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王安忆服饰书写的原因
第一节 生活经验的投射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曾经说过：“理解生活结构中重要的决定产生于童年早期。它使我们能够把童年经验、童年印象和童年态度和完后的精神生活种种连接在一个不容质疑的前后关联的模式中。”王安忆原籍福建省同安县，在她一岁的时候，就跟随母亲离开古都南京移居上海，居住在梧桐掩映的淮海中路思南路口的弄堂里。这里位居市中心繁华地段，周围的邻居莫不是家境殷实的“中等人家”和 1949 年后“那种比较收敛的资产者”。这些深居简出又高深莫测的居民，其日常生活都隐藏在一扇扇阔大而厚重的门扉后头，让人无从探究，但那明显不同于自家革命军人做派的着装打扮，为王安忆观察上海人打开了一扇窗口。
在散文《生死契阔，与子相悦》一文中，她详细描述了自己印象中上海“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的光景”，街心花园、红砖楼房、西餐社、电影院、菜场，自然还有形貌各异的上海男女：沪上有名的小儿科医生家打扮时髦摩登的大儿子，“穿一件雪白的衬衫，下摆束在裤腰内，四周松松的蓬着，西式短裤紧紧包着臀部，伸着两条长腿”；他的妻子亦是大气又时尚，“穿一身浅灰色西装，剪裁十分可体，白绸衬衣束在裙腰里，上装是披在肩上，头发是长波浪，直垂腰际”，就算在“文革”期间，也依然保持着自己的精致和美丽，“她身穿高统套鞋，提着铅桶，将头发编成两条辫子，因为天寒，而在头上包一块羊毛方巾，围到颏下，系一个结。看上去就像苏联电影里的女主人公”；还有绸布店老板的大儿媳，“她的装束比较素朴，印象中从未化过妆，可那一股摩登气是从骨头里透出来的”，即便多年之后再见，“依旧美丽动人”[1]。这些生于斯长于斯的地道上海人，让“移民”过来的王安忆觉得新奇又向往，他们的身上弥漫着上海中产阶级的人间烟火，带着颓废又华丽的气息，演绎着“上海的布尔乔亚”。从这些细致详尽的文字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作者在无意之中已经开始关注人物服饰，并对那个时代的服饰有了较为清晰直观的感受。
“早期的经验可以影响到文艺家最初的审美注意，这种审美注意又会影响到他后来创作中对于题材的选择。”[2]在王安忆的小说中，常有她印象中的这些摩登上海人的身影，《流逝》中的欧阳端丽、《妹头》中娴静雅致的母亲和气派体面的父亲、《逐鹿中街》中走在一起就像一幅美丽画面的陈传青和古子铭夫妻，还有《好婆与李同志》中从“灰色的双排扣的人民装”到“粉红的底上有回云状的黄褐花纹连衣裙”的军艺干部李同志……有记忆中丰富的服饰素材做底，再加上作者巧妙想象的搭配，真实丰满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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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古典美学的熏陶
读王安忆的小说，常常会被她字里行间的独特韵味所吸引，明明是一番热闹喧腾的人间烟火，却自有一派清幽文雅，就算是再熟稔不过的日常生活，在她的笔下也能散发出别样的诗意，显得情致绵长。在她的作品中时常巧妙地穿插着古典诗词，长篇小说《桃之夭夭》的每一章都以描写花的诗句为题，如“一枝梨花春带雨”、“新剥珍珠豆蔻仁”、“插髻烨烨牵牛花”等，精妙又妥帖地展现了女主人公静水微澜的平实人生；在《长恨歌》中王安忆别出心裁地借鉴了国画中“皴”的技法，为读者工笔细描了一幅幅纹理清晰的老上海社会景观；甚至还与戏曲相呼应，塑造了诸如李主任、郁子涵、“老大哥”等一系列气质沉郁的男性人物形象。这一方面是作家精彩的文笔使然，另一方面也与王安忆自觉的古典美学追求脱不了关系。她曾说：“古典文学于我是永远的欣赏，我完全放弃我的怀疑和判断，以一种盲目，迷信，甚至信仰去读它们，它们对我有一种先祖的意味，我别无选择，别无挑剔，我无条件地去敬仰和爱它们。”[2]这份深沉的喜爱使她在重视传统文学的同时，也自传统中汲取营养，自觉地在小说中融入古典元素。
对于王安忆与古典文学之间的关系，张清华在评价《长恨歌》时说过：“它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中国传统美学的神韵与叙事的模型。我相信这将是这部作品具有不同寻常的生命力的一个原因。”[3]董蕾评长篇小说《天香》时也称，王安忆“用尽了古典，情节与人物的设置、园景与人情的描写，都是一派顺畅通达的好文字，对涉及到的服饰、绣艺、器物、园艺的描绘更是古色古香，是现代白话中接近古典诗歌散文的意境”[4]。
在众多古典名著中，王安忆极为推崇《红楼梦》，她在复旦大学上小说课时，曾专节讲《红楼梦》，并对《红楼梦》提出独到的见解。她还特意将自己的一部散文集命名为《茜纱窗下》，正是取自《红楼梦》第七十九回，黛玉觉得宝玉所作《芙蓉女儿诔》中的“红绡帐里”太过庸俗，遂改为言辞文雅的“茜纱窗下”，而这也正应和了王安忆于世俗中求雅致的“情趣”，真真是相得益彰。至于她直接提到《红楼梦》的作品，更是不胜枚举。对于这部对她来说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古典名著，王安忆曾这般评价：“在小说，当推 《红楼梦》为上上品，书面语与口语之间，自如地进出和过渡，浑然天成。烟火人气熏然（染），一片世间景象，却又有仙道氤氲。是从天上看人间，歌哭逼真，几有贴肤之感，但不是身在此山不见真相。”[1]“一片世间景象，却又有仙道氤氲。”在她看来，《红楼梦》主要描述的是家庭闺阁的日常生活，但这种日常生活不是单调无聊、枯燥乏味的，而是富有情趣的，有一种蕴涵了丰富文化内涵的 “雅化”倾向。这种“言俗而意雅”的美学风貌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王安忆的文学创作，她的都市小说于浮华间渗透着雅致，乡村小说于质朴中散发着美感，都是颇为“雅化”的文本，无论是日常情境的描写、语言文字的雕琢还是生活品味的呈现都流露出崇尚雅致的审美情趣，并且这种对“雅化”的追求也是通过对日常生活的刻画来体现的，这其中也较为突出地体现在对人物服饰的描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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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王安忆服饰书写的艺术张力
第一节 服饰书写与人物形象的塑造
在王安忆的笔下，充斥着一批忙于生计、平凡普通的小人物，他们身着不同时代的服饰，在历史浪潮的裹挟下热热闹闹地朝我们涌来。从作家笔下男女服饰话语中，我们不仅可以识别他们的身形外貌以及所处的时代、阶层，还可以读出他们的性格、心理甚至命运变迁，这离不开作者有意识地将服饰与人物情感相交融，服饰成为人心灵的代言人，不同的颜色、质地、款式都在进行着无言地倾诉。因而，王安忆作品中的服饰书写，对于其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烘托人物心理
服饰作为一种物质产品，本身并无思想可言，但是当它被人们穿戴在身，与着装者形成一个完整的服饰形象时，就会脱离其单一物质性而拥有了丰富的表征功能，不仅会影响穿着者的心理状态，甚至会左右观察者的情绪思想，这一点是其他文化，诸如酒文化、饮食文化及美术工艺品所替代不了的。王安忆正是因为深谙此间道理，所以在小说中充分利用了服饰描写来烘托人物的心理活动。在王安忆的笔下，看似不经意的服饰描写成为烘托人心的有力工具。她充分调动自己的亲身体验，发挥自己的艺术想象力，将服饰本身的功能和服饰表达穿着者个人意识和内心世界的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塑造出一个又一个各具特色的人物典型。
《香港的情与爱》写一个三十多岁的离异女人逢佳，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不惜用青春和身体做赌注，与经常往返于纽约和香港的富商老魏进行了一场各怀心思的情爱交易。灰暗窘迫的处境使她急于通过老魏实现自己的“美国梦”，所以第一次见面，她便迫不及待开始了猛烈地进攻，“她穿一件宝蓝色的羊绒衫，下身则是一条翠蓝的长裙，脚下是一双蟹青蓝的皮鞋，耳环是硕大的湖蓝的一对”[1]。这一身醒目的穿搭是逢佳“精心设计”的战袍，她带着浓郁的就要喷薄而出的“期待”前来赴宴，希望能成功搭上老魏这块跳板，但是却事与愿违，无功而返。但逢佳却也并未因此而气馁，接下来的几次见面，她要么是“黄色的拼盘”，要么是“多色混搭”，始终保持着饱满的战意攻陷着这座名为“老魏”的堡垒，在叫人眼花缭乱的服饰下，隐藏着她为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执拗。可是老魏模棱两可暧昧不清的态度，渐渐浇息了逢佳的熊熊战火，她从最初的自信张扬变得焦躁无措，“脸上也有了认命似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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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服饰书写与故事情节的架构
在现实世界中，服饰作为生活必需品，由其带来的话题和矛盾之多自不必说，那么在文学作品中，人物与服饰之间的纠葛也不在少数。小说中有些服装饰品看似无关紧要，殊不知有时候它们的出现实际上是作者的有意安排——充当伏笔或线索，使小说情节过渡更加平顺合理，有的甚至成为了矛盾缘由的具体指向。
如《冷土》中的农村姑娘刘以萍，在努力和运气的双重助攻下，终于如愿地进入了梦寐以求的城市，但是长期以来的农村习气却使她与光鲜亮丽的城市格格不入，但是即便如此，也没有动摇她积极融入城市生活的决心，她努力地学着身边同事的言行举止和生活做派，抹香脂、烫头发，穿时兴的服装。但是再如何模仿也只能是懂得皮毛，她依然难以把握流行时尚，这从她选择呢子外套的颜色上足以看出。为了相亲穿得体面，她决定为自己买一件长大衣，舍友小邵为她推荐黑色，她却因联想到农村小姐妹们日思夜想的黑色灯草绒外套没有采纳小邵的意见，又因大学同学的一句“红色真是乡气”而否定了紫红色，最后依着自己喜欢鲜亮色彩买了翠蓝格子的大衣。她看着“玻璃窗里映出的自己，很陌生，
变成另一个人了，另一个比自己好得多的人，不再是那个大刘庄的刘侠子”[1]，殊不知这鲜亮的色调与她黑黄的面庞并不相称，小而密集的格子图案没有衬出呢子外套的质感，反而使她显得沉闷又土气，可想而知，相亲对象并没有对她表现出进一步交往的意思。刘以萍甚是失望，可却不明白到底是因为什么。直到她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了迎面走来的文工团的女孩子，“其中有一个高高的姑娘身穿一件黑色的呢子外套，围一条鲜红的短围巾，黑的使红的更红，红的使黑的更黑，反过来又加强着红的鲜亮，十分富贵而漂亮。刘以萍不由停住脚步，目送着她们远去，眼睛一直盯着那纯黑的外套和那一点红。这才发现小邵意见的英明正确。呢子外套确是黑的好……也许今晚穿黑的，那小薛就不至于……”[2]。这件事情对刘以萍的打击有些大，第一次相亲就被来自大城市的小伙子嫌弃，这使想脱离农村从此驻扎城市的她难以接受，“她发了狠，一定要在城里找个好样的”[1]。从此，她格外注重自己的穿着打扮，但是毕竟在乡村中生活了多年，在大自然陶冶下已然定型的审美观念很难彻底的改变，而同样难以改变的还有她的择偶标准，“她选爱人和她选衣服一样，总是独立地去欣赏，而不问是否适合于自己”[2]。在这里，作者似乎就已经隐隐透露了刘以萍接下来的感情结局，单从选择衣服来看，刘以萍就是一个有些盲目又固执的姑娘，她不接受别人的意见，一门心思地按着自己的心意来，结果却往往事与愿违，却也为时已晚。果然，她自以为良缘佳婿的小谷其实是个软弱又没有担当的男人，去领结婚证的当天，她郑重其事地做了一套浅灰色的西装，而对方却仍是一身沾了粉笔灰的旧卡其布衣服，她认真虔诚地填表时，他却悄悄问办公人员离婚容不容易。不恰当服饰造成的相亲失败一方面加快了刘以萍想通过结婚获得城市人身份的举动，另一方面也预示了刘以萍接下来的命运走向，由此可见，服饰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作者通过服饰设置情节冲突，使服饰成为贯穿小说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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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王安忆服饰书写的思想深度....................... 36第一节 对城市精神的探索........................ 36
第二节 对女性命运的沉思.............................. 40
第三节 对城乡差距的关注.................. 44
第三章 王安忆服饰书写的思想深度
第一节 对城市精神的探索
20 世纪 90 年代，上海掀起了一股巨大的怀旧浪潮，以三四十年代“老上海”为模板的音像制品和消费场所欣欣然地冒了出来，“上海”又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文学领域，这股怀旧风最初表现为 20 世纪 80 年代的“张爱玲热”，后在众多作家和研究者的推动下，以势不可挡的速度迅速蔓延开来，老上海魔幻迷离的面纱撩拨起人们的怀旧热情，王安忆更是其中不遗余力的参与者。值得注意的是，王安忆的怀旧文本并不是单纯的对旧时代的临摹和铺陈，而是渗透着她对当代上海城市精神的反思和文化重构的强烈意愿，服饰话语在其中充当了重要作用，它们既是旧上海繁华魅影的见证者，也是精致优雅的布尔乔亚精神的传承者。细读她的小说会发现，作者在塑造那些曾经历过旧上海辉煌时期的人物时，并没有将他们在“上海小姐”时期的风光一时作为作品着意渲染和回味的重点，而是更看重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匾乏”期、文革动乱十年以及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消费主义大潮中，这些人物身上历经世事打磨沉淀下来的精致优雅的贵族气质，他们的服饰除了起到表明人物身份、烘托人物性格等基本的文学功用之外，还额外承担了一种文明教化的意味。服饰文明负载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和社会内容，对某个时期服饰风格的偏好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其所在时代的文化精神的认同，这在王安忆的《长恨歌》、《文革轶事》、《桃之夭夭》、《妹头》等颇具时代特征的小说中有着突出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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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