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朱天文的文学世界与焦虑意识
第一节 家学渊源与家国想象
一、眷村中的家国想象
朱天文于 1957 年出生，父亲朱西宁是随国民党迁居而来的军官。作为“外省第二代”子弟，朱天文从小生活在眷村的文化语境中。眷村是由 1949 年随国民党迁台而来的军民——“外省人”构成的军眷社区。在台湾当代文坛中，有相当一部分在眷村出生、成长，创作题材多集中于眷村中的人情世故和悲欢离合的作家，这些作家被称为眷村作家，他们的文学创作被称为眷村文学。除了朱天文和妹妹朱天心之外，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活跃于文坛的袁琼琼、张大春、苏伟贞、张启疆等人俱为眷村出身，他们的创作是眷村文学的有力组成部分。例如袁琼琼的《今生缘》、苏伟贞的《有缘千里》、《离开同方》、朱天心的《未了》、《想我眷村的兄弟》、张大春的《将军碑》、《四喜忧国》等小说作品都叙写了眷村这个相对封闭、自成体系、空间逼仄，鸡犬相闻的乡土社会与眷村人在这块乡土上共同度过的纯真自然、相濡以沫的美好时光。在朱天文的小说作品中，无论是其早期创作的短篇小说《青青子衿》、《小毕的故事》，还是中期创作的短篇小说《伊甸不再》，抑或是后期创作的短篇小说《世纪末的华丽》、长篇小说《荒人手记》，其中的主人公都出身自眷村，并且朱天文在他们的身上寄托了眷村子弟独特的家国想象与认同困境。因此，以眷村书写作为进入朱天文文学世界的路径，具有一定的有效性。
眷村是一个特殊的记忆场域。在“外省第一代”的记忆中，“彼岸”——中国大陆是曾经的家园，而“此岸”——台湾眷村不过是暂居之地。他们在小说文本中言说故乡与故国，流露出显著的怀念之情以及乡愁之苦。然而，相比“外省第一代”所拥有的以实在的地理空间为标志的家国认同，“外省第二代”在家国问题上充满疑惑：家国情感是否只是一种被建构的想象？文化乡愁是否只是以想象建构的文化乌托邦？可以认为，作为“外省第二代”的眷村作家心中充盈的家国情怀更类似于一种想象与建构。其中，“家”则指活在父辈的讲述中，从未涉足的中华大地，“国”是指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大陆。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下，“家”与“国”呈同构关系。因此，在眷村中，“外省第二代”以父辈的记忆建构了一个“国族神话”，其中连带着一种充满美化色彩的、被文化记忆与想象叙述建构的乡愁。眷村作为负载这个文化乡愁和国族神话的地理与文化空间，成为“外省第二代”心中真实的乡土，同时象征着“家”与“国”。
.........................
第二节 文学影响与时间体验
一、张爱玲与“张派作家”
朱西宁的藏书让朱天文很早地接触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硕果，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朱西宁早年极为推崇的张爱玲。1949 年，朱西宁随国民党军队到台湾后，背包里只放了一本张爱玲的《传奇》。之后，朱西宁和张爱玲有书信往来。并且，张爱玲曾把自己的作品赠与朱西宁——“一本民国五十七年七月初版定价新台币二十元、港币四元的《张爱玲短篇小说集》……扉页有张爱玲的黑墨水钢笔题字，给西宁——在我心目中永远是沈从文最好的故事里的小兵’”。朱天文曾在散文中回忆父亲把张爱玲赠自己的《张爱玲短篇小说集》给她看的往事：“有一天父亲从他房门背后的橱里拿出此书给我，说：‘这本书很好，你可以看。’当时我并不知张爱玲是谁，沈从文是谁，既然父亲说好，想必是好的。”因为这个契机，朱天文开始阅读张爱玲的作品、模仿张爱玲的美学风格。张爱玲的文学影响，可谓贯穿朱天文创作始终。
可以说，张爱玲构成朱天文所承袭的写作谱系。然而，张爱玲不仅仅成为朱天文的文学启蒙，她对台湾文坛影响巨大而深远。在此一方面，与夏志清、朱西宁、水晶、唐文标、胡兰成对张爱玲在台湾的经典化起到的推动作用87有紧密关联。因此，在台湾当代文学中，张爱玲作为一个非台湾本土出身，成长与经历也与台湾无甚关联，仅游访台湾数日的大陆作家，对台湾文学的影响之深，已经成为一门显学。朱天文后来回忆道：“关于张爱玲，大陆是比台湾晚了至少三十年。在台湾可以说，我们是读张爱玲长大的。弱水三千取一瓢饮，每人都从张爱玲那里取得了她的一瓢。”
张爱玲的这“一瓢饮”具体影响了哪些作家呢？张诵圣指出，20 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台湾文坛上活跃这一批出生于战后婴儿潮时期的年轻女作家，她们大部分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张爱玲的影响89。这群女作家也被称为“闺秀文学”群体，其中包括朱天文、朱天心、袁琼琼、苏伟贞、萧丽红、钟晓云等人。王德威在《从“海派”到“张派”——张爱玲小说的渊源与传承》中进一步把这批深受张爱玲风格影响的台湾女作家和另一批同样师法“张腔”的香港和大陆女作家共同命名为“张派”92。除了上述提及的闺秀文学群体，还有香港的黄碧云、李碧华、大陆的王安忆等人。“张派作家”的显著特征有二：其一，她们的阅读经验大都与张爱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例如朱家姐妹受朱西宁影响，不仅从小就熟读张爱玲的小说作品，而且自创作早期就一直对张爱玲其人其文进行模仿；其二，在文学实践上，这批女作家都从不同侧面继承并转化了张爱玲的美学特征。张爱玲关注琐碎细节的书写策略、以华丽写荒凉的美学风格，为这些女作家丰富、细腻的感官经验找到了形式上的方法论和审美上的美学观。与此同时，张爱玲给这些作家提供了一条书写“她们自身所经历的政治矛盾”93的抒情路径。概而言之，这条抒情路径是一种表达焦虑意识的美学策略。它旨在将写作的焦点放在敏锐而细微的感知力对个人情感的记录上，以此实现审美抒情对理性诠释的置换。于是，在对这种美学策略的文本实践中，这批女作家惯于搭建爱情故事的文本框架，将家国想象、都市文化等主题置放于女性视角中，在这个文本框架中将之进行重新言说。这种美学特色，在朱天文、朱天心、袁琼琼等女作家的一系列作品中屡次出现。
...........................
第二章 迷恋现世：“老灵魂”的生命焦虑
第一节 世纪末的生命焦虑
一、都市经验与世纪末“预言
在八十年代的台湾，都市正在蓬勃地发展。这种都市化浪潮以及随后的全球化进程对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的渗透已然成为作家无法逃避的叙事语境。从朱天文1987 年的《炎夏之都》开始，台湾急剧发展的现代都市文明进入朱天文的创作视野，对现代都市文明的观照自此成为朱天文日后创作的基本母题。在八十年代末的都市书写中，朱天文展现出显著的焦虑意识。张诵圣将朱天文归入“婴儿潮一代”226作家，意在点出此一作家群体与前代作家群在创作上的显著差异，正在于前者在八十年代末的创作展现为对历史大叙事的逃避，对传统人文价值的忽视，对生活情态与细节的重视。例如，朱天文在《世纪末的华丽》中书写了模特儿米亚在现代都市中的生命焦虑，其中折射出小说人物和时代同构的焦虑意识，迥异于前代作家所表达的“感时忧国”的家国情怀和国族认同的焦虑意识。朱天文灌注的是，都市的运行机制改变了都市人内在的时间感，由此让都市人难逃青春不再的焦虑与彷徨。正如沈从文所言，现代都市正如“一个荒凉的原野”227。其摧毁力量之大，可使在社会上具有高尚道德意义的观念和其间存在的生命未生先死，未老先衰。
在朱天文的小说中，这种未老先衰的生命焦虑是通过世纪末这一具有历史终结意义的时间点得以呈现的。在“世纪末”三部曲中，世纪末这个时间刻度占据重要地位。短篇小说集《世纪末的华丽》直接以世纪末命名，《荒人手记》和《巫言》多次出现“世纪末”这个时间意象及其变体。世纪末原本是一种源自基督教的精神传统。在欧洲 19 世纪将近终结的时候，工业文明的发展抵达一个巅峰，人的精神痛苦也随之剧烈膨胀，这使知识分子不得不对启蒙理性和历史进步观产生质疑。他们对现代化的危机感，凝结为对世纪末的焦虑。并且，由于世纪末象征着末日将至，因而人们普遍对世纪末感到恐慌。李欧梵在《世纪末的反思》中进一步指出，西方世纪末的华丽背后隐藏着一股浓厚的颓废气息。
.........................
第二节 未老先衰的“老灵魂”形象
在《世纪末的华丽》中，朱天文塑造了充满“老去的声音”的“老灵魂”人物形象。在这些未老先衰的人物身上，体现出深重的生命焦虑。 一、从“台北人”到“老灵魂”。
就人物类型和精神面貌而言，这种“老灵魂”可谓是六十年代白先勇《台北人》和七、八十年代乡土文学中台北人的续篇。六十年代，白先勇在《台北人》中刻画了自大陆迁居而来的新台北人，他们终日活在动乱的阴影和离乡的梦魇里，成为返乡不得的典型。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间，台湾乡土文学作品中最常见的人物形象是“经济起飞时期涌现的国内移民”。他们是另一类新台北人。例如黄春明的《苹果的滋味》、陈映真的《上班族的一日》、王祯和的《小林来台北》中的“进城者”，他们从东部、南部乡下到台北谋生，饱受城乡经验之间的撕裂之苦。这种痛苦与现代化都市中的阶级剥削，都市人日渐被异化的主体精神一起，构成了这群新台北人深重的都市焦虑。
在这个文学谱系中观照朱天文笔下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台北人，可以发现两者之间显著的差异。首先，无论是在先前的短篇小说集《炎夏之都》还是《世纪末的华丽》中，台北不是被描述为如炼狱般炎热的都市——“这座城市越来越热了”，就是被刻画成一个“沙漠”。在这样恶劣的都市环境中，朱天文笔下的台北人不同于白先勇笔下沉溺于故国乡愁的“迁居者”，也不同于乡土文学中被都市损害的“进城者”，她赋予笔下台北人对都市爱恨交加的暧昧性。这一点表现为这群台北人一方面对眼前的都市生活产生未老先衰的焦虑，另一方面又不禁沉溺于都市的华丽与刺激中，无法自拔。在这样的焦虑与沉溺中，这些台北人大多都化身为“老灵魂”，他们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肉身未老，灵魂先衰。
“老灵魂”这一人物形象最初出自朱天心的《预知死亡纪事》。张大春也曾在《一则老灵魂——朱天心小说里的时间角力》一文中，以“老灵魂”一词概括朱天心的创作风格。在朱天心的论述中，其笔下“老灵魂”的特征可概括为三点：第一，“老灵魂”满怀“向死而生”的觉悟：“比起你我，老灵魂们对于死亡是非常世故的，他们通常从幼年时期就已充分理解自己正在迈向死亡……”他们在生的过程中便一直在“凝视”死亡，并认为只有“向死而生”，才能获得真正的解脱：“在老灵魂看来，唯有能在生死之间作抉择的那种自由，才是真正的大自由……”第二，“老灵魂”的生命经验较他人丰富。朱天心在《预知死亡纪事》中指出，“老灵魂”比一般人多“累积了几世的智慧经验”。
.............................
第一节 世纪末的身份焦虑 ........................................ 76
第二节 被放逐的“荒人”形象 .................................... 80
第三节 认同困境与文明堕落 ...................................... 85
第四章 恐惧现代：“巫”的时间焦虑.................................. 91
第一节 新世纪的时间焦虑 ........................................ 91
第二节 抗拒现代的“巫”形象 .................................... 95
第三节 朱天文的“反现代”观念 .................................. 99
第五章 对抗焦虑与书写意义......................................... 105
第一节 凝滞当下：在“离题”中抵抗时间 ......................... 105
第二节 返身过去：从废墟中建构美学乌托邦 ....................... 112
第三节 书写意义：批判精神与抒情面向 ........................... 117
第五章 对抗焦虑与书写意义
第一节 凝滞当下：在“离题”中抵抗时间
一、焦虑意识与“离题”叙事
在“世纪末”三部曲中，不论是生命焦虑、身份焦虑抑或是时间焦虑，背后都是对单向线性时间流逝的焦虑。而朱天文在叙事策略上对焦虑的对抗，则体现出一种企图凝滞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上的努力。在小说中，这种将单向线性时间停留在当下的意图，是通过“离题”的叙事策略完成的。
物理时间无法逆转，而文学中有许多方法可使时间的进程减慢。作家可以随意拨动小说里时钟的指针，调整叙事速度。朱天文认为，作家通过对叙述速度的把握和控制，可以改变单向线性时间的流速和顺序，使时间得以延长与逆转。正如朱天文所言：“时间是不可逆的，生命是不可逆的，然则书写的时候，一切不可逆者皆可逆。”这种调整叙事速度的策略可从卡尔维诺那里得到论证。卡尔维诺指出：叙事是对时间的连续性的一种加工，是“采用延长或压缩的办法来对时间的行程施加影响”。例如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1871-1922）在《追忆似水年华》（ In Search of Lost Time，1905）中对人物内心世界的精致刻画，使一瞬间无限延长，有效地抵抗了单向线性时间的流逝。
在书写中，为了绵延时间，让时间凝滞在当下，抵抗对时间的焦虑，朱天文选择拖延结局，减缓小说中的时间流速。而拖延的方法，便是“离题”。所谓“离题”，在朱天文的观念里指的是对线性叙事的偏离：“从这里到尽头，最短的距离是直线，偏离，就能延长此距离……我选择离题。拖延结局，不断的离题，繁衍出我们自己的时间，回避一切一切，一切的尽头。”她曾在《巫言》中道破“离题”这一叙事策略是从卡尔维诺那里得来的启示:“可是我不想要快。策略很多，卡尔维诺的不失为一种”。卡尔维诺认为相对于“快”，作家可以推迟时间的进程，而策略就是小说书写中的“离题”。在《新千年文学备忘录》（Six Memos for the Next Millennium，1988）中，卡尔维诺把小说的“离题”比作两点之间直线的偏离。他引用意大利作家卡洛·莱维（Carlo Levi，1902-1975）评论《项狄传》（Tristram Shandy，1976）的话说道：“如果直线是两个命定且不可避免的点之间的最短距离，则‘离题’就可以拉长它”。与此同时，正因为“离题”的迂回复杂，线性时间会迷失方向，人们就能逃过线性时间的终结——死亡一劫。
.........................
结语 焦虑：“背向未来”的文化乡愁与书写危机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