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文学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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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字数:**** 论文编号:lw202320411 日期:2023-07-20 来源:论文网
本文是一篇文学毕业论文,笔者以掌握的资料为依据,对他文学教育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梳理和分析,以期更系统地了解其思想,并为我国当代文学教育的改革提供启示和借鉴。

第一章 闻一多文学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形成原因

第一节 知识传授、方法指导、思想教育三者结合——打开鉴赏古典文学之窗
从文学教育的具体内容来看,文学教育包括文学创作、文学鉴赏、文学批评、文学知识和文学理论。学者陈平原曾说过:“大学之反哺社会,不仅仅是人才与技术,更包括风气的养成、道德的教诲、文化的创造。”①而这一切基于对学生德、才、智等多方面的培养。在闻一多看来,文学教育作为一种手段,真正的落脚点在于对学生学术精神的培养与健全人格的塑造。因而相比于知识的传授,闻一多更注重方法的指导和精神的熏陶。他主张立足于古典文学,让学生掌握鉴赏文学的正确方法,提升感悟与分析能力,获得传统文化的精髓。同时,在吸取精髓之后,还要积极进行思考,提出创见,不可拘泥于前人的态度与观点。他将知识传授、方法指导与思想教育三方面结合,为学生打开了鉴赏古典文学之窗。
一、知识传授
闻一多所讲授的课程涵盖古典文学的方方面面,包括古代神话、《诗经》、《楚辞》、《周易》、唐诗等。通过讲解《楚辞》,他重估了屈原的历史身份和地位;通过讲《周易》,他用文字训话从书中找出了新的社会史料。他崇尚原始、质朴、健康的诗风,常用生动的语言为学生描绘《诗经》中的动人场景、唐诗中的盛世辉煌,相应的,他厌恶某些诗歌中“扭扭捏捏”的感情和华丽藻饰的用词,所以他不谈六朝的“靡靡之音”,也从不讲词曲。

在进行知识传授的过程中,闻一多常常告诉学生“诗无达诂”,即每一首诗歌的内涵都具有多义性,不能拘束于其中的一个方面,而应该凭借自己的才智领悟出诗歌的内在境界。诗歌的价值越高,被重新诠释、理解的可能性就越大。如对于李商隐《锦瑟》的内涵,自古以来就存有各种不同的见解,有人说是李商隐为哀婉逝去的爱情所作,有人说是李商隐因自伤身世所写,还有人将它理解成政治讽喻诗。闻一多从来不为某一首诗歌确定“标准答案”,他鼓励学生自己去理解、感悟,结合历史背景和作者的生平经历去体味诗歌的深意。之所以抱有这样的态度,是因为闻一多认为刻板式的教育方式会“毒害”学生在文艺方面的天分,他自己就曾因想法出奇而被老师否定,他“失望极了”,“心里却又有那么多的意见”①,只好转而写诗了。

同时,在进行知识传授的过程中,闻一多更看重在诗歌发展中做出关键性贡献的诗人,以此鼓励学生发扬创新精神,投身新诗创作。如对于初唐四杰和张若虚这样承前启后的诗人,闻一多从不吝惜溢美之词;对陈子昂、孟浩然这样对宫体诗的余毒起净化作用的诗人,闻一多更是极口称赞,津津乐道,大讲特讲,赞扬他们为盛唐诗歌扫清道路、开创局面的伟大功绩。他一直本着“古为今用”的精神,希望学生们能从这些诗人的诗歌中吸取宝贵经验,学习开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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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从崇尚“三美”到鼓励“鼓点”——构建新诗世界
“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教育的新时期,主要标志是一种新的语文形式进入了传统文学教育的固有阵地,开创了白话文与文言文并存的新局面。然而在新文学方面,作为老师的闻一多似乎并不愿将新文学的相关内容纳入自己的课堂。清华大学中文系的一个学生曾公开表示自己对于本系的失望,因为清华中文系的教授如闻一多、朱自清、俞平伯都是新文学家中的佼佼者,然而他们在课堂上却不谈新文学。闻一多甚至曾坦白地对新生说:“这里中文系是谈考据的,不是谈新文学的,你们如果不喜欢,请不要到中文系来。”②然而,闻一多一向是鼓励学生进行新诗创作的,他在诗歌批评与诗歌创作方面的观点和态度也深深影响着他的学生。
闻一多自身的诗歌创作集中于赴美留学和刚刚回国的阶段。在早期,闻一多深受“西方之济慈”和“东方之义山”的影响,更多地强调“艺术为艺术”,从唯美和超功利观念出发,着意诗的艺术美和形式美,不免忽略了诗歌自然朴素的特质,在艺术的象牙塔里写就了《红烛》;到了中期,《红烛》的浪漫主义气息逐渐消减,在诗集《死水》中,闻一多变直抒胸臆为情愫的客观对象化,将感情更多地藏于意象之中。且《红烛》中常出现的那个离别家乡、孤苦悲凉的小“我”形象也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广阔的社会内容和更深沉的情绪,虽仍带有自我色彩,却更具普遍性价值。在创作《红烛》和《死水》两部诗集的前后,闻一多崇尚“三美”的美学主张,即新诗要具有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

闻一多所提出的“三美”的美学主张,对于新诗的发展有着独特的意义。新诗诞生于五四运动前后,是一种有别于古典诗歌的、以白话作为语言手段的诗歌体裁。在诗歌的创作方面,在当时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受“复古”思潮影响,认为诗歌应全部以旧诗,尤以唐诗为典范;一种是全盘舍弃旧诗,以学习西方诗歌为目标。对于第一种倾向,闻一多予以驳斥——“自唐朝起,我们的诗发育到成年时期了,以后便不大肯长了,直到这回革命以前,诗的形式同内容还差不多是当初那个老模样。”①他认为,如果完全沿着旧诗这条路继续走,必定会走入绝境。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观点,是因为闻一多不仅了解中国诗歌的发展史,而且亲眼目睹了以旧诗为导向的创作逐渐走向僵化的过程。在当时,旧诗所使用的词汇与日常语言严重脱节,在形式上的种种限制也不足以表现复杂的社会生活,给诗人们的思想造成很大束缚,呈现衰落之势。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对某种文体衰落的原因有过明确的阐释:“盖文体通行久矣,染指遂多,自成习套。”②在这样的情况下,就算是极富才华之人也难以自出新意,唯一的办法只能是构建新的文体,在新文体的框架中一展才华。在闻一多看来,诗歌应该表现时代精神,诗人如果只忙于复古,而没有“理会时代”,结果自然会被未来的时代所抛弃和忘记。1944 年,西南联大新诗社成立时,在与社员的交流中,闻一多教导他们说:“旧文学中最好的是诗,现在作诗的人,渐渐有意无意地复古了。作新诗的人,如果被旧形式蒙蔽,往往会走向象牙之塔。”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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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闻一多文学教育的实践方式及成果

第一节 风格独特的课内授课方式
教育家赫尔巴特曾说过:“教育者本身对于学生来说也是一种丰富而直接的经验对象。”②他认为,作为教育者的教师与作为被教育者的学生在课堂上互相交流,通过语言的传达共同发挥想象力,在这样的教学过程中,已故的历史人物和文学作品中的人物都可以获得新生命。而教学的重点仍在于教师,如果教师的想象力丰富,语言生动活泼,那么学生便会“随着他的想象而想象”,由此教师与学生可以成为“伟大的、精选的伙伴”。

文学作品是文人内心情感的外化,而教师与学生又是带有感情色彩的个体,由此决定了文学教育必然带有情感性特征。在教学过程中,只有作者的情感与师生的情感实现交融与统一,才能在教师、学生、作者三者之间产生共振,才能使教学产生美。据闻一多的学生回忆,由于闻一多平时勤于钻研,积累丰厚,对现实观察深入,因此,他的授课方式不仅富于学术性、启发性,而且精彩动人,形象而富有诗意,让人心领神会,妙趣自得。总的来说,他的授课方式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入情入境

美国教育家杜威极为重视情境对于教学过程的影响力,他曾说过:“我们主张必须有一个实际的经验情境,作为思维的开始阶段。”①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也提到过加强情境教学的作用,他认为,“环境的美观是由于天然的和人造的景物的和谐而造成的,这种和谐唤起了人们欢乐的感情”②,当环境恰到好处的时候,便可以以鲜明的形象、画面和印象为学生的思想意识提供“养料”,带来美的印象。闻一多也深谙“情境”对于教学的意义,他常常将学生带到山川秀丽之地讲解诗歌,以更好地体会诗歌意境;在青岛大学授课期间,他还特意申请把课调到晚上七点钟,以求一种昏暗悠远的意境。等到了时间,他“高梳着他那浓厚的黑发,架着银边的眼镜,穿着黑色的长衫,抱着他那数年来钻研所得的大叠大叠的手抄稿本,像一位道士样地昂然走进教室里来”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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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丰富多彩的课外实践活动
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学生在智力、道德、审美、身体诸方面的发展和完善,大部分都是在课外发生的,课堂学习只是学生全部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此外还应有激发、发展和满足与必修课没有直接联系的多种多样的智力兴趣的各种课外活动,让这些活动带给参与者欢乐与自豪。①尽管闻一多对于课堂教育极为重视,但他也并不认为课堂是唯一可以进行教育的场所。他曾慨叹说:“学岂必在课堂乎?”②在课堂之外,他对学生的实践活动同样给予重视,并多次参与其中。他通过演讲、座谈、指导社团活动、带学生采集民谣等各种课外实践方式教育和指导学生,引导他们更深入地了解文学的广阔世界,理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内涵,主动担当起为国家、为文学而努力奋斗的职责。在多种实践方式中,以指导社团活动为最主要的实践方式。

1938 年 11 月,一部分联大学生成立了“联大剧团”。剧团首演的是抗战话剧《祖国》。这是联大外文系教授陈铨根据外国剧本改编的多幕话剧,也是西南联大到昆明后上演的第一部话剧。剧情所描写的是在日军占领下的某个城市里,一位教授不顾个人安危,与他的学生及工人们共同反抗日军与汉奸的压迫,最后为祖国壮烈牺牲的故事。话剧所表现出的精神引起了闻一多的共鸣,他亲自担任舞台设计与制作工作,在带领同学们安置布景、道具的同时,还对戏剧细节提出自己的意见。他认真的工作态度影响着在场的所有师生,他不仅在舞台的细节上一丝不苟,对剧本中一个小小的问题也会与人展开激烈的辩论。就连编剧陈铨教授都为此感慨:“假如这一次公演,能够有相当的成功,那么闻先生是我们第一个功臣。”

在精心的设计和紧张的排练后,1939 年 2 月,这出话剧在昆明的演出引起了轰动,后来连续演出 8 天,连重庆、上海等地的报纸都刊登了这次演出的盛况。而后在曹禺的戏剧《原野》排演中,闻一多又担任服装设计,同时也负责舞台布景,布景有的是他自己设计并亲手绘制的,有的是他指导艺专的同学制作的。因其有丰富的舞台设计经验和强大的影响力,1944 年,西南联大学生文艺团体“剧艺社”特请闻一多来指导社团活动。自此,他为学生戏剧创作和排演活动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不仅会到场观看演出,而且还会到后台与同学们进行交流,指导社团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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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闻一多文学教育的意义和启示..................... 41
第一节 人文精神的融入...............................41
第二节 中西方文化的交流.................................47
第三节 审美教育的重视.........................50

第三章 闻一多文学教育的意义和启示

第一节 人文精神的融入
现代人文精神是以人作为终极关怀对象,以彻底的人道主义为至高无上原则的一种精神。②以这种精神作为标准来评判文学教育,可以确定文学教育的真正核心——追求真、善、美。今天,应试教育使我们的教育方式偏重于工具主义,学生在大多数情况下无法得到美的体验,感知文学作品的温度,更得不到精神上的熏陶,文学教育中的人文精神逐渐流失,让学生失去了对真、善、美的追求。
自古以来,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类都把追求真、善、美作为自身的价值理想。“真”体现在艺术作品需蕴含真挚感情的要求,也体现了对真理的终极追求;“善”是对道德的肯定和渴求,饱含人类的人文关怀;“美”是对美及其艺术表现历程的关注和反思——三者共同构成了哲学的“智慧”。关于真善美的智慧,就是最高意义上的“人文精神”。美学家朱光潜先生认为,物有真、善、美三个方面,心有知、情、意三个方面,教育分为智育、德育和美育,恰是从真、善、美三个角度出发的。“智育叫人研究学问,求知识,寻真理;德育叫人培养良善品格,学做人处事方法和道理;美育叫人创造艺术,欣赏艺术与自然,在人生世相中寻出丰富的兴趣。”①这三者应该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缺一不可。闻一多同样看重对于真、善、美的追求,具体表现如下:
在关于“真”的问题上,闻一多一直强调创作文学作品要“发之于心”。美的情感必须是真挚的,如此方能称得上是美。这里的“真”,是情感自身的真。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对于诗词中的“真”有这样的诠释:“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装束之态。”②之所以有这样的“大家之作”诞生,是因为作者“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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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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