智慧光芒的思辨类作品；还有一种是《想念我的母亲》、《清华八年》、《同学》等一批对亲人老友进行回忆怀念的文字。上述两种文章无一不秉持着儒家传统的道德标准，无处不散发着儒家仁义宽厚的款款温情。这些文章所选取的题材和感情基调都非当时“推翻儒教”的主流思想相去甚远。儒学所倡导的社会秩序井然有序，各个层级之间不能轻易逾越，但要用“仁爱”的道德理念来弥合社会矛盾，以实现社会及家庭内部的和谐与团结。梁实秋对于中华民族绵延千年的孔孟道德并不反感，反之他把“礼”抬到了很高的位置上来进行评价，认为“礼”是保证社会并行不悖的一剂良药。儒家道德作为法律制度的补充可以对社会治理产生不可估量的良性作用，所谓“克己复礼”就是要将法律无法到达的角落用道德和人性的光辉加以照亮，特别是人际关系中“礼”起到了维持人际交往良性平衡的显著作用。
中国五伦中最基础的父母之爱被梁实秋用最真挚的笔触来歌颂和书写，他在散文中深情地回忆了自己的慈祥和善的母亲以及磊落旷达的父亲。梁家子女众多，母亲为了照顾众多孩子和年老的公婆而夙夜操劳，梁实秋老了仍能深情地回忆起幼时自己半夜睡觉时，慈爱的母亲不忘时时起身帮他掖好被子，去清华学校回家，母亲必为梁实秋准备他爱吃的家常菜，这些微不足道的举动勾勒出了一位任劳任怨、含辛茹苦的慈母形象。①。梁实秋书写父子之情时也同样极富感染力，并对于父亲在事业和婚姻等方面的大力支持充满了感激。在梁实秋新婚不久，恰逢北伐战争的战火蔓延，梁实秋的父亲强忍着巨大的不舍之情敦促儿子与儿媳躲避战乱，抓紧离开，并勉励儿子要胸怀大志、四海为家。②这样一位明事理、有真情的父亲给予了梁实秋砥砺前行的巨大力量，也让作者本人深切地感受到了“父亲”儿子所担负的巨大责任。除却父母之情，对于恩师的感激和怀念同样贯穿了梁实秋的一生，例如教授国文的徐镜澄先生，梁实秋在不同文章中曾多次感谢徐老师对自己的知遇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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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梁实秋散文与明清小品........................................ 31第一节 “公安派”的“独抒性灵”的个性化写作 .................... 31
第二节 幽默机智而又理性节制的散文语言 ......................... 34
第三节 淳朴宽厚的平民情怀 ..................................... 35
第三章 梁实秋散文与明清小品
第一节 “公安派”的“独抒性灵”的个性化写作
中国的散文古已有之，在历史长河的发展中累积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而小品文在明代末期异军突起，成为中国散文史上一座绕不开的高峰，学术界称之为“晚明小品”。晚明小品从降世之日起就大放异彩，也被后世的散文家们广泛地学习和借鉴。周作人就专门指出：“如今的散文脱胎于宋明之际散文家们的作品，虽然在文字上略有差异，不过整体风格仍留有旧时的气味，更掺入了一些西洋的东西，便焕发出一些新的光泽罢了。”①梁实秋作为中国散文史上的重要人物，在散文的文学主张、内容选材及个性表达等方面无疑都与晚明小品文存在着异曲同工的相似之处。
明万历年间的公安派可以看作是“晚明小品”的滥觞，崛起于湖北公安的袁门三兄弟高举“反对拟古，独抒性灵”的旗帜对当时的文坛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冲击。他们明确提出单纯地摹拟古人没有出路，指出文章也应该随着世道的变迁而不创新发展。袁门三子从明末大思想家王阳明的心学论述中受到启发，颇具创新性地把“性灵”作为行文创作的出发点，强调文章必须要充分表达出作者的鲜明个性和独立思想，而不仅仅是对于古人的机械模仿，因此公安派的文学实践产物也被称之为“性灵小品”。袁门长子袁宏道在《叙小修诗》里通过赞扬袁中道：“然予则极喜其疵处，而所谓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饰蹈袭为恨，以为未能尽脱近代文人气习故也。”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与五四时期重视个性解放的主张达到了精神契合，现代许多学者都充分肯定了公安派对于中国白话散文的发展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在这一点上周作人和林语堂等人更是直接将公安派的作品定为白话散文的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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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